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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人在囚籠:鐵窗背後的吶喊

何潔泓:被隔離至沒香港人的囚倉,仍然緊靠苦難中的小眾

2018/10/31 , 採訪
陳娉婷
陳娉婷
迷信文字的人。

推開門,何潔泓小疾步地迎向我,連忙說不好意思,比預定時間遲了少許。她身穿一襲鮮紅色長裙,領上有民族風的刺繡,戴著象牙色復古耳環,塗了明亮的口紅,皮膚白皙眼睛很大。

去年夏秋之間,還在羅湖女子監獄時,她一直都穿素色衫,淺啡慘白縱橫的格子上衣,因太侷熱而衣服充斥汗濕——那時已快十月下旬,她在寄給好友洪曉嫻的信中,談起不能為自己梳裝之苦。更難受的是,外面人為了換季張羅秋衣,獄中卻仍然是酷暑。

身體不由自主,這是監獄從人拿走的第一項權利:沒有個性,只有編號;沒有自我,只有從眾;沒有美觀,只有工整。何潔泓直言,這裡更加沒有時鐘、沒有正常的窗戶,磨砂窗只容微量陽光透進來,是那種安裝在廁所的抽氣窗,拉起來僅一個2、30度角的窄隙。

「它不讓你看到出面的世界,無鐘,不讓你知道時間,日常就是麻木運作,不停重覆生活。」囚犯按時間表起居作息,卻不自知時間;何潔泓喜歡從窗隙看出去,常見到邊境的牛兒走過,而鄰近就是她奮力保衛的古洞村——那個入獄的原點。

但何潔泓最在意的,還是更抽象意義上的「打開一扇窗」:圖書館的外語書足夠嗎?紀載社會近況的書為何停留在20年前?監獄提供進修課程,但為何無甚配套?說起這些,她難掩氣憤,說自己熬過數個月就好了,但囚友的刑期以數年計,值得更多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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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娉婷
出獄半年多,何潔泓仍有寫信予囚友,說即使她們還有6、7年的刑期,已約定出獄後見面。
她流淚:為了社會、公義、戰友、囚友

問起何潔泓她的痛苦,她總會說到別人的難處。問她判刑前怕不怕,她說不太驚,因為這件案件是13個人一起面對,很多更是同行多年的戰友。

去年八月,上訴庭改判反新界東北抗爭者入獄13個月,何潔泓在庭上聞訊淚下。一年以後,她直面舊傷口,說淚水為一整代年輕人而流,為社運形勢愈漸險峻而流,為後來者的無力感而流。

「上庭的人有100個以上,大家都承受漫長的司法程序折磨。我們13個已備受認識和關注,那麼其他人會怎樣?」她激動道:「我們的案件(衝擊立法會)都判13個月,佔中和魚蛋點算?」

她直言,流淚除了憤怒,還有很震驚。以往在香港,因抗爭入獄多被囚數月,沒想過刑罰超過一年。當日法庭的嚴詞判決,狠心不放過年輕抗爭者,標誌新高壓時代的來臨。

何潔泓抵達監獄後,頭兩天也禁不住流淚。一開始她為與外界失聯而擔憂,與囚友相處久了,她聽到太多苦難,發現監獄是一個大熔爐,裝載著一格格新聞背後的邊緣人物:有非洲人吞毒下肚,來港販毒被擒;有中國黑工被騙來香港工作,被抓了才知道不合法;也有菲傭為了賺快錢,業餘打黑工賺錢被逮個正著,而同樣身陷囹圄,這名菲傭曾經安撫何潔泓,靜伴著她至淚水竭止。

「平日我都在質問一格格新聞後面的脈絡,突然去了一個地方匯聚所有問題,被放置在很有重量很沉重、很多社會現象大融合的密封空間。好震撼,即時反應是哭,好黑暗,但好真實。」她想了想,投來堅定的眼神:「當然也有掛念屋企人,但最直接的,還是這種震撼。」

被隔離至圖書館工場,一個香港人也沒有

這兩年多來,何潔泓深耕細作做社區版記者,後來更專門採訪弱勢社群、不滿或不適應主流價值的邊緣人,入到監獄後,她更緊密地與這些被社會遺忘的人相處,由記者變成同是天涯淪落人。

