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章節

自製專題

0 3 封面故事

無家者之哀歌:找不到歸途的人

夜幕低垂,一群無家者在街上流離浪蕩,找不到歸途,在街角、公園、後巷築起他們的「家」,瑟縮一隅。他們的微小心願,只是暫借一小塊空間渡過長夜,卻被政府視為滋擾,以環境衛生及治安之名驅趕,日復日上演露宿者大遷徙;偌大城市,他們卻無處可安身。到底這些迷失的面孔背後,藏著怎樣的故事?香港政府的無家者政策有何不足?在長年累月的孤獨中,一些無家者患上精神病,民間人士如何伸出援手?

1 3 專題文章

80後精神病露宿者的自白:我想有「翻身」機會,但敵不過人生及租金的荒謬

Photo Credit: 陳娉婷
唸給你聽

身材健碩、一腔熱誠與正義感的年輕人嘉曦,每星期會拿著一大袋麵包、杯麵、飲品探望露宿者,在露宿者被食環署職員灑水、掃走家當時,他會在示威請願行動中挺身而出,雄辯滔滔地為他們發聲,許多人誤以為他是一名社工。其實,他也是露宿群體一份子,在深水埗區斷斷續續露宿6年,對露宿者的處境有著切膚之痛,加上口才了得,偶爾會被社區組織協會(簡稱社協,或SOCO)邀請為露宿者在立法會或示威行動上「代言」。

「我不知道困難的日子會有多漫長,可能過埋聽日就上樓,也可能要等到我離開人世,但我相信只要一個人不貶低自己,堅持做正確的事情,你會有翻身的一日。」

嘉曦渴望「翻身」,更立志要做一名真正的社工,幫助弱勢社群,但幾年前患上精神病,卻讓他飽受社會的白眼,難以找到一份長工,幾次租到棺材房、劏房後又因租金上漲、工作不穩而流落街頭。儘管命運弄人,他直言最難受的,還是政府對露宿者趕盡殺絕的態度,「你(政府)要趕走我唔緊要,但你連聽我們說話的機會也不允許,會否太絕情了?」

今天,他決定站出來,就是要換取一個被聆聽的機會,向我們剖白自己的際遇、露宿者的辛酸,以及政府如何無理對待這班位處社會最底層的人,希望香港的露宿者問題能得到更多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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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娉婷
嘉曦不時會參加社區組織協會的外展活動,擔當義工的角色,他自嘲似的說:「派完物資我也是瞓街而已。」
「露宿不是我的個人選擇」

「無人會想瞓街,很多人只是迫於無奈。」嘉曦斬釘截鐵地說。

在2013年的立法會會議上,社會福利署助理署署長曾形容露宿街頭是很多露宿者的「個人選擇」,理由是「節省金錢」、「瞓街較為方便」、「不願與他人同住」,一度惹來多間社區組織的反彈,指責這種說法等同推卸責任給露宿者,彷彿意味著不需要太多政策或援助的介入,露宿只是一已的喜好或是失敗。

對於社署的說法,嘉曦感到被誤解,因為他的半生命途坎坷——父母雙亡、惡疾纏身,露宿絕不是由自己一手造成。而且,有別於上一個年代較常見的吸毒、酗酒、賭博型無家者,他屬於新一代的經濟型無家者,露宿的主因多數是失業、應付不了暴漲的租金,背後是一連串的社會結構性問題,如房屋短缺、經濟不景、樓宇租金不斷上升等。

「16歲時,父母突然過了身,房屋署便收回當時的公屋,因為當時未夠18歲,政府便派福利署上門,問我想入住保良局,還是找一位親戚作監護人同住,我選擇了後者,與外婆同住。過了兩年,外婆亦離開人世,房屋署又再次收番間公屋。」

「沒辦法,那時年紀太小,根本不知道怎樣去加番個名在阿婆的公屋上,房屋署按『規則』要收番。」面對房屋署的無情,以及親人的逐一離世,年紀尚輕的他傷痛之餘,更感無助和孤獨,在身無分文之下,他讀完中三便輟學,省下升學的錢,出來打工養活自己,好讓自己「有瓦遮頭」。

學歷低微的他,起初靠一把口搵飯食,當上了手錶推銷員,收入不錯時還能租一房一廳的單位居住——直至他患上重病,失去工作能力。「大概是2010年中吧,腎臟、腰骨等問題湧現,每隔幾天就要請病假,請不到假便變做part-time,但後來病到連freelance也應付不到,便淪落至失業、交不起租,要露宿街頭。」他這輩子也不會忘記,人生第一次嚐到被業主趕出街的苦頭,是在2011年的農曆新年前夕,那天家家戶戶都窩在家中吃團年飯,他卻在冰冷的深水埗的街道上蹓躂至天亮,要到避寒中心「過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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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娉婷
女性在露宿者群體中較為罕見,僅佔7.5%,她們大多數選擇在24小時快餐店過夜,以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在快餐店過夜的女性佔麥難民人數的14.8%。
露宿誘發精神病 沒有地址難找工作

16歲失去雙親、18歲失學、20歲失業,嘉曦無家可歸,無依無靠,在漫長的孤獨日子中,他患上了精神病,首次病發是在露宿後的兩年,「當日我上社協找阿東(社協幹事吳衛東),坐在大廳的椅子上,突然不斷撞頭埋牆,又拿剪刀自殘,幸好阿東及時制止我,送我進醫院急症室。」急症室將他的個案轉介至精神科,被醫生確診為「思覺失調」,認為成長背景、露宿、失業都是病發原因。

然而,一日未擺脫露宿的困境,嘉曦的病情只會惡化下去——幾個月後,他試過割脈自殺,再被醫生診斷為「抑鬱症」,及後在2015年年頭,又曾失去控制及知覺,整晚在街上大叫大嚷、胡言亂語,演變成嚴重的「精神分裂症」,至今仍要服用大量藥物才能保持清醒。

沙田醫院精神科醫生嚴始立表示,露宿者精神病發的機率比平常人高,亦有精神分裂者因出現妄想、被害的症狀而不敢回家,淪為露宿者,根據她在2015年做的香港無家者精神狀況抽樣研究,高達56%的露宿者都患有精神病,惟大部分沒有「識病感」而延誤診治,嘉曦算是比較「自救」的一群,願意自己求醫。

嘉曦直言,最令他困擾的,不是病患本身,而是社會對精神病的歧視和不解。「找一百份工也沒有回音!不知道是我誠實還是愚蠢,每次我都會向僱主坦言我有精神病,因為有時一個星期或一個月便要覆診一次,我點都要向他請假。不少僱主聽罷都說:精神分裂會斬人喎!然後便叫我等消息。」「又有一次,我住在仁愛之家(露宿者臨時收容中心),半夜大吵大鬧,被宿友舉報,修女誤以為我吸毒,便將我趕出宿舍,說我會影響其他人,我不斷跟她解釋這是精神病,她也不相信。一個月的宿期,本來已經很短,但旁人的不信任,卻令我連宿舍也住不到。」

