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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難民:逃過死亡,逃不過屈辱

滯港難民:浪費九年青春,等不到一個身份

2016/11/27 , 採訪 陳娉婷
Photo Credit: 陳娉婷
陳娉婷
迷信文字的人。
截至今年9月底,香港有近11,000位尋求庇護者,正在等待免遣返聲請審批,若聲請獲確立,便可向聯合國難民公署申請核實難民資格,安排前往第三國。然而,這一等,往往耗費數年光陰,而在漫長的審批等候過程,媒體的抺黑、無止境的面試、 入境處對個案的不信任、「被失業」的窘迫生活,又是另一種煎熬。

來自巴基斯坦、因政治迫害而逃難的Raja,滯留香港已達九年,由29歲等到38歲,去年終於等到免遣返聲請獲確立,但還要等聯合國確認其難民身份。磋砣近十年青春,他還是未等到一個身份,在前途未卜、百無聊賴的日子中,他選擇了做更有意義的事,在兩年前成立香港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協會 (The Hong Kong Society for Asylum-Seekers and Refugees, HKSASR),向同路人伸出援手,但白白等待的痛苦、被浪費的九年人生,永遠是無法彌補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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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ja與三位共同創立香港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協會的同道中人一起租住了元朗羅屋村的一間村屋,也開放作協會的辦公室。
死裡逃生:「來港只為保住性命」

「難民才不是為了錢來香港!不少人在自己國家是知識份子,如醫生、律師、商人、教師。敗走香港,賠上名譽、 物業、家庭、事業的代價,只為保住性命 。」Raja說。

生於巴基斯坦一個海軍家庭,父親是軍官,而立志從商的他,原來經營地產生意,生活無憂,直至厄運無先兆襲來。2008年的一天,他被阿富汗武裝組織塔利亞綁架,要求交出400萬,並把他鎖在一個佈滿人質的地牢。那段經歷對他造成身心創傷:「那裡簡直是地獄,偏地都是屍體。我被脅持、折磨了15天,後來趁綁匪不為意時逃走。」從逃走的一刻起,Raja終日害怕被武裝份子找到,便開始了無家可歸、四處匿藏的生活,後來躲在親戚家幾天後,舅父花費幾萬元為他弄了本假護照,便輾轉偷渡來港。「當時我只想生還,去任何地方也可以。」

對於「假難民」這標籤,香港人一定不會陌生,經常與「黑工、偷竊、傷人、毒品」劃上等號。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一項調查顯示,接近一半受訪者承認對難民議題「欠缺認識」,但多達46.9%受訪者竟誤以為「難民有機會成為香港居民」,覺得他們是來「搶資源」、「拿著數」,亦僅有4.7%人對難民抱有正面的態度。

在認知不足的情況下,許多港人把經濟移民與難民混為一談,前者是為了更好的生活自願遷到另一國的人,但難民是沒有選擇的人,他們是因種族、國籍、 信仰或政見等原因受到嚴重威脅,被迫逃離家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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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JA生於一個中產家庭,爸爸在巴基斯坦是受人尊敬的海軍軍官,但來港後已經近十年沒有見過父母。
尋求庇護的「第一步」竟是犯法?
Raja先乘飛機到中國內地,在新疆著陸,然後搭了40多個小時的巴士去到深圳,花了點時間到處打聽,終於找到來自同鄉的偷渡集團蛇頭,付了25,000元給他,剛好「湊夠數」與3名中國女子及2名同鄉乘搭快艇,駛至香港的邊境。

「到現在我還不知道蛇頭把我們丟下何處,只知道那是一個山頭,滿心期待這是一個有人身安全保障、能提供保護的地方 。」

根據警方及入境處資料,60%非華裔偷渡者如Raja般循水路來港,地點很大機會是東北面或西面海域,如沙頭角、大鵬灣、后海灣、大嶼山一帶;40%循陸路的,則多匿藏在跨境貨車底或車內,經邊境管制站如羅湖、落馬洲等偷渡來港。

