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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人在囚籠:鐵窗背後的吶喊

橫跨25年,前少年犯揭懲教虐待:打爆睪丸、耳膜弄傷、十二指腸潰瘍

2018/11/15 , 採訪
陳娉婷
陳娉婷
迷信文字的人。

去年八月,雙學三子被改判囚入獄,黃之鋒一度被囚於壁屋監獄的「少年倉」,上訴獲保釋後,他爆出曾被保安組職員要求「剝光豬」、踎在地上,仰頭接受問話超過3分鐘。

翻查近20年新聞,發現懲教署一直有涉嫌虐待囚犯的紀錄,嚴重程度由拳打腳踢、言語侮辱,到性侵等行徑皆有盡錄。記者走訪數名前少年犯,他們分別在90、00、10年代入獄,皆表示職員隨機或報復式打人,利用心理戰術分化囚友,維持軍訓式秩序。他們更憶述,有囚友被打至十二指腸潰瘍、性功能有障礙、弱聽,獄中的醫院,被譏為「獸醫」:

「咩都Panadol(必理痛)!」「發燒50度,都係畀幾粒藥,你病死不是他責任。」青少年囚權關注組成員林啟成和阿森說。另一成員、23歲青年蔡衡(化名),曾在獄中發燒,部分職員不情願送他到醫院,視病人為「偷懶」及「麻煩」,又指囚友自殺不遂,事後不但沒獲得輔導,還受到更嚴密的監控,被隔離管治。

蔡衡今年書展出版《奴教》,揭露沙咀勞教所的黑暗內幕,他寫成小說後才解開心結:「囚權這個字是新興的,《同囚》套戲上畫、有社運人入去,才開始揭起這黑暗的角落。黃之鋒爆了很常見但不合理的事,引起大眾關注,但他的經歷已被漂白。懲教點敢打他?他是新聞焦點,社會眼光所在,我們這些無名無姓的小市民,經歷的更真實。」

記者去信懲教署,查問受害個案是否屬實,署方一概表示「不評論個別個案」,並「呼籲投訴人主動聯絡本署投訴調查組或其他執法部門作出調查」。懲教署又強調,非常注重職員操守,對於職員的違規行為一直「零容忍」。若證實職員有任何違紀行為,署方會進行紀律處分;如發現任何違法行為,必定嚴肅處理及交由其他執法部門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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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娉婷
蔡衡被囚於沙咀勞教中心5個多月,受到虐打及侮辱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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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徐永良死亡案轟動一時,當年母親曾向懲教署投訴,惟記者向懲教署查問投訴結果,以及要求回應死亡事件,署方發言人指「不評論個別個案」。(圖表資料來源:WiseNews)
一入獄,先給你下馬威:打到你識做為止

任何囚犯一入獄,必先經過指模房的「洗禮」:兩人一列,排上兩行,逐個入倉驗身、印指模、拿編號。職員叫到,必定要大喊「yes sir!」雙眼不能直視職員,更不能左望右望。

許多新人,包括兩度入獄的阿森,都在這關捱打。他在93年首次被判入壁屋少年倉,按指示讀出手上編號,卻被長官一腳踢出房門外:「佢話要讀埋英文,我鬼知咩!」2002年被判入沙咀的麥以馬,也表示初到指模房,曾因好奇而四處張看,竟被大力掌摑。

蔡衡於2015年被判入沙咀,他因為一句「Yes Sir」中氣不足,被狠狠掌刮,後來再次提起聲浪,又被嫌不夠大聲或太大聲而多次被摑,直至終於說了一句中聽的「Sorry Sir」才得到釋放。而按他的描述,在獄中被職員用粗口問候,要和應一句「Thank you Sir」,才不至於被打。

囚權關注組召集人林啟成在2009年入獄,也曾在指模房因說話太大聲而被掌摑:「話我排隊唔識喊阿sir,無講morning sir。一把掌摑已是最基本,佢哋要攞返個高高在上的感覺。」