他認為,精神病、露宿者是雙重標籤,讓他們成為邊緣中的邊緣人,是求職的一大挑戰,更難單靠自己力量脫貧。「求職申請表上地址一欄,我們又應該寫什麼呢?通洲街公園?深水埗某隧道?明愛醫院急症室?你不能這樣寫吧,就唯有漏空,但僱主一定會追問,最後還是如實招來,份工便石沉大海。」他又表示,有些露宿者連手機號碼也沒有,或弄丟了身分證卻沒錢補領,根本無可能成功求職,但若他們要申請綜援,每月都要參與強制性的自力更生計劃,每兩個星期應徵兩份工作,通常都會失敗而回,原因不外乎上述幾點,他希望僱主能更寛容地看待他們的難處,給他們一個起點去以工作擺脫露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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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娉婷
在油麻地的一個公園中,有一名無家者正在呆望著人群熙來攘往的大馬路。
多次上樓仍不敵貴租 陷入「再露宿」循環

有些人以為露宿者意志消沉,甘願一世瞓街,沒有向上流的動力,但根據城市大學聯同四個社區組織、其他四家大學合辦的《2015年全港無家者人口統計行動》顯示,在全港1614名露宿者中,有近六成(58%)露宿者曾在露宿期間成功重新「上樓」居住,但達五成(52%) 人最終仍是敵不過租金無止境上升,無錢交租,又或交了租就無錢生活,惟有棄租、瞓街,露宿的惡夢猶如「永劫回歸」——平均每人「再露宿」的次數為4.18次,情況令人嘩然。

以嘉曦為例,在露宿期間,即使周身病痛仍堅持自力更生,精神狀況較穩定時,便到處找一些散工做,如搬運、建築、清潔等,以負擔日常的基本生活開支,「只要是能力做到,及不犯法,我都會照做。但只會選擇在深水埗區工作,連交通費也省下。」每個月數千元的微薄薪金,讓他由2011年年頭至今,上過五、六次樓,睡過三十呎的板間房,也睡過只容下一個身位的棺材房,但還是擺脫不了交不起租的宿命,一間板間房今個月2500元,下個月可躍升至3000元,他寧願省下租金,換來一日兩餐。

嘉曦表示,這是香港欠缺租務管制的荒謬。「在尚有租務管制的年代,業主不能胡亂加租(每兩年一次的加租,幅度亦不得超過三成),或隨意踢人走(若租客願意繳交市值租金,業主必須同意續租),較能夠保障租客的權益,但1998年政府取消管制後,私樓租金瘋狂飆升,業主見到有新客比你更付得起錢,就可踢走你。」

他說,本來租客可以透過地產代理商找業主簽訂具法律效力的《標準租約》,在一年「生約」內可不被加租,但實際上,他身邊的露宿或基層朋友連代理費也沒能力繳付,只在街邊招貼、報紙廣告上找單位,這些不受《租約》保障的租客只能「睇業主眼色做人」,既沒有議價能力,也承受隨時被新客取代的壓力。

針對租金暴升的情況,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建議政府恢復租務管制,減低基層市民因交不起租而露宿的機率。在2016年2月社協提交立法會扶貧委員會的意見書中,社協建議政府若能重訂管制,應限制租金升幅在兩年內不能超過18%,並指出1998年撤銷租金管制是緣於金融風暴,當年是為了減少市場干預,刺激經濟增長,但今天本港經濟已回復熾熱,物業炒賣令樓價及租金屢創巔峰,受罪的只是基層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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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及社工吳衛東,嘉曦對他感激不盡,常說:「是他執我番來的,叫我要重新振作。」
「拿了綜援也要照舊露宿」 四成露宿者拒領綜援

即使租金、物價如此高昂,嘉曦堅持如非「死到臨頭」也不領取綜援,在長達6年的露宿生涯中,他只領過兩次,每次只維持數個月。「我有想過拿綜援,但每次入到門口,白眼太多,還是卻步了。我這麼年輕,實在不好意思與老弱婦孺去爭福利。」「但有兩次,我病到任何工作也做不來,身上一蚊都無,惟有硬著頭皮去領取,然而一找到工作,我便會放棄份福利。」說穿了,露宿者也是人,不想伸手向政府討錢,也是為了面子和骨氣。

社協幹事吳衛東說,本港約有四成露宿者如嘉曦一樣,他們沒有申領綜援,只靠低收入工作、拾荒維生,寧可自食其力。「其餘的六成人即使領取了綜援,也不代表交到租,因為現時單人的租金津貼只有1700多元,但一間無窗棺材房的平均價格也要1800-2000元,額外金錢補貼不了,還是要露宿。」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政策研究及倡議主任黃慧賢就表示,這種「超租津」(租金超過津貼金額)的情況在香港十分普遍,佔所有一人綜援戶的54%,主因是香港的房屋租金不斷上升,出現劏房「豪宅化」的現象,加上舊區重建,新樓落成或修緝過後租金亦會提高,基層市民成為最終受害者,即使有拿綜援補貼生計,也寧願睡在貨櫃車內、天橋底,省下租金及傢俱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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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洲街臨時街市旁住著一群露宿者,年紀由20多歲至60多歲不等,他們會用木板搭起小木屋,自成一角,偶爾會惹來街坊投訴環境及衛生問題。
家庭破裂礙申請公屋 輪候及申請過程「非人化」

綜援不夠租、私樓租不起,這些都是私人租務市場的「死症」,因此嘉曦認為政府能協助露宿者徹底擺脫街頭生活的唯一正途,還是讓他們早日入住公屋,但對他來說,這竟然又是一條死胡同。「剛開始露宿時,我有嘗試申請公屋,但等了幾個月,都等不到一張藍卡,即排公屋的編號籌。」沒想到,房屋署最終否決了他的申請,他連一張公屋的入場劵也拿不到。

直至房屋署通知,嘉曦才發現,原來小時候與父母同住的沙田公屋單位名冊上有他的名字,因此房屋署以「享用過政府的房屋福利」的理由拒絕他的申請,但當他要求進行除名手續時,結果又是失敗而回。「由於父母死後沒有留下房屋證,當年外婆也沒有為他們申請死亡證,加上年代久遠,難以追溯10幾年前的事情,房屋署表示無法為我進行除名手續,終身都不能再入住公屋。」

「我不斷跟他(房屋署專員)說,不是啊!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當時我只有16歲,根本無法繼承該單位,又不懂什麼除名的手續,更莫說申請死亡證,我外婆執汽水罐、執紙皮,對這些也一曉不通。但房屋署的人卻表示,我一日交不出相關文件證明他們的死,一日都無法申請公屋。」

嘉曦無奈地表示,很多無家者的背景都是家庭破裂,引起一連串的「技術性」問題,例如有些人尚未與分開已久的配偶辦離婚手續,有些人與父母分居、離家出走多年未曾除名,都窒礙了公屋的申請進度及機會——家庭、婚姻的問題,突然變成各種申請過程中的限制,他質疑為何政府不能更「人性化」地處理社福事宜。