「我們只有少量食物,在山頭等了三天兩夜,而最荒謬的,是為了等待警察來捉我們,才有機會生存下來。」

在香港,尋求庇護的唯一方式是提出免遣返聲請;作為一個簽署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的城市,若有人聲稱被遣返原居地將受酷刑、不人道對待和迫害的危險,港府不得強行驅逐、遣返或引渡他們回國。然而,進入聲請審批機制的首要條件,便是違反入境條例,遭警察拘留;即使不是偷渡,而是以免簽證來港,也要等到准許的居留期限屆滿後,才可提出聲請。但「非法入境者」之名,則常被媒體或政黨抺黑為尋求庇護者的「原罪」,變相忽略港府作為締約國,理應承擔的國際人道義務。

等候審批:沒有身份的白等

Raja被捕後,即向入境處提出免遣返聲請,一個月後領取「行街紙」,開始了漫長的審批等候過程,「本來以為幾個月便能離開香港,但沒想到最終等了幾乎十年。」

入境處自2014年3月起實施「統一審核機制」,批核免遣返聲請人在原居國家是否有遭受酷刑、迫害、殘忍、不人道或侮辱對待等風險,如獲核實可不被遣返。根據保安局今年四月提交立法會的資料,目前入境處每一宗審核平均需時28星期,但事實上,入境處網站卻顯示,由2014至今年9月底,在接獲的17199宗聲請中,僅有連三分之一也不足的5638宗已完成審核。

「我出席了無數次的審核面試,我的個案記錄薄有一本書那麼厚! 每次入境處職員都重覆問一樣的問題,如從甚麼國家來、受到甚麼迫害,若口供稍有落差,便開始質疑我,說前後矛盾,但幾年前的事,你能鉅細無遺地記起嗎?作出一個聲請確立與否的決定,需要耗費9年嗎? 」

Raja身邊不乏等候審批8、9年的朋友,每次被質問遭受迫害、虐待的回憶,都是一種傷害,甚至有人因等待無期的焦慮、過去創傷的陰影而患上精神病。「為何要假定有罪地審問我們這班最脆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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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住在樓上但經常跑到協會辦公室的小貓,平日無事可作時,喜歡小動物的RAJA會與牠玩足一天。
工作權被褫奪、國際社援助「涼薄」

冗長的審批過程累人,但更折磨精神意志的,莫過於長期無法工作,衣食住行都得靠國際社(ISS)的人道援助,包括以超級市場食物劵形式發放的食物津貼1200元、直接支付給單位業主的1500元租金津貼、水電煤雜費300元、200元來往國際社及入境處的交通費,這筆援助金額不但微薄,且有嚴格限制,每月都要續約及檢討金額 。

Raja憤言:「香港物價如此高昂,每日40元根本不足夠。再說,與其到百佳超級市場換取食品,為何不給予真金白銀,讓難民有選擇,去更便宜的地方買東西,或到餐廳吃一頓飯?」

國際社的合約指明,聲請人需要自行在港尋找居所,對英文欠佳、不諳廣東話的難民來說極其困難,而在租金高昂的香港,單憑1500元的津貼,找一間劏房或棺材房也難,在元朗一些圍村更有人貼街呼籲業主不要把房間租予聲請人。「找不到房租,許多難民淪為露宿者,更有女性出賣肉體,只為有錢交租,或住在陌生男子的家中。」Raja曾在尖沙咀街頭,遇到兩個印度籍女子站在街上很久,好奇心使然上前慰問,兩個女孩突然聲淚俱下,才知道兩人也是聲請人,沒錢過活,迫不得已豁出人生的第一次嘗試「拉客」。

生活拮据,卻無法自力更生,是聲請人最大的無奈。自2010年初,港府實施新的入境條例,禁止所有非法入境者在香港工作,而且有薪及義務工作一律禁絕,否則會被罰款港幣5萬元及監禁三年。「難民不能工作,只能到公園、街上留連,又或坐在家中呆等 、睡覺。對於隻身來港、沒有社交的難民來說,最痛苦是孤獨。」

教大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伍鳳嫦就批評:「為何政府要這麼殘忍地對待這班免遣返聲請人?6、7年無業,乃至做義工也被禁,根本是一件磨滅人性的事。」

鑒於聲請的審批時間過長,她建議政府開放一些勞動工作予聲請人,特別是地盤、清潔、街市等較少人願意從事的行業。「香港不少工『無人做』,出現就業不足的情況,加上失業率不高,與其不斷擴大輸入外勞,不如讓這批聲請人填補一些勞工空缺,只是政府不懂利用現有資源變做asset(資產)。 」