她笑道:「怎形容與她們的關係呢?我會說是江湖的友誼、落難的情誼。」獄中光陰難過,大家只可互相陪伴,畫畫、背歌詞、唱歌、吃零食,而她最記得被調倉時,有位囚友歡迎她:「招呼唔到,無咩嘢俾你!」聽來好笑,何卻銘記在心:「就是這種情誼,大家都匱乏,沒擁有什麼,只想令對方舒適點。」

但何潔泓透露,懲教署不讓她接觸太多囚友,初入獄頭3個月,她被派往圖書館的工場,裡面一個香港人也沒有,只有內地人和外籍人士。「圖書館是一個將我隔離的policy,工場僅4、5個人,不能散播什麼(思想),他們怕我搞事。」

後來何潔泓因故提出調倉,多聽了香港人的故事:「4個人變80人同倉,我才看見真正的秩序。」「圖書館那邊是短刑期,大家乖乖聽話便過了,但來到(刑期)5、6年起跳的倉,大家會爭取一些東西,會思考:教育和膳食有什麼問題?」

在羅湖懲教所,囚犯按工種分倉,圖書館猶如冷宮,封閉得來又僅小貓幾隻。不同倉的女孩在走廊碰頭,大家各自列隊前進時,何潔泓一次瞥見被派往廚房、反新界東北撥款的戰友周豁然,興奮得向對面招手,卻落得被罵的下場。職員還命令所有人面壁,等對面隊的人走過了,才能回轉頭來。

「這與我們是政治犯無關,應用在每一個囚犯身上。職員驚你們交流,好像會煽動什麼。」社運人的身分,有時惹來森嚴對待,但何潔泓亦坦言,這換來某種保護網,職員怕他們出獄投訴或把事情鬧大,更怕議員把不公義的事情拿上議程對質:「我睡的倉那邊好多人,幾乎每一個人都說:阿泓來了後madam不鬧人啊!好有禮貌啊!見到有香港人阿泓,就不夠膽咁惡對我哋。」

她不諱言,社運人看見的是被「漂白」的秩序,職員對她的態度也有禮貌,更加沒見過暴力或侮辱性事件,但她總會聳聳肩:「可能我看不到啦。」

書信被懲教署審查,少數族裔及內地人被欺壓

坐牢期間,何潔泓鮮少寄出獄中書,公眾讀到的篇幅也較短,問她為何沒有多寫信,她嘆道,信的內容被偷看及審查:「我怕懲教不讓我寄,驚被他們扣起。我有寫過兩封好mild,一定不會有事。」一向喜歡寫作的她,沒有寫過一頁日記,把鬱悶留在心底。

快要出監的幾天,懲教職員「驗屍」般檢查她的筆記簿,揭到一張無聊亂畫的草圖,竟懷疑起來並即時沒收,連番質問她:「這張是什麼?」何無奈說:「我只是畫了一格格,一邊寫日期一邊是內容,還沒寫任何東西……她們卻以為我畫下監獄設施的格局。」

不能透過書信道出獄中困境,有次議員朱凱迪來探監,何潔泓忍不住投訴。原來眾多倉中,圖書館、清潔、指模房倉的囚友,連一小時「放風」權利(到操場散步)也沒有——換言之,這三個工場的倉友,欠缺休息時間,被困在狹小工場。

何潔泓憤言,懲教職員欺壓這三班小眾,他們的共通點是人數少、不能操流利廣東話,溝通上有障礙,有女生自稱連續5個月沒有出過戶外,與外界隔絕,沒見到藍天和樹木。

不過,議員向獄長反映後,職員行動力突然變強,翌日立刻放行,圖書館倉的囚友終能「放風」,但每個倉都要排更表散步,她們剛好被派至時段最差、最酷熱的中午12時。

獄長把時段定在12時,惹來不少迴響。有職員怪責何潔泓向議員投訴,弄得大家要熱天在戶外暴曬,少數囚友則寧可留在有冷氣的圖書館。但也很多囚友支持她,認為終於可以散步,輕鬆一下身心。「聽到職員的難聽說話,很不服氣,因為這是基本權利。」何不忿道。