社協幹事吳衛東補充說,處理這些特別情況涉及繁複程序,包括申請法援、上庭、見律師、社工轉介,動輒花費經年,某些露宿的長者有機會等不到公屋就過身。他又指,大部分露宿者是單身人士,排在公屋大軍的隊尾,而每年單身人士編配單位只有約2000個,但總輪候人數達14萬人,無數人等了十年廿載也未上到樓,「假設一個人今年30年歲,根據非長者單身人士計分制,由146分開始排到58歲才能排到standard入屋的400多分,要等足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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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娉婷
現年63歲的栓叔,已在通洲臨時街市旁露宿了3年,現正等待上公屋,惟要等與前妻的離婚手續辦妥,再等房屋署批准恩恤安置,才能與現時住在老人院的女朋友一起「上樓」。
政府四處驅趕成遊牧民族 宿舍起在垃圾站上面感侮辱

除了公屋以外,其實香港有四間免費臨時收容中心,能夠暫緩露宿者的住屋需求,包括救濟會自負盈虧的灣仔、油麻地、深水埗區的露宿者之家,以及天主教仁愛傳教修女會自資的仁愛之家,但吳衛東批評,這些宿舍的住宿期過短,為期1至3個月,許多露宿者尚未找到工作維生就要退宿,變相要「再露宿」。

嘉曦曾住在露宿者之家及仁愛之家,他表示宿位嚴重不足,以露宿者之家為例,深水埗區的露宿者達幾百人,但該區床位只有70個,晚上經常爆滿。另外,夏天時露宿者之家的環境較惡劣,木蝨為患,且沒有冷氣,70多個人聚居在一起,感覺侷促亦易生爭執。然而,他認為有宿舍住「起碼叫有瓦遮頭,較瞓街有安全感」,故建議政府應資助這些機構擴建宿位。

最令他不滿的,是三間露宿者之家興建在垃圾站、公廁上面,衛生環境惡劣,令他感到侮辱,「我不介意聞臭味,但如果政府當我們是人,為何把我們擺在垃圾一堆?」事實上,在2013年,政府曾為了擴建油麻地戲院二期,而提出重置上海街的露宿者之家,卻沒有借重置契機紓緩宿位的緊張,而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提案仍然是把垃圾站與宿舍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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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麻地的露宿者之家位於垃圾站上層。

嘉曦說,某些露宿者不介意沒有宿位,但最基本的需求是以隱蔽的方式生存,例如住在天橋底、隧道等,以不影響到街坊為主,又可以收埋自己。但隨著近年食環署的驅趕、灑水行動愈來愈多,他們慘被「愈趕愈出」,趕到一些比較「明目張膽」的地方,如街道旁、店舖門前,容易惹來街坊投訴環境及衛生問題,令食環署又有更多的理由驅趕。

更甚的是,這只會令街頭上的「遊牧民族」愈來愈多。「露宿者分成兩種,一種是居住在固定地點,周圍有配套設施如公廁、涼亭等,這些人通常用木板搭屋,並形成一角部落群居;另一種是遊牧民族,他們通常獨來獨往,身上只有少量的行李,去到邊就瞓到邊。前一種露宿者能維持僅有的人際網絡,遇事如財物被偷時能互相照應,但隨著政府的驅趕次數增加,愈來愈多露宿者成為遊牧民族,變相社工較難接觸到他們,生活更形動盪及孤立無援。」

他認為,政府根本無心解決露宿者的社會問題,不是以協助他們脫離街頭生活為目標,而是把他們趕出大眾的視線範圍,本來無家可歸已經夠悲涼,但現時在街道上的最後生存空間也被扼殺。「政府從來沒有專責部門處理露宿者問題,只是把一切責任外判給NGO,而社署的登記露宿者人數只有800多人,遠低於民間調查的1600多人,連人數也掌握得不準確,針對性的援助又何從談起?還有,政府平日的行動只有三招:清潔、行政手段驅趕及落鐵馬,有不少露宿朋友都感到很委屈,在他們眼中,我們好像與老鼠、蟑螂同等地位。」

(編按:看過露宿者的心聲,稍後我們會深入報道政府對露宿者的管理手段,以及近年比較重大的露宿者爭議,探討區議會、食環署、民政署、立法會議員、露宿者及社工各方持分者之間的角力:在環境衞生及露宿者的生存空間之間,社會可以如何取得平衡?)

核稿編輯:周雪君

2 3 專題文章

政府眼中只有「滋擾」沒有無家者? 香港露宿者的非人生活:被驅逐、被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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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給你聽

試想像一個香港露宿者的生活:一夜之間,你的整副家當被食環署專員當垃圾般送到堆填區,你敢跑到車上搶回已列為「政府公物」的物件嗎?你在行人隧道裏睡得正甜,突然被路政署清潔人員的洗地聲吵醒,一睜開眼發現整張被褥都濕透了,你還會有睡意嗎?橋底是你多年來的棲身之地,某一天康文署突然斥資上萬元建石春路、建花槽,你相信是為了美化及康樂用途嗎?

真正的露宿者,其實在惡夢來襲時,都沒有任何反應的機會,因為他們是一群沒有話語權的人,既沒有法例去保障他們,亦沒有法例指露宿是犯法的,政府一旦採取行政手段驅趕,他們只好被迫「遷徙」到另一處,繼續忍辱偷生——即使這些地方是公共空間,他們卻活得不像社區的一份子。即使露宿者的所有物是私有財產,卻可以在食環署一聲令下,全數充公。即使露宿者和我們都是人,他們卻活得沒有尊嚴。

根據社會福利署的統計,本港的露宿人口已由2007年的342人上升至2015年底的881人,增幅超過1.5倍,民間調查更顯示2015年無家者的實際人數高達1614人,反映露宿人口激增的情況遠超政府估算。隨著露宿人數持續上升,政府打擊露宿者的行動愈趨頻密,由「暗招」如改建公共設施、洗隧道,到「明招」如掃走家當、圍封場地等,手段層出不窮,亦引發各方爭議:一方面,網民及社區組織斥責政府不人道,在沒有諮詢、沒有通知的情況下,就肆意扼殺露宿者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面,政府部門卻堅稱是收到街坊及區議會投訴,才按本子辦事,目的只是為了維持治安、確保環境衛生。眾聲喧嘩背後,是一場又一場民間組織與政府部門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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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洲街公園一帶的露宿者,在沒有食環署人員踩場的日子,氣氛顯得份外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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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娉婷
採訪當晚氣溫只有約10度,一名露宿者沒有足夠禦寒衣物,只穿著單薄的短袖T-shirt,外展義工即時送上睡袋作保暖之用。
被抄家:是清潔環境,還是清場拆檔?

