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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揚眉女子:我們不是第二性

20歲尼泊爾少女不理父母反對,當上工會代言人 :終有一天他們會為我驕傲

2018/01/04 , 採訪
陳娉婷
photo credit: 陳娉婷
陳娉婷
迷信文字的人。

20歲,花樣年華,剛進大學的你,對一切新鮮事躍躍欲試:讀書、拍拖、上莊、住hall、兼職,內心的慾望快要滿瀉,卻不懂取捨,到底要把那個選擇優先。一天24小時不長又不短,若人沒有指向,自由只是浪費,存在變得虛空。

也是20歲的尼泊爾少女Nami則志向清晰,選擇把幫助別人放在第一位。兩年來,她都是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FADWU)的組織者,奔走於學校、示威場所、勞工論壇之間。白天,她是修讀航空管理的酷女孩;下課後,她便成了「憤青」,上電台或論壇為南亞裔外傭發聲,或幫助她們追討工資。

採訪當天,她化了點妝、穿著扣鈕襯衣,看上去挺成熟,手裏卻笨拙地拿著一袋二袋的雜物,揹著大書包疾步跑來,坐下來仍不斷喘氣,頗為狼狽。一問之下,她才苦笑說剛考完期終試,連午飯也沒有吃,便趕來為婦女組織做分享。說起代言人的工作,她露出稚嫩的笑容:「其實我一開始什麼都不懂,只想要份工,是工會令我成長,令我敢在幾百人面前為弱勢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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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娉婷
Nami才20歲,已多次被工會推舉在電台、記招、論壇為女傭發聲。她在外為工人爭取權益,在家則要和父母角力,爭取自由。
父母是工人階級,更能同情家務工處境

Nami生於香港,父母是尼泊爾人,雖不是家務工,卻與大部分少數族裔家庭一樣,位處香港社會的基層。她的爸爸是地盤工人,媽媽則在理髮店幫人洗頭,「父母從事比較低端的工作,令我更能同情外傭、勞工的處境。」

在弟弟剛出生那一年,在職的父母不得不聘請外傭分擔家務,Nami說一家人都待她如姊妹一樣;沒有外傭的幫助,父母根本不能無後顧之憂地工作。但在報紙上讀到的,卻盡是惡毒僱主的新聞:「外傭被毒打,被迫睡在廁所,像奴隸一樣。身為有血有肉的人,我讀後很不開心。」

懷著一份惻隱之心,沒有社運經驗、沒有專業知識的她,報名應徵FADWU的組織幹事。她毫無準備,被問起會如何幫助工人,只硬著頭皮答:「我不知道怎樣幫,只是很想幫,讓她們知道自己的權利。」Nami尷尬笑說:「我真的沒有信心,另外兩位朋友更能勝任,他們有經驗、有CV、有知識。」

或許是初心純粹,在族裔上也與外傭親近,組織選了這名善良的尼泊爾少女。Nami笑說,負責面試的工會發起人之一Leo成了她的恩師,教導她以真誠對待受苦難的人:「我懂得一點印度語,曾跟隨Leo探望一名印度外傭,看見他親自掏錢為外傭購買手機,大受感動。」她續說:「這已經不是工作了,是人性的關懷。」

大學二年級剛開學時,她忙得透不過氣來,曾一度打算退出組織,也是Leo勸她堅持下來的:「他說會盡量配合我的時間表,但叫我不要離開工會。」Leo於她,是老師也是長輩:「我很尊敬他,我都叫他做Grandpa。」

尼泊爾外傭:是同鄉,也是雙重邊緣人

經過兩年的工會訓練,Nami已成一名熟練的組織者,常會想到不同點子,為這班東南亞婦女充權。她自喻為「變色龍」,一時是英文老師,教外傭英文,好讓她們能讀懂、聽懂日常生活的資訊;一時是翻譯者,陪同外傭到法庭或大使館爭辯;一時是法律顧問,為她們解釋合約條文,以及開班教授人權及勞工權益。

工會內5個東南亞及本地群體中,Nami最投入服務尼泊爾的女傭,是自己的同鄉,也是最小眾、最被邊緣化的社群。她說,這群女傭只有約500人左右,「與主流的菲傭不同,她們的英語不太好,大部分只懂得講尼泊爾話,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很易受人剝削也不自知。」

經工會調查後,Nami也發現尼泊爾女傭工資低下,平均只有1200元,遠低於港府規定的工資4310元——更荒謬的是,這些女傭從未被告知有「法定工資」這回事。「還未計她們為了前來香港,欠下一大筆債務呢?工資那麼低,一輩子也還不清。」

她又指,尼泊爾在東南亞很落後,沒有中介機構安排訓練及介紹女傭來港工作。她們大多只找一個經紀人作擔保,與香港僱傭機構交涉,很多時合約談成了,介紹費收取了,工資卻不達法定金額,由僱主或經紀人中飽私囊,「懵懂的她們被騙簽下同意書,誤信2000多元已是高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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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職工盟
Nami到電台講述尼泊爾外傭被剝削的情況及工作環境的不堪。
走向國際論壇,為東南亞移工發聲

幾個月前,Nami第一次走向國際,飛到菲律賓參加東盟十國(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的移工論壇,代表FADWU發表演說,呼籲十國代表重視家務工的聲音,爭取婦女組織工會、把女傭納入勞工法保障範圍,以及增加法定假期。

