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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新媒體的求生之路

對抗政商打壓 各地新聞媒體如何尋找資金營運?

2016/04/26 , 新聞
TNL香港編輯
Image Credit: Simone Golob / Corbis /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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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程玉然

常言傳媒作為第四公權,監察社會、促進信息自由流通,新聞自由是民主社會的重要資產。若新聞自由出現赤字時,便是危及社會資產。在這個世代資金來源也是時候改變了,全球多國正為媒體尋求新營運模式,以媒體融資、獨立基金及眾籌等新方案,保護媒體免受打壓或商業市場左右,不必姓黨,亦不用聽從老闆發落,得以發揮應有公權力。

MDIF:為沒有新聞自由的85%提供機會

新聞自由非必然,根據美國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數字,縱觀全球,無法享有獨立媒體的人口比例高達85%。來自塞爾維亞的傳媒工作者Sasa Vucinic本身便受極權監控之苦,在祖國創立國內首個獨立媒體B92,屢遭打壓。他有感打壓手法雖然層出不窮,但亦不離控制經濟資金及資源,不論是廣告收益,或是控制其他必要工序,如禁止印刷廠承印報紙,皆可扼殺媒體。

為了協助同路人建立獨立媒體,他成立媒體發展貸款基金Media Development Investment Fund(MDIF,舊稱「新聞自由債券」),提供各種融資或集資模式,讓投資者按項目的經濟可持續性及社會影響力,選擇投資於各國獨立媒體,支持他們獨立發展。Vucinic起先於1995年向著名投資者索羅斯成立的開放社會研究中心(Open Society Institute)商討開發此基金,索羅斯當初並不相信Vucinic的主意可行,向他批出50萬美元只為證明「他永遠不會成功」。

Vucinic作為首個媒體銀行家,為確保投資能獲善用,必須深入了解各個接觸他們的媒體所處狀況。至2013年,MDIF已協助全球超過20個國家超80多個項目,批出4000萬美元資金。資金準時收回的比率高達97%,而這些融資項目正在收取5%甚至7%的年息。可見媒體不一定只能像傳統概念中「燒錢」,只要尋找到適合的商業模式,亦可以是有回報的企業。

獨立資金 成就更高質素傳媒

Journalism Fund多元資金來源創立基金,並本以「傳媒無國界」的精神,供歐洲各國傳媒工作者申請,以資助他們獨立進行需時較長、較深入的調查式報道項目,所資助項目不限於歐洲本土,亦包括世界其他地區如非洲,或是涉及多國的事件。

基金目標除了提升新聞質素,為民眾提供專業的資訊,促進深入報道,培養新聞專業及專門化。同時是避免日益強大的商業控制,使媒體側重於形式及銷量而非報道,進一步削弱傳媒的專業性及對社會的承擔。歐洲已有多個類似組織及基金,如Fund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European Journalism Centre,部份組織提供相關培訓課程供業內人士報讀。

韓民族日報︰眾籌體現民主

另一近年常見的資金來源,便是網絡2.0興起後常見的眾籌活動(crowd-funding),根據Kick-starter的統計,自2009年成立至2015首9個月,單是Kick-starter便資助了658個傳媒項目,來自超過60個國家,2015年9月籌款金額高達1700萬美元。剛奪得普立茲「解釋新聞獎」的非牟利網媒ProPublica便是當中表表者。

亞太地區的鄰近成功例子卻在80年代的南韓。早於1988年便有眾籌成立《韓民族日報》的傳奇。當年,盧泰愚的專制政權下,超過200位因敢言遭解聘的新聞工作者,發起眾籌運動,最後成功號召6萬名國人成為小股東,向他們募得超過逾2000萬美元的資金,成立《韓民族日報》,時至今日已是國內第4大暢銷報章。

籌集資金以後

眾籌而來的資金僅是第一步,起步後如何能確保編採獨立自主,拒絕打壓之餘,避免自身成為獨裁者,才是挑戰。《韓民族日報》除了規定所有股東皆不可持有多於1%股份,以免機構受外力左右之外,內部管理採用民主機制,行政總裁每3年由員工一人一票選出。所有新聞部員工以終身制聘用,除非犯下大錯,或違反記者道德守則,否則總編亦不可解聘任何一人。

香港傳媒工作者吳曉東去年成功首次以眾籌形式集資450萬港元,成立專門進行調查報道通訊社傳真社(FactWire),已於上月初完成招聘,正式營運。它同樣採取信託基金形式管理資金,確保公開透明。

聚眾除了可以集資,還可以集眾人之力(crowd-sourcing)。剛奪得普立茲「解釋新聞獎」的非牟利網媒ProPublica便是當中表表者,在它2012年項目Free the File,要的不是讀者的錢,而是請讀者一同處理海量的文件,建立公眾資料庫,以揭露當時美國大選選舉經費使用狀況。

其他模式

除了上述經費模式以外,亦有新媒體使用混合式資金模式,註冊作非政府組織,並同時收取個人或組織籌款,以資獨立營運,申請為社團,並接受個人捐款的香港獨立媒體便是以此方式運作。大眾固然認同媒體價值,但購買新聞內容的實際花費卻可能是另一回事。加拿大的社區獨立媒體Rabble.ca曾希望能夠以出售媒體內容達至收支平衡,但一年後卻陷入經營困難,最終轉型為非政府組織,同時收取捐助。

另有學者提出徵收文化劃一稅,向網絡用戶或網絡供應商每年收取劃一費用,並以基金形式獨立管理,以資公共新媒體營運及發展,如同英國政府自1920年代起,向收音機及電視機用戶每年收取劃一牌照費,作為公營頻道BBC的資金(香港電台亦採用同樣機制運作)。

媒體出事 大家都輸 是時候改變了

基本法第27條規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但法律未必等同全面保障,自由之家於過去1月發表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香港新聞自由度連跌5年,近月多宗事件,也顯示出香港新聞自由的危機。

新聞傳媒員工的責任,在於製作具有公信力,高質素的報導。保衛公共權力免受侵蝕,卻是社會共同責任。既然現有模式無法保障新聞自由,一同試行新模式便是應有之義。正如《韓民族日報》當初號召民眾的口號:「民主不只是一次選舉」,共同努力保障自由,是公民義不容辭的責任。面對新聞自由赤字,坐視不理或只靠業界自行抗衡,才是「大家都輸」的局面。

核篇編輯︰鄭家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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