「食環署職員把我的身分證、回鄉證、相片都掃走了,當是一袋垃圾般拿到政府的車上,還告訴我,若我強行取回物件,就會告我『盜竊』。」事隔四年,現已上樓、不再露宿街頭的祥哥對政府部門當年的「無情洗劫」仍歷歷在目。他憶述,那是2012年最寒冷的一個晚上,食環署、民政署、警務署人員聯手粗暴清場,在沒有事先通知的情況下,把深水埗通洲街一帶40多名露宿者的家當,全部以「廢物」之名沒收,列為政府公物,並即時運往垃圾堆田區。

祥哥說,一名阿Sir把他從睡夢中踢醒,禁止他搬動個人物品,還指罵他是「廢物」,激發他聯同十多名露宿者告上法庭,向政府討回公道。「政府簡直當露宿者不是人!我們決定告上小額錢債審裁處,向時任食環署署長追討賠償,社協(社區組織協會)又代表我們去信民政署、食環署、警務處、社會福利署,要求政府部門向露宿者道歉。」

他指出,事件對露宿者造成的傷害,不僅限於財物上的損失,還有心靈上的尊嚴淪喪,以及肉體上的折磨——據悉,清場當晚正值寒流襲港,露宿者的保暖衣物全數被扔棄,有一名體弱者不堪嚴寒天氣而患病,引致肺積水的症狀急劇惡化,在案件拖延半年的過程中,他等不及官司結案便不幸病逝——其妻子一直認為,政府冷血清場一夜,是丈夫「冷病致死」的導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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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野宿III》/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及雷日昇
圖為祥哥,他是更生人士,出獄後意志消沉,過著行屍走肉的露宿日子,直至清場當夜警察指罵他是「廢物」,他才猶如被刮了一把掌,決心要重新生活,證明自己的價值:「我知我好無用、好有問題,但當面被人侮辱是兩回事!」事後,他勇於在各大傳媒平台上控訴政府,令當時見工的老闆對他賞識有加,得到了現在的五金舖工作,可說是「因禍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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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野宿III》/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及雷日昇
妻子美華(圖右)認為,食環冷血清場一夜,令丈夫陳建明肺積水的症狀急劇惡化,57歲的他未等到法庭還他一個清白就病逝。極盡諷刺的是,食環署還要求美華拿出二人的結婚證明書,才可由她代收丈夫的2000元賠償金,但該證明書已被食署清場當夜掉棄,最終英華要額外花費400多元補領證書,扣掉後實質只拿到約1500多元。

協助露宿者申索的社區協會組織幹事吳衛東直斥政府的做法不合情理,「以往食環署通常根據《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20條)清掃街道,必須在至少24小時前張貼告示,但引用《廢物處置條例》(第9條),毋須事先通知就可把露宿者的家當當作「廢物」處理。 但問題是,為什麼身分證、銀行存摺、床單、衣物等個人物品也可被視作垃圾?」更令他氣憤的是,在2015年7月,政府又再重施故技,以同一手法對待居住在油麻地澄平街隧道的露宿者,今次更沒有引用任何法例依據,肆意沒收20多名露宿者的財物,吳衛東再次帶領露宿者與政府對簿公堂。

事發日期 清場事件簿 引用的法例
2012年2月15日

深水埗食環署、民政署、警務署人員把40多名通州街天橋底露宿者的個人物品全部當廢物扔棄

《廢物處置條例》
2015年7月31日

油尖旺警務署、民政署、食環署人員把20多名澄平街隧道露宿者的個人物品全部當廢物扔棄

相隔四年,兩次的官司,分別拖延了半年及11個月,露宿者得到的結果都是一樣:律政司接受法官建議的庭外和解,指政府願意酌量賠償,但「道歉就免問」。祥哥說:「政府堅拒道歉,律政署秘書表明若政府向露宿者道歉,以後會做唔到野(不利管治)。」在金額上,他表示某些露宿者損失過萬元,但政府只肯每人賠償2000元;至於在2016年,20名油麻地露宿者則向政府追討4000至4.1萬元不等的損失,合共逾16萬元,但政府只肯賠償四至五成(約1620至8860元),僅有5人與政府達成和解協議,表示「無奈接受」低金額、拒道歉式的賠償,並慨嘆「政府終究不肯當他們是人」。

記者曾就清場一事向食環署查詢,發言人指,食環署有給予露宿者充份機會及時間先自行帶走個人物品,之後才清理露宿者自願棄置的物品及垃圾。他又說,露宿是複雜的社會問題,涉及多個政府部門的職權範圍,相關地區民政事務處會按需要協調跨部門聯合行動,而在聯合行動中,食環署負責清掃及清洗地面,是為了保持環境衞生。

擔任區議員多年、見證過2012年通洲街清場風波的民協深水埗區議員(南昌西)衛煥南則表示,「露宿者其實都很醒目,貴重物品會跟身,雖然聲稱被掃走的是珍貴的家當,但有可能是垃圾或沒有價值的雜物。」

他又指,自從2012年的訴訟後,食環署對通洲街露宿者的問題愈見被動,儘管多年來街坊不斷投訴露宿者阻塞街道及破壞環境衛生,食環署人員也不敢有太大動作,生怕清洗場地時會移動到露宿者的個人物品而惹上官非。因此,部分通洲街位置多月來尚未清洗,衛生環境惡劣,而記者到場目測後,亦發現短短採訪的兩小時內,已有5、6隻大老鼠出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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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娉婷
露宿於通洲街臨時街市附近的栓叔承認,露宿者的聚居地衛生環境惡劣,容易引致細菌滋生,這一帶去年就有9個人死於各種疾病,但他強調,露宿者會自行清潔地方,以免惹來街坊投訴。

「街坊隔兩三天便會向我投訴,說有露宿者會在鄰近地方大小二便,臭氣沖天,善心人士送來的飯盒又吃不完,隨處扔棄。區議會已向食環署反映過很多次,但他們也不肯行動,又或拖延處理。」衛煥南表示,深水埗露宿者人數已在五年時間內由數十人增至數百人,社區團體和善心人士對他們深表同情,既派飯又為他們發聲,每逢自己介入露宿者議題,往往會被冠以「為選票打壓弱勢」的意圖,但他堅持,要求食環署執法,是為了定期清掃地方、收拾垃圾,絕非為了「毀人家園」。

然而,他認為,最根本的解決方法,還是露宿者自身應更積極找工作,不要依賴善心人士派飯盒,應憑自己能力租房住,至於政府方面,則有責任做好安置露宿者的工作,讓他們早日上公屋或開放過渡性房屋,無奈房屋署、社會福利署在這方面又是「嘆慢板」。

已上公屋的祥哥就表示,政府只會在危及自身利益時,才會肯酌情讓露宿者上樓。他透露,當年他是少數肯露面、具名申訴的露宿者之一,清場事件被傳媒廣泛報道後,政府為了平息風波,派出房屋署專員行駛酌情權,安排他與2名申請公屋多年的露宿者「特快上樓」,繼而暗地勸退他們,要求他們「撤銷控訴」。他認為,本來涉及爭議的政府部門並不包括房屋署,但房屋署主動介入,可見政府動員能力之大,各部門聯手收拾爛攤子,且在有「關公災難」時行動才會特別快,甚至為了維持管治威信而「任何事也肯做」。

被驅逐:美其名「綠化」,實際是「迫遷」

過去十多年來,油麻地渡船街天橋底一直是任由公眾想像及創造的公共空間,有尼泊爾、越南、巴基斯坦裔露宿者聚居於此,稱之為「downtown」;有民間組織如土地正義聯盟曾在此舉行過電影放影會、藝術展、大食會等,稱之為「橋城」;有居住在駿發花園的街坊在此耍太極、習武,儼如一個「後花園」。然而,在眾多使用公共空間的群體中,政府似乎對露宿者特別排斥——在2010年至2016年間,政府曾五度以美化環境、開放空間、興建康樂設施為理由,強行圍封渡船街天橋底下的空間,勒令露宿者遷出該處,惟每次清場後,都無助減少油尖旺區內露宿者人數,他們只不過是流徙到區內其他隱蔽地方。