Nami說,她從前很害羞,上課匯報也會怯場,這次是「大突破」,要對著國家代表、國際勞工組織、各大傳媒發表演說。「攝影燈光閃個不停,幾百人定晴看著我,不時提出問題,我很緊張,但最後很成功,官員們對家務工工會的工作很有興趣。」

這次機會也令她見識不少,Nami發現香港是少數賦權及承認女傭組織工會的城市,東盟十國中沒有一國設立這類組織,連發展成熟、大量女傭進駐的新加坡,也沒有專門為家務工而設的工會。

Nami很感激FADWU的前輩,能給她這個小薯幹事發揮的機會,擔當工會代言人:「我以往不敢與陌生人交談,但現在已習慣上電台、電視發言,當傳媒問起時,我會勇敢闡述女傭遇到的難處及剝削,堅定不移為她們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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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職工盟
去年10月,Nami代表工會在東南亞移工論壇發言。
父母反對女兒走在前線:「不想她和家務工為伍」

然而,回到家中,Nami的理想卻受到衝擊。父母起初只視工會幹事為一份兼職,沒太大反應,但當Nami愈來愈投入,在報紙,乃至電台、電視上發聲時,父母開始憂心,不想女兒與家務工為伍。

「這是種族內的歧視,特別發生在尼泊爾、印度等地,同一族裔的人看不起自己,工人歧視工人。」她的媽媽認為家務工地位低微,又誤信社會定型,以為女傭貪錢、懶惰,一到假日便聚在一起聊八卦,找男人尋開心。「媽媽會說:不要為她們(女傭)工作,辭職吧!」

Nami的爸爸不喜歡女兒拋頭露面,但比較開明一點:「爸爸是地盤工人,覺得我為勞工發聲,某程度上也在幫助他。」去年10月,Nami被工會推舉,飛到菲律賓參加東盟十國會議,爸爸為此感到非常自豪,「他把會議的相片上傳到facebook,說:看!這是我的女兒。」

不過,媽媽的態度依然冷淡,Nami裝出她一臉不屑的樣子:「哼,又是家務工。」樂觀的Nami則以戲謔、輕鬆的方式應對家人的反對:「我會打趣說,哦,你是不是妒忌我呢?」然後一家人便捧腹大笑,少女則在內心祈禱,媽媽有天也能為她感到驕傲。

父母來港追求自由,卻以傳統約束女兒

Nami形容父母為保守、傳統的尼泊爾人,對女兒的管教更是嚴厲:Nami若和朋友逛街,必定要8時半前回家,事前要說明「和誰去、去哪裡、為何去」。女兒早就成年了,父母卻不允許結交男朋友——除非是以結婚作前提。

Nami苦笑說:「我很羨慕我的香港朋友,她拍拖可以和父母講,也可帶男孩回家見家長。」在她眼中,華人家庭已很進步、開放,「若我有男友,父母不會讓他踏進家門半步。對尼泊爾女孩來說,戀愛就是秘密。」

但Nami分享說,父母年輕時才是最前衛、最顛覆傳統的人;在尼泊爾種姓制度下,兩人分屬不同階級,門不當、戶不對,不能締結成夫婦,也被親戚大力反對。當時兩人只有20歲,母親卻已懷胎,私奔遠赴香港去,只為追尋戀愛自由。

「但他們老了,又用傳統一套教育我。可能想保護我吧,不想我像他們一樣。當年,我就是母親肚中的責任。」Nami說,父母連卡拉OK也不准她去,說是品流複雜,又要求她打扮要再斯文、女性化一點。她語帶反叛和俏皮道:「但我就是大咧咧的!在家愛穿短褲,有點像tomboy,這才是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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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娉婷
Nami說自已像半個男孩,有時很粗魯,性格也較爽直。
後記:在外爭取人權,在家爭取自由

雖然是家務工工會的代言人,Nami始終是剛滿20歲的少女。在外頭,她為家務工發聲,外表強悍而美麗,向資方追討工資,上電台揭露僱主暴行,擇善固執;在內心,她卻與一般妙齡少女一樣柔軟,有戀愛、朋輩的心事,亦要和父母角力,爭取自己想要的自由。

「我中學在英文學校讀,因此中文不好,上到大專,身邊全都是香港同學,才發現自己是少數。」進了大學的這一兩年,她才開始接觸香港文化,知道譚仔、高登、飲茶、淘寶為何物,結交到一個本地閏密。

但最大的影響,還是加入了FADWU,令她在知識或膽識上長進:「婦女能自我充權,雖然工會或Leo影響我很多,但最終選擇權都在我的雙手,是我決定要為工人發聲的!」

核稿編輯:周雪君


揚眉女子:我們不是第二性:

「性別不平等仍然存在,只是變得隱晦了。」天水圍師奶說出洞見。現代女性不用束腳,可以在職場上馳騁,就代表社會對女性的壓迫消失了嗎?欣宜肥胖的身體被封殺、97%的家務料理者是女性、外傭清一色是女性、殘障性服務鮮有女性份兒,這些鐵證都在透露著一個公開的秘密:女性仍然是第二性,她們的性慾、身體、自由被輕視,扮演著從屬和依附的角色;這種不被看見、不自覺的歧視,有如暗湧般在社會上蔓延。攝影展《她們的凝視》以鏡頭紀錄女性對社會歧視的眼神控訴,記者走訪了其中三位——女殘障者、主婦、女傭,發現她們被壓迫的處境各異,吶喊卻是一致的:她們想重奪人生的自主權,為姊妹們吐氣揚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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