為了檢驗有否藏毒,在指模房中,每個囚犯都要裸身,展露肛門及反開包皮,讓長官詳細檢查。蔡衡坦言,第一次被要求時,有點被侵犯的感覺,但後來習慣了,尊嚴就此被一點一滴剝奪。「入到去你的思維、一舉一動都被控制,好像機械人一樣,好多時出於恐懼去做,然後像食飯睡覺般自然。去到入面,你的底線只會愈來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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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Jimmy
林啟成是關注組召集人,為不願露臉的成員代言,指有人被打至聽覺、性功能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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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周雪君
麥以馬是2000年代的少年犯,入獄時僅18歲,見盡沙咀的暴力文化。
懲教打人手段:暗角虐打、沒閉路電視、驗不到傷的地方

懲教署過去5年年報數據顯示,獲授理的投訴僅576宗,只有8宗獲證明屬實,超過五成為「無法證實」,而黃之鋒在一月向懲教署投訴,也在近半年後被列為「無法證實」及「虛假」。

林啟成解釋,「無法證實」的原因之一,有機會是職員虐打囚犯時,多挑沒閉路電視的暗角處,或命令其他囚友別過頭去,令事件沒有人可指證。

他舉例說,與他同期有男生「睥睥貢」,惹怒職員,在飯堂動武起來:「職員問佢:你係咪好唔gur?然後叫所有人扒低,打完後,再拖入廚房打,那裡沒有閉路電視。」「他們還派一個人睇水,我哋唔夠膽望,聽到他在後門走,被送了去醫院。」

這男生被打傷,兩天後出院,但出院後,對被打一事隻字不提,臉上泛紅及有瘀傷。林啟成說,很多人從此被嚇怕:「佢成個樣殘晒,人哋問起都不停話:算啦無嘢!唔好再提。」

林啟成指,職員虐打囚犯,有時是因指令做不好,但仍有不少私刑很隨機地執行:「同你岩傾咪少打你,覺得你面左左樣衰,打多幾獲。」

阿森說,他當年算「乖同學」,但曾被職員冤枉,突然提早收工,被召到一間鐵皮屋,又是沒有閉路電視。阿sir開口便問:「lulu(他編號最後是66) ,你知發生咩事?我知你知。」他懵然不知,但還未開口,警棍便一捧揮過來,打在他的腳上。後來才知道,有人臨出冊前,把職員的鞋亂磨一通,職員找不到「兇手」,惟有逐個人懲罰。

阿森當年被派往洗衣房,曾經在工場撞傷手臂,被發現身上有瘀傷時,職員竟以為他打架生事, 以虐打方式懲罰他,打的地方是肌心,即兩條肋骨中間——不能輕易變瘀傷、難以驗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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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Jimmy
阿森說起20年前的遭遇,依然激動。
囚友被打至十二指腸潰瘍,自殺者沒好日子過

在少年監房被虐打,輕則由獄醫治理,重則送入公立醫院。阿森第二次入獄,在勵敬教導所待了5個多月,目睹有人被打至十二指腸潰瘍:

「獸醫(獄醫的戲稱)俾藥佢食,由下午3點痛到7、8點,然後先有十字車,車佢到直升機場,再送入東區醫院——足足幾個鐘後先上白車!」 阿森至此沒再見過該男子:「住咗2、3個月醫院,我出冊佢都未返!」

阿森又指,囚犯之間偶有爭執,職員竟先挑起兩人的怒火,等他們打起架來,再借故用暴力制止兩人。「有兩個人唔妥大家,職員叫他們自己到房內解決。」阿森激動道,他親眼見到職員一隻手在腰間按緊急鐘,另一隻手拿出警棍,衝入房內毆打兩人,美其名為「調停爭執」。