事發日期 驅逐露宿者事件簿

理由

2010年3月 油尖旺民政署、地政署圍封渡船街天橋底
(近碧街口)
美化/綠化環境
2013年8月 油尖旺民政署 (合共7個部門)圍封渡船街天橋底
(近駿發花園)
美化/綠化環境
2014年12月 油尖旺民政署、 食環署、地政署圍封渡船街天橋底
(近櫻桃街公園)
美化/綠化環境
2016年4月 油尖旺民政署、地政署要求渡船街天橋底
(山東街交界)露宿者遷出
還原公共空間
2016年7月

油尖旺民政署、地政署要求渡船街天橋底
(油麻地警署後面空地)露宿者遷出

還原公共空間

在五次的圍封及迫遷行動中,以2013年的爭議最矚目:油尖旺區議會不惜花費253萬元,聲請要進行「天橋底綠化工程」,加建圍欄及擺放200個巨型石屎花盆,並提出把部分地方劃作寵物公園。翻查油尖旺區議會的會議紀錄,記者發現區議會早在2011年就開始提出封橋,兩年間諮詢了七個政府部門,包括民政署、地政署、路政署、食環署、社會福利署、警務署、康文署,唯獨從來沒有諮詢最受影響的露宿者,直至在工程展開的一個月前,才由地政署署長張貼通告,要求露宿者停止佔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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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娉婷
吳衛東向外展隊的義工講解多年來政府對露宿者的管治手段,他形容在政府部門眼中,露宿者「人不如狗」。

社協吳衛東批評,政府的驅趕手段不人道,做法亦相當取巧。「露宿者也是香港人,他們在天橋底睡覺並不影響他人,睡覺是基本人權,亦沒有法例指露宿是違法的。」他又質疑,在天橋底如此隱蔽的地方興建康樂或綠化的設施,使用率接近零,而當年提出的寵物公園,至今仍不見影蹤,「話起但到而家都未起」;記者到場視察後,亦只見天橋底下雜草叢生,整個空間被鐵欄封鎖,外人不得內進,地面更堆積大量石塊,以及鋪滿阻礙露宿者睡覺的石春路、小石柱等。

「區議會議員聲稱是『美化環境』,實際上是要驅逐露宿者,動用的是公帑、花費的是市民的錢,事成後議員立邀功,在街頭掛起橫額,寫上『成功爭取杜絕渡船街露宿者』的字眼,明顯是為了政治本錢而無視露宿者的權益。二百多萬不是小數目,為何政府選擇花錢來驅逐露宿者,而非把公帑用得其所,協助他們上樓或聘請更多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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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政府承諾興建的寵物公園,至今仍未見影蹤,只見一片荒蕪空地,鐵欄圍封、雜草叢生,絕對與當初說好的「美化環境」扯不上關係。區議會花費了250萬,只換來橋底下250盆長方型石岡花槽,以及鋪滿一地的石春路、小石柱,阻止露宿者在地上睡覺。
Photo Credit: 陳娉婷
Photo credit: 陳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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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及雷日昇
2013年,社協聯同露宿者發起示威,抗議政府豪花253萬以「綠化」之名趕絕露宿者,被迫遷的17名尼泊爾裔露宿者自製橫額「every street sleeper is also a part of this society」,表示他們都是持身分證、居港滿7年的香港人,卻遭受港府的針對及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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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社區組織協會
吳衛東批評,區議員管理露宿者的手段過於短視,因為驅逐方法根本不能減少露宿者人數,形容他們「以膚淺的手法討好選民」,在接收街坊投訴後沒有與露宿者溝通就派人清場。

他所指的區議員,就是民建聯楊子熙及鍾港武,兩人分別是油尖旺區議會的議員及主席(後者已卸任,前者仍代表油麻地南區),除了在2013年向區議會提議撥款以「綠化」天橋底外,在2016年,兩人再次在區議會會議呈上文件,聯名要求政府跨部門處理渡船街天橋底的露宿者問題,批評該處累積大量木板、床墊、帳幕等生活起居品及垃圾,傳出異味,令區內街坊感到不滿,甚至有途人避免經過該處。除了解決環境及衛生問題外,民建聯楊子熙在區議會會議上指出,渡船街露宿者在行人通道中停留和進行各類活動,其中包括吸毒、藏毒等人士,故要求食環署及警方盡快清場,「避免他們長期霸佔公共空間,對公眾構成威脅」。

我們曾向貼出清場告示的民政署查詢,發言人說,渡船街橋底下的公共空間由政府管理,由於露宿者未有領取政府土地牌照,政府有權要求土地佔用人撤離。又指,部分露宿者以木板築起搭建物,會嚴重阻塞行人通道。不過,發言人強調那不算正式回應,稍後會給予電郵回覆我們,不過,等了一個星期至截稿時仍未收到回覆。

民間組織拓展公共空間秘書長Jeffrey就表示,天橋底、公園等地方都是公共空間,意指公眾人士可免費、無限制進入的休憩或活動場所。他強調,所有人士不限背景、種族、膚色,都有權利進入這些地方,露宿者亦然。對於渡船街天橋底下的露宿者被驅逐一事,他認為「若露宿者長期霸佔公眾地方,而又排斥其他使用者的話,就屬於不恰當,應該平衡與他者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然而,他補充說,大多露宿者是在別無他選的情況下才要借用公共空間,只要露宿者並不對其他人構成騷擾,政府應該體諒他們的處境,表現更大的包容度,即使該處是官地,政府亦可釋放公眾空間使用。

吳衛東則表示,許多公共空間的設施都經過康文署的改建,目的也是排斥露宿者,阻止他們使用設施或逗留,例如在3年前,深水埗區議會就花費了100萬改建楓樹街球場,在看台上裝鎖鏈、加設欄杆、座位之間加建扶手,又聘請保安人員巡視,阻止露宿者在11點打後進入球場睡覺;另外,通洲街公園涼亭亦被拆去上蓋、加建石卵路,美其名為「康樂用途」,但實質上是令露宿者在下雨時「無得避」、躺在石卵上「無覺好瞓」,趕絕露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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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娉婷
拓展公共空間秘書長Jeffrey承認,公共空間的設施有「露宿者不友善」的傾向,但他認為,這視乎公共空間的持有人如何看待一個空間的用途,例如若康文署認為球場只是用作玩樂、休憩的用途,沒想過包容露宿者睡覺的話,他們有權要求露宿者撤出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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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多次清場後,渡船街天橋底下的露宿者已寥寥可數,根據記者到場目測,他們的木屋、卡板房佔行人通道不到1/6的空間。

為了奪回公共空間的使用權,在渡船街天橋的五次封橋行動中,社協曾兩次聯同露宿者發起示威請願行動,2013年一次是到立法會申訴部,向民建聯李慧琼、經民聯張華峰、公民黨毛孟靜、工黨張超雄等約十名議員求助,抗議政府部門對露宿者存有「不友善政策」;另一次則是在2016年,社協吳衛東帶領露宿者向油尖旺區議會主席鍾港武及民政專員蔡亮示威,惟兩次都未能成功停止封橋行動,只能暫緩封橋幾個月。