她指出,賦予難民工作權是一舉多得的做法 ,變相能減少津貼金額、減低犯罪率、增加勞動力,而在本質上,工作更是《世界人權宣言》列明的權利。

「制度迫我們走上絕路」

終日無所事事、津貼不足以應付生活所需, 一些難民會冒著監禁的風險非法工作,只是不想行乞、借貸,不願喪失做人的最基本尊嚴。「假設一間劏房最低價也要三千多元,扣去津貼後,還有千多元需自行繳付,無業的聲請人借不到錢,被迫做黑工,又或犯法去賺錢。」

根據保安局的數據,由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期間,238名聲請人因非法工作被捕,1119人因偷竊、傷人、販毒等罪名被捕,而這些數字,常被建制派政黨或媒體大肆報道。 「或許部分人會犯案,但不應標籤所有難民都是罪犯。最不合理的是,販毒、偷竊等罪行的刑期只有6個月至22個月不等,但非法工作的刑期則是3至5年,令犯罪的人遠多於打黑工的人,使其苦衷更難被社會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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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ja從來沒想過做黑工,怕會影響取得難民身份的資格,但經常參加板球比賽,令他在沒有工作的情況下也能找價值,實踐其運動才能;若他的身份並非一名難民,或許已能成為專業的運動員。

當初政府禁止難民工作,主要是避免南亞裔及非洲裔人士假藉免遣返聲請之名,在香港打工賺錢及長住,亦即是政府倡議驅逐出境的「假難民」。「國際上根本沒有假難民這個概念,所謂的濫用聲請者,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被人蛇集團騙到香港,以為拿行街紙便能工作,被捕後才知道違法。」伍鳳嫦說。她曾接觸一名南亞裔女子,被當地集團騙取幾萬元,以為來港後會獲發工作簽證,但被告知真相後便立刻放棄聲請,返回原居地。她又指,若政府禁止工作,前提是提供足夠的人道援助, 但國際社的資助金低微,保障基本生活所需也難。

據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印度裔知情人士透露,部分南亞國家的坊間常有謠言、廣告,欺騙國人可在香港申請「難民簽證」合法工作,利誘他們繳交一筆「中介費」,就能提供「一條龍服務」,申請簽證及介紹工作,但他們口中的簽證,就是免遣返聲請。「這些人在懵然不知的情況下被賣到來香港,多數隱身在鬧市森林,那裏有不為人知的黑市餐廳,他們一來港便被工頭沒收護照,沒日沒夜地在那兒工作及住宿,過著不見光的日子。」

離港前最後心願:為尋求庇護者出書

自2009年至 2016年9月底,在入境處完成審批的10172宗聲請中,獲確立的免遣返聲請僅有65宗,Raja成為其中一名不被遣返的聲請人,可說是「不幸中的大幸」,只等下一步聯合國核實難民身份,並期望若有幸離港,能到加拿大定居。

提到對新生活的期待,Raja第一次露出笑容,興奮地說:「比起香港,加拿大是一個更開放、平權的國家,如無意外我想下年應該能到安置國吧,只等待加拿大那邊的承認。」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官方文件,重新安置到另一國,必須得到該國的同意,聯合國作為中介人則負責為聲請人交涉;安置並不是一個權利,卻絕對是保護尋求庇護者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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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有時會收到善心人的損助,得到一大堆可供予難二代玩的益智玩具,在協會為難民家長及小孩開節日派對或聯宜時派上用場。

雖然Raja有機會擺脫在港的非人生活,但作為過來人,他並不想獨善其身,希望在離開香港前,幫助有同樣遭遇的聲請人,才在兩年前成立香港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協會,為協會會員舉辦簡單的聯誼派對,也把籌得的玩具分派給有需要的難二代。「目前最大心願就是為尋求庇護者出書,想尋找有心人合力做一本攝影文集,圖文並茂地呈現不同種族、國藉的人在港的艱苦生活、面對的審批機制困局,像尼泊爾、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越南的聲請人——所有的人,單是這個念頭已使我快樂。」幫助別人、燃亮別人的生命,竟成一個難民在黑暗中的最大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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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周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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