「打到枝棍都斷!」阿森當下很驚訝:「嘩阿sir,你呢頭叫人入去,個頭又係咁打人?」職員冷靜答道:「係咁㗎啦。」阿森大嘆無理:「咩話?係咁?!」

蔡衡指,囚犯每天要把床單摺至起角,同時要赤裸身體,站在床邊讓職員一併檢查。若床單摺得不好,職員會抽打裸身,「我見過有人臀部被打到出血印,想起也過份。」曾有新人自殺不遂,被職員發現後,對他的監控更嚴厲,要他拿著「黃簿仔」,到任何地方都要登記,後來蔡衡被指派「監察」這名新人,發現他滿身血疤:「不像在香港會有的傷,像中東地區那些。滿身被鞭打的痕跡,又腫又青,沒一處地方原好——難怪他要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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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娉婷
蔡衡的雙手被勞役得受損,但隨時間過去,已慢慢痊癒,他說這也是驗傷投訴困難之一。
嚴重傷亡:耳膜震壞、睪丸被打爆,有人自殺及離奇死亡

翻查20多年來的新聞,懲教所不時爆出囚犯涉嫌被虐打,甚或自殺、離奇死亡事件。最哄動是2006年,一名19歲青年徐永良,在沙咀勞教所離奇死亡,生前母親探監時,發現他口腫面腫,雙腳活動有礙,青年有難言之隱,只表明「打得好甘」。

母親懷疑兒子被職員虐打,惟懲教署一方執言徐永良患病要食藥,後來因腦水腫被送入醫院搶救後不治。母親向懲教署投訴,惟死因庭最後裁定徐永良死因不明。

林啟成表示,關注組接觸過一宗個案,也曾在沙咀遭遇嚴重的暴力對待,被職員打至性功能受損,半邊的睪丸被打破。獄中有術語「射龍門」,意指囚犯做掌上壓,職員用腳踢腹部內側,當時職員連環抽擊受害人下體:「他說成個位都痛,不是半邊痛,是長期痛。」

林啟成表示,職員沒安排送進醫院治理,受害者亦不敢投訴,熬到出冊後看醫生已太遲。他因太羞愧而未能現身指證:「邊個阿sir做,化咗灰佢都認得!但要翻案有排搞,佢好羞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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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成和阿森示範職員施行「射龍門」的招式。

另一名匿名個案,半邊耳膜被打爆,放監後家人驚見聽覺受損,都質問他:為何不投訴?為何探訪時不告知?林啟成嘆道,探訪期間有職員看守,寫信也有人審查內容,囚犯不敢吐真言。

蔡衡和麥以馬都表示,如果只看書信內容,必以為獄中生活良好,但都是在無形壓力下的「作文」。麥說:「會學識寫,什麼環境很好、我好適應,背山面海、空氣好好,祝君安好,唔識抄隔離就是了。」「屋企人真係相信你改變了,你突然間乖咗咁多。」

蔡衡自嘲:「絕不可說很辛苦,要寫什麼日日進步,期望出獄後做個好人。」「現在睇返信,都覺得文筆好好,咁嘅大話都講得出。」面對親友,蔡衡對獄中的辛酸輕描淡寫,連出了本書,父母也不知情。他把創傷通通寫進小說,說是「自我療癒」。

阿sir有好壞之分,但一定要夠惡建立威信

獄中生活嚴峻,但前少年犯都表示,職員有好壞之分,被戲稱為「天使班/魔鬼班」。「壞的那批當你奴隸玩,與好的阿sir打好關係,博表現,他們自然會照顧你,當你係正常人。」蔡衡說,好壞職員比例各佔一半,「但壞的有一個都嫌多」。

在公眾場合,特別是同僚在場時,再好的職員也刻意變惡,以示威嚴服人。即使是好人的職員,在囚犯做錯事時,也可能變臉,用地獄手段懲罰囚犯。

蔡衡說,他試過列隊時因分神而失笑,職員誤會是在取笑自己,竟暴怒得不停抽打他的腳板,還罰了他食一整天狗飯(扮狗的姿勢食飯),而這職員本是與他相熟的「好人」。

「我覺得他本質是好,但行為向老一輩學咗,算係變緊壞。」他說,壞的職員可能只給10秒沖涼,沒有商量的餘地,但好的職員會酌情給2至3分鐘沖涼,起碼有時間用二合一清潔液,把頭和身洗淨。但一般而言,他們只可簡單洗去汗臭,把洗不淨的泡泡隨手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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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衡把牢獄之苦寫成小說,曾與黃之鋒交流感受,兩人認為社運人的在囚經驗被懲教署漂白。
新一代阿sir擅玩心理戰,刑期長短由懲教決定