吳衛東指出,相比起控告食環署掃走家當,反抗政府部門驅逐露宿者的行動較困難,「若論抗爭的勝算,如果政府扔棄個人物品,你可按食環署的條例控告他,因為法例指明要24小時通知,所以我們告贏了政府。然而,若政府的驅趕行動是得到區議會的同意,以及曾諮詢地區行政架構,又有大條道理,如興建寵物公園、搖控車場,你要告他並不容易;即使他從未落實興建這些設施,我們也證明不了他不打算興建。我們問過法援處律師意見,若露宿者要司法覆核政府的決定,必須證明其圍封行動是『極端不合理』,如該露宿者只能夠在某一公共空間睡覺,但這個很難,因為你可以搬至另一天橋底,又或申請入住宿舍。」

立法會議員:棄驅趕手段,提倡制訂「友善政策」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認為,近年的露宿者爭議頻生,主要是源於政府只從治安、環境及衞生的角度去「管理」露宿者,卻忽略了露宿者是一個社會議題,「政府從來沒有清晰的法例、完整的政策文件去論述如何看待露宿者這一個群體。於是,政府很狹隘地只視露宿者為一種「滋擾」,認為他們對市容、環境有負面影響,傾向清除及趕走他們,而不是盡力協助他們脫離露宿生活。」

為了填補政策上的漏洞,立法會社福界議員邵家臻表示,正積極聯同四間服務露宿者的社區組織商討制訂「露宿者友善政策」,為露宿者爭取應有的人權及尊嚴,日後將會在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提出議案,他批評政府現行政策不足:「現時沒有法例,亦沒有任何部門能保障露宿者的權益;在管理政策上,食環署、民政署等政府部門只採取『眼不見為乾淨』的手段,把他們趕出大眾的視線範圍,以不影響市容、保持環境衛生為前提。但實際上,驅趕的政策不能減少露宿者的人數,趕完以後露宿者只會遷至他處,例如由欽洲街搬至海壇街,由深水埗區搬至旺角區,亦令社工更難接觸他們。」

至於露宿者友善政策的內容,他表示現階段未能公布詳情,但透露將會參考台灣、日本的露宿者政策,例如提倡「露宿權」,即爭取無家者自由使用公共空間露宿的權利——根據日本的做法,政府對露宿者採取較包容的態度,讓他們感覺到大阪公園是自己的社區,甚至設立食物、找工作的分區,予露宿者方便。至於露宿者的身分上,他建議香港應參考台灣的做法,把露宿者正名為「街友」,以更人性化、鄰舍的角度去對待他們,在提倡政策上,則以援助取代一味驅逐,除了綜援、房屋福利外,他希望提供更多非物質的支援,「讓露宿者重新建立ego(自我),覺得自己是一個人、社會上的一份子」。

社協吳衛東則指出,政府現行的是「不友善政策」,他建議香港參考美國的做法,指紐約當地有5萬名露宿者,政府專設無家者部門(Homeless Department)幫助他們,又帶頭做露宿人口調查,每年公布最新數據。他指出,社會福利署現行的登記露宿人口調查並不準確,遠低於民間調查的數字,一來未有計算在露宿者宿舍、快餐店過夜的人數,二來只包括在固定地點出現連續七天的露宿者,但現實是露宿者經常轉換位置。另外,他亦提及日本已立法規定不准丟棄露宿者物品,保障露宿者的財產權,值得參考。

相關報道:80後精神病露宿者的自白:我想有「翻身」機會,但敵不過人生及租金的荒謬

核稿編輯:周雪君

3 3 專題文章

香港首位街頭「義診」的精神科醫生嚴始立:「我們不可再讓精神病露宿者自生自滅」

唸給你聽

五年前,精神科醫生嚴始立展開了一場香港醫學界前所未有的研究:她與三間社區組織合作,在深宵時份,四出搜索隱匿於街角小巷中的無家者,逐一進行臨床精神評估,一年下來,她發現高達七成人患有精神病,但沒有家人照顧、不能自理的他們,大部分無力或不懂求診,甚至連患病也不自知。

她很驚訝,在繁華背後,香港竟然有如此多失喪的人,被社會大眾遺忘,或因著各種技術問題,無法進入醫療體系、缺乏應有的治療:「香港的醫療體制是被動的,只會等待病人來診治,但很不幸地,露宿者無力求醫,又沒有家人,連身份證都無,這班人可說是消失於我們眼前,生與死都無人過問。香港不是沒有錢、沒有資源,而是行政關卡阻礙了他們的治療,若病人沒有家人,根本不能為他們申請強制入院。有屋企人,就得到應有照顧,無屋企人就自生自滅,這不是很殘忍嗎?」

這一連串關乎醫療道德的自我拷問湧上心頭,迫使她發起行動,意欲填補醫療制度上的漏洞。

她主動聯絡上救世軍的社區幹事,一同發起了醫社界合作的「醫護天使」街頭醫療外展服務,決心要以自己的專業知識去守護這班無家者——若他們無力求診,就由醫生主動落區做醫療評估及身體檢查;若他們沒有家人授權強制入院,就由社工尋找及聯絡家人,或由醫生主動填寫報告,召喚救護車送進醫院;若政府沒有精神科外展醫療隊,就由民間出動。她的唯一信念是:不要任由精神病露宿者坐以待斃,不要等到他們的病情惡化至自殘或傷人,才在新聞悲劇上發現這班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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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娉婷
從2011年進行無家者精神病況研究,到2014年發起「醫護天使」流動醫療外展服務,嚴醫生從不把醫生的使命局限在公立醫院的病房和門診中,她主動走入露宿者的圈子,由做訪問、研究,到為他們義診、做身體檢查,六年來一直與這班邊緣人同行,希望他們能得到與其他市民平等的醫療服務。
研究無家者精神病況的第一人︰「我想知道他們怎樣生存」

嚴始立憶述,最初啟發她進行無家者精神狀況研究的,是兩名被強制送院的精神病露宿者,他倆蓬頭垢面、衣衫濫褸,一來到門診便大吵大鬧,且要在警察的強行押送下才肯接受治療,再三追問之下,才知道兩人露宿街頭多年,但從來沒有接受診治,直至病情惡化,才由市民報警送入醫院。

「一個是後生仔,有被害妄想的症狀,覺得屋企人迫害他,便離家出走,走去瞓城門河,肚餓時偷壽司食,被人報警捉去差館,警察發現他神智有問題便捉他去急症室,就來了精神科;另一個是阿叔,因感情困擾而跳河,被途人發現而報警送入急症室,再轉介至精神科。」

得知兩人皆是無親無故後,她一邊診症一邊心想,若果不是發生嚴重事故如自殺或罪案,或許這兩名露宿者會一直在街上流連,不被市民發現,更遑論得到適切的治療。她開始好奇,這些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露宿者共有多少人?露宿與精神病之間又存在怎樣的關係?

帶著滿腦子的疑問,她到處翻查醫學界中對無家者精神狀況的學術研究,發現歐美有海量的研究報告,但亞洲的研究就寥寥可數,只有日本及韓國的少量調查,至於香港,則是一片空白——完全沒有前人關心過這班露宿者的精神病況。

她感到錯愕,亦為這班城市遺民感到痛心,決定發起調查,填補這塊學術庫的空白,「既然沒有人做過,我便選它作研究題目,希望能知道這班人是如何生存的。」她又指,在2011年的立法會會議上,社福界(聖雅各福群會及利民會)曾提交一份露宿者精神健康研究報告,以敦促醫管局及社會福利署盡快開設街頭醫療外展服務,但該份調查沒有嚴謹的醫學基礎,最終政府亦拒絕發起服務,她覺得醫學界的專業調查或許會更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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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陳娉婷
採訪當天,嚴醫生在中環出隊,在街頭遇見一名拾荒的老婆婆,立刻上前慰問,傾談後才知道她已露宿街頭3年。
「沒想過精神病人仍瞓街」 醫療制度漏洞引致延誤診治

不久後,嚴始立透過當社工的妹妹聯絡上三間社區組織的幹事,以社工的人脈、已知的露宿地點作引路,以醫生的醫療知識作臨床的精神評估,希望能更準確地普查全港露宿者的精神狀況,但與社工一起出發外展的第一晚,嚴始立已被眼前的景象大嚇一驚:

「我覺得好離譜,為何這麼多精神分裂或腦退化症的病人仍然瞓喺街度?他們好多是差到語無倫次,或者不懂自理到成身污糟邋遢、皮膚爛曬,這是我從未想像過的。香港不是非洲、敍利亞,是有錢、有資源的地方,公立醫療服務是免費的,Call白車亦只需三分鐘,但這班人是長年累月、孤獨地活在巷仔中,沒有人去接觸他們,死了也沒有人知道。」

研究發現,在抽樣調查的97名露宿者中,高達七成的露宿者(71%,56人)確診患上精神病,但只有四成(41%,23人)的露宿者曾經求醫,而在調查期間仍然接受診治則低至一成(13%,7人),反映許多露宿者沒有識病感、無力或不懂求診,又或曾經就醫,但流落街頭後就沒有再覆診,亦欠缺電話聯絡他們,難以跟進病情。

嚴始立表示,露宿者與平常門診病人的最大分別,是他們「斷六親」,沒有家人或朋友督促他們求醫或覆診,在心態上亦較自卑,會覺得瞓街已夠「折墮」,不想再被貼上精神病的標籤。然而,她發現露宿者的病情比起一般患者嚴重,例如思覺失調或失智症的病人失去自理能力,連求診為何物也不知道,綜援或傷殘津貼又不懂申請,只靠吃垃圾勉強生存下來,完全是與社會隔絕的一群人,「研究當中18%的人更加是連給予consent(同意)參加研究的能力也沒有,差到是可以向法庭申請監護令的那個地步,亦正因無能力給予consent,學術論文不能夠交代他們的狀況,低估了露宿者的病情。」

她批評,露宿者的精神病況惡化,政府需要負上很大的責任,因為現時的醫療資源不足,制度亦存在「service gap」(服務漏洞), 醫療體制欠缺「主動出擊」的外展隊伍去尋找這群隱蔽的精神病人,唯一會落區做服務的精神科社區治療小組(Community Psychiatric Team)亦是被動的,只接受由社工、醫生轉介的緊急個案,或跟進已在門診覆診的個案,且若非惡化到傷人、自殘的地步也不會貿然出隊進行「危機介入」,變相任由無數隱蔽、情況「不夠緊急」的露宿病人社會上日漸衰殘,直至死去才由街坊、警方或社工發現他們的存在。

全港首架流動醫療外展車 四出尋找隱蔽的無家者

嚴始立表示,由於政府提供的社區精神科服務欠缺流動性,但又不想無了期地等候政府增撥資源,她開始思考民間能否自發改變這個困局,「我很想改變,大家活在同一個社會,見到有人落難自然想幫。再說,我是一名醫生,若我得知精神上無能為力、最需要醫療服務的人在街上,為何我不送他入院?難道只有在門診中出現的病人才送院嗎?這豈不是很不公平?」

她翻查外國的研究報告,發現了一個好點子——醫療外展車服務。「美國有人志願發起流動醫療車,車上有很完善的醫療設備,又派專責的醫療車成員如社工、醫生、護士、實習學生當值,定期穿梭在鬧市中尋找有需要的病人,我便開始思索,香港有沒有可能實行呢?」

她立刻發電郵給關注露宿者的社區組織,不久就得到回覆,救世軍的社工認為建議可行,又可把探訪範圍擴展至港、九、新界,便立刻購置了一架「無窮健康列車」,又向公益金投標了一筆資金,以資助全港首個露宿者醫療流動站服務,由「醫護天使」為無家者提供輔導、­身體檢查、基本治療、護送就診及轉介等服務。

嚴始立是醫護天使行動的「開荒牛」,起初只有她一人與社工行動,但在服務初期已成功協助一些無家者尋回家人,並順利由家人授權強制送院接受診治,令一眾義工大為鼓舞,也逐漸發展出一套「土炮式」的街頭診症模式。「我們像大海撈針般,要在街角、公園、後巷中,碰碰運氣,才可以找到這些露宿者,但他們經常轉換位置,你今次探過他,下次他可能搬了檔,我們要四處詢問街坊才能找到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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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救世軍
本港首架專為露宿者服務的外展醫療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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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救世軍
自2014年發起服務後,嚴醫生兩度懷孕,她一直風雨不改,捧著大肚子去探訪露宿者;兩個小孩出生後,她仍堅持每個星期出隊一次,每次都要「趕頭趕命」,下班後回家餵奶,再出外展,然後又搭的士趕回家照顧嬰兒。

她憶述,團隊首次接觸的個案是失蹤人士,家人報警尋人多年不果,表示該名女子有被害妄想的症狀、試過自殺及傷人,但一次離家出走後便不見影蹤,後來發現她疑似匿藏在旺角某公園中,卻怕家人出現會刺激到她,便委託救世軍去尋找這名露宿者。

「我們在旺角巡視,在公園附近的公廁找到她,她身穿透視裝、渴著黑色的餿水,大叫有雷射光切開她的腦袋,明顯是精神分裂的症狀,我本來打算報警及召救護車,卻因為當時佔中太混亂而讓她走失了;但幾個月後,我們竟然在另一區出隊時再度巧遇這位女士,這次我二話不說便著手寫精神評估,一邊派社工阻截她,另一邊找人call白車及聯絡她的家人。」經過一番折騰後,這名女士在家人的授權下強制送院,並與分離多年的家人在醫院團聚,現今已得到妥善的照顧。

「現在回望這件事,覺得若非有這個服務是追蹤不了她的。你說她是失蹤人口,但家人不是已發現她在公園嗎?若找到失蹤人口,警察的責任就完了。問題是她有病,家人只敢在遠處默默觀察她,她隨時可以逃走,只有一直跟進至得到診治,才可以真正一家團聚。」嚴始立說,很多無家者不是沒有家人,只是因被害妄想或家庭糾紛而離家出走,團隊希望找到這些隱蔽的人之餘,為他們穿針引線,嘗試聯絡其家人,重新建立起一度中斷的人際關係。