蔡衡是新一代少年犯,他稱暴力事件仍有發生,但新一輩職員更多轉向心理戰,特別是連坐法。「不罰犯錯或反叛的人,郁咗無犯事的人先,等所有人遷怒於他。」

他憶述,有名囚犯經常犯錯,害全部人被無辜受罰10多次,仍未做到職員要求。結果,不少人杯葛和毆打他,特別是有黑社會背景的成員。

如此一來,職員又有藉口懲罰所有打架的人,蔡衡感覺眾人跌入佈局中:「少年犯比起成年犯,總是很易受影響,要不然也不會被虐待至此,深受群體壓力。」

說起黑社會成員,他不禁嘆道,他們反倒是最早走的人。他解釋,法庭不會判指定刑期予少年犯,根據不同環頭——教導所、勞教中心、更新中心,各自有不同刑期範圍——最後刑期長短,往往由懲教職員決定,根據受訓生「表現」而定。

他形容,囚犯要定期「見board」,判定能否升班,由新人組升至三年班,畢業亦即出獄。雖說是見高級長官(獄長),但平時寫報告的是職員,「好睇你有無和他打好關係,討他歡心。」

黑社會的囚友很快適應,甚至博表現做「風紀」,替職員管好低年班的囚犯,「有幾個都早走了,行得出江湖,處事及適應力強,醒目過人。他們本來生存的環境就恐怖嘛!」

麥以馬在90年代被判入沙咀,以前屬社團成員,大概2個多月便出獄。同樣被囚沙咀,但沒社團背景的蔡衡,則足足捱了5個多月才獲釋,而沙咀最高刑期是6個月。

但他強調,另一因素是犯罪率下滑,工場少了人工作,變相囚犯愈來愈遲走,保持監獄運作暢順,與紀律表現脫鈎。「當時工場不夠人,要我留多一星期,我好崩潰!努力咗咁耐,就係為早走,因為不夠人而滯留,與法例講明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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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囚權關注組的T恤口號。
被虐經歷,烙印幾十年:「犯案的人就不是人嗎?」

林啟成在監禁後期因報考會考、年齡超過21歲,被改囚至成人監獄,他強調兩者分別極大:「靚仔那邊,只有暴力回憶」,「被人係咁摑,真係好X嬲!」「返工當我哋係娛樂,心情唔好一腳踢落心口,坐監已是懲罰,點解仲要侮辱我!」

相隔近10年,他仍然憤怒,稱若在街上看見職員,一定會高呼其名字,因他以前是社團成員,職員必定怕被報復。「有無衝動打佢?有!但犯法嘛,會喊吓佢名,嚇吓佢。」

阿森以前也是黑社會,曾在街上巧遇職員,他高呼其名稱後,該職員竟心虛得連忙逃跑。另外一名職員,則在東區法院門外遇見阿森後,著他不要出聲,「佢竟然『shhh』我,叫我唔好嘈。」

問兩人脫離黑社會,是否懲教所的更生之效?他們猛力搖頭,更說「有懲無教」。

阿森:「教咩?用拳頭教?」林啟成:「唔關事,我在入面讀書,不想浪費時間。被家人感動,他們在外地,每兩個月飛返來探我,老人家又到大嶼山探我。想撈番正行,不要搞那麼多。」

蔡衡憤言:「社會普遍覺得囚犯入獄抵死,被剝奪自由和時間抵死,但這是否意味不給你食物,剝奪你的尊嚴,可否虐打你?可否當你不是人?這些不應剝削,要分清楚。」

他感激社運人揭露這黑暗的角落,迫使懲教署逐步改善,但強調署方應聆聽普通人的聲音,因人人生而平等,權利無分貴殘,痛苦更是相通的:「這不是抵不抵死的問題,而是你不再當囚犯是一條生命。犯案的人就不是人嗎?」

核稿編輯:周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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