幾次成功經驗過後,團隊發展出一套偵查式的「尋人」方式:「發現一名露宿者後,若聽到指令尚能拿出身分證的,我們會透過社工接觸社署,查詢他是否已登記的露宿人口、有沒有監護人、有沒有拿綜援,或向警署查問是否失蹤人口,有時過程中會找到他們的包租公、屋企人、朋友,那就容易了解其背景資料、病歷、人脈關係等。」

沒有家人致強制送院困難 街頭專業醫療診斷助送院

然而,不是每個露宿者都像該名失蹤女士般幸運,能夠再次與家人團聚,有些人的家人已過身,或關係無可挽回,若他們拒絕接受治療,又找不到家人授權,強制送院的過程就困難重重,出現許多「行政關卡」:

「若要申請強制送院,根據《精神健康條例》(136章),申請人必須是家人、醫生或社署指定的社工,由註冊醫生簽署同意書,再由法庭頒令入院。但露宿者沒有屋企人授權,接觸他們的多數是NGO的社工,沒有權力申請治療,結果call了白車也未必有警察或救護員肯送,因為強制入院必然涉及武力,但警察不敢濫用警權,若病人拒絕上車或反抗起來他們都不敢亂來,最後不了了之。」

她舉例說,做研究時見過一個露宿病人,是大專院校的教授,說話看似有紋有路,但事實是沒有自理能力,不斷腸出血、痾血也不自知,雖然有很多舊學生走去探望他,又會給錢他生活,但有錢也沒有用,因為他堅拒接受治療,身邊又沒有家人能作決定送院,最終就因大量出血死去。

她又指,在《精神健康條例》底下,法律只授權醫護人員對傷人、自殺或嚴重自我疏忽照顧的病人進行強制治療,但她批評「嚴重自我疏忽照顧」的一項條文過於模糊和空泛,有不少個案都很「踩界」而不被接納,最終只會延誤診治,「如果一個人成身爛晒、發臭,三個月坐同一個位置,唔換衫、唔講野,派野食又唔郁,聽落都知有病,但無傷人、無自殘,某些救護人員或醫生就會指『無急野搞』拒絕送院」,「擺明是差緊,係咪差到要死先入院呢?」

為了不再讓悲劇重演,嚴始立發起醫護天使服務時,以更果斷的態度去應對這些「行政關卡」,不惜運用灰色地帶去協調送院的過程:「我的身份只是義工,不能代表HA(醫管局)在街上睇症,更不能動用註冊醫生的身份去申請強制入院。所以我只會探多幾次,以醫生的專業去進行精神評估,再寫成一封信,call白車時向警察或救護員表明我的身份,他們見到有醫生負責任,自然會肯送入急症室。」

但她強調,最終強制送入精神科病房的決定仍是由急症室的醫生負責,但自己的醫生身份仍起到關鍵的作用,「入到急症生醫生知道我是同僚,留底註冊醫生code,又呈上該份精神診斷的報告,那過程就會比較順利。」

她表示,對於病人「嚴重自我疏忽照顧」的個案,醫生的專業評估及診斷相當重要,以求「有名有目」地說服醫護人員送院,但仍需要長時間與病人建立信任,或等待恰當的時機才決定送院。例如團隊曾接觸一名老伯,很安靜地在公園一隅呆坐,四周老鼠亂竄也無動於衷,經過簡單測試後,才發現他忘了自己的歲數、認不出橙和藍球的分別,被嚴醫生評估為嚴重的認知障礙症,但由於他沒有傷人、自殘的行徑,又堅拒送院,團隊只好持續探望他,直至幾個月後他發燒、血壓過低才能借機送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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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娉婷
醫護天使服務已由嚴醫生一人行發展到有醫科實習生、精神科護士、外科醫生加入。
尊重自主權及搶救人命之間 她衡量過後的道義選擇

強制送院在醫學界一直是甚具爭議性的倫理議題,強制送院是在病人非自願的情況下——即使病人拒絕治療——仍以保障病人健康及安全、社區中他人安全為由,由法律賦予醫護人員權力去執行強制治療,以及容許警察及救護員行使武力強行扣押病人入院;這當中難免引發一些爭議:這是否扼殺了病人的自主權?如何介定何為嚴重的精神紊亂者?病人被五花大綁扣押上車,是否侵犯了人身自由?

這些問題,都是「醫護天使」要判斷是否強制送院時所面對的挑戰。她承認,為數不少的精神病露宿者拒絕治療,某些人或會認為醫護人員應尊重病人的自主選擇,但問題是精神病人的選擇是否理性或合乎現實情況的判斷?

她引述研究報告指,許多重症病人(佔研究中約五分之一)的思考能力受到病情影響,無法正常運作,合乎《精神健康條例》中「精神無行為能力人士」(mentally incapacitated)的定義,即是精神紊亂到無力照顧自身事務及財產,亦無力了解治療的性質及效果,她堅持醫護人員有責任照顧這班沒有能力作出理性判斷、無力照顧自己的病人,代為作出最合乎病人利益的決定,「他們好需要治療,但不知要尋求治療,若我們不主動幫助,他們只會在社區中一直退化,對自己及他人構成危險。」她又指,嚴重自我疏忽照顧的病人不能自理個人衛生、安全及健康,若一味以尊重病人自主權為由拒絕送院,卻無視病人身體正退化的事實,是忽略病人的醫療需要,或成了減省醫療資源的藉口,令病人平白失去了康復及得到更好生活質素的機會。

然而,她強調,團隊不會每次出隊都把病人強制送院,必須符合《精神健康條例》中的三大條件:自殘、傷人或自我疏忽照顧,每一次送院的決定,背後都會權衡各種因素:「始終都會視乎病人情況,有些病人尚能照顧自己,間中可能有幻覺,但仍能上班,沒有影響身體狀況,我們不會只為了病徵的移除就捉他入院。但有些個案是會危害健康,不能照顧個人衛生至皮膚完全破爛、流濃、長出蛆蟲,若不接受醫治他們會衰殘下去至死,我們便會考慮想辦法送院,但盡量也會嘗試由社工勸喻下自願入院。」

她又坦言,有些醫生不認同她的街頭義診模式,覺得應循正途找政府的社區治療小組介入,起初令她有點疑惑自己的做法是否正確,為此她曾問過上司中大醫學院副院長榮潤國教授的意見,慶幸能得到其支持。「他(榮潤國教授)認為沒有違返醫療道德,亦正因這是灰色地帶才沒有醫生能接觸到這班人,還跟我說『無人去做那你去做』。」

她思前想後,都覺得是應行之義。「這等同註冊醫生在街上發現有人暈倒,會立刻幫傷者作急救,我則是在街上發現嚴重的精神病人,為何不能伸出援手?兩者是同出一徹的,一個是身體的緊急狀況,一個是精神上的急救。」「我又不是為自己利益出發,又不是傷害他,衡量過情況,又問過上頭意見,都覺得是ethical的。正如你在街上見到流浪小貓會給牠一點東西吃,何況他們是活生生的人?你不去理會他們,你忍心嗎?」

在未來一段日子,她決定走得更遠,正與聖雅各福群會商討籌辦註冊流動診所(registered mobile clinic),希望能名正言順、以註冊醫生的身份去為無家者診症,屆時更會有完整醫療紀錄去追蹤病人的病歷,希望這班城市遺民所得到的醫療服務,與其他市民一樣,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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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周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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