她認為自己作為唯一的香港人,有責任為少數族裔、內地人發聲,但她感嘆整個制度非常人治,獄長或職員害怕更高權力的人。囚友曾對何潔泓說:「太好了,你來了後我們有得放風,你估你走了後,我們還有得放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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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娉婷
「別讓真相沉默」——何潔泓揹著的布袋寫著。
同一本書借無數次、社會學書停留在近20年前

在圖書館工作了三個月,何潔泓最心酸的是,看見一名非洲女孩,來來回回把同一本書借了無數次,而她的刑期以8至10年計,不知道借書紀錄上,還要填上多少次她的編號。

「非洲人有好多,但圖書只有不超過20本。菲律賓文挺多書,但絕大多數是愛情小說。」「外籍囚犯沒有親人探,全部靠圖書館,為何沒有更多選擇?」她翻箱倒櫃,發現某些國籍的外籍書的數量稀少,還要來自同一間出版社,同一個系列,每本都像兒童書般稀薄。

另一名非洲女孩,借來社會學書籍閱讀,何潔泓好奇翻了翻內容,發現書中介紹的是將近20年前的異國風情:「他們每日閱讀的是一個怎樣的世界?」把所有書籍分類一次,更會發現社科書籍本來就少,大多都是中或英文小說,政治學的書更加是極少。「真係無乜,他們不想你有意識形態的滲透,你整本傘運實死得啦!」

何潔泓批評,囚友刑期高達8或9年,值得更好的教育機會。她曾提議讓囚友寫讀後感,增強閱讀風氣,職員卻說:「借書率已經高了,你這樣做無用㗎,邊度有人會寫?」

懲教職員「睇死」囚犯學歷低,覺得入輕鬆搞笑娛樂的書就好。但她觀察到,很多囚犯都好學,例如會堅持讀英文報紙,不太懂也要硬讀;也見過有人捧著太宰治的《人間失格》來讀。不少囚犯還有漫長時間服刑,卻已在翻報紙找工作,為沒有與時並進的技能而惆悵。

提供進修/DSE課程,卻沒有足夠的配套

多年來,報讀課程或公開試是監獄內熱門選項,表現好還能加分減刑。但何潔泓發現,在羅湖懲教所很少囚友讀書,一來囚犯教育水平不高,很難駕馭大學課程,二來是即使考DSE,也欠缺配套和溫習環境。「我們考公開試,也要日日去自修室溫書啦,但幾十人一個倉,嘈到拆天,點樣溫書?」

老師只會一至兩個星期來一次,圖書館欠缺工具書或參考書提供:「見到他們有學習的心,為何不做多點配套?做了課程,但無人教,又無足夠溫書時間,是否假更生?」

「社會和懲教的人也會覺得,囚犯不值得更好,夠食和瞓就可以。」何潔泓說,囚犯也會把歧視內化,覺得坐監就是罪人,不值得擁有教育權,最在意的反而是零食和膳食,「但我作為局外人,囚犯若要看到將來或作出改變,就是靠教育。」

做記者走近邊緣人,用另一種方式抗爭

談起囚權,何潔泓總會一邊為囚友的不公平待遇氣憤,一邊顧慮說出去會否影響還在監獄受罪的朋友,一邊衡量這個或那個論點夠不夠強。記者的理智與同理心,她同時擁有。

然而,九月初,她在網上發表一篇《懺悔與告白》,剖白自己退下火線,由社運人變做記者,這兩三年間不斷拷問自己是否成了逃兵,更曾一度在媒體前感到失語,不欲接受訪問。

何潔泓來受訪當天,她氣息很好精神爽朗,好像梳理了某些心結。說起舊日的傷痕,她坦言與傘後的創傷有關,特別這幾年社運情勢危急,整個陣營受重創,她自覺沒有足夠能力留在最前,為了令視野和想法更紮實,她跑去當記者。

然而,每次想起以前在鏡頭前的雄心壯語,看見戰友加入民間團體或政黨,繼續在前線抗爭,她總會有點內疚,卻無力再站在鎂光燈下:「現在的崗位也是吃力,但他們站在最直接的位置,被大眾期望要爭取什麼、要回應議題。」

她曾經介懷與戰友距離拉遠,不再日夜共處,後來細思之下,又發覺大家只是守著不同崗位,對社會仍然仰望著近似的想像,便稍稍釋懷:「無可能每人做同一件事,能力不同,我曾經自責過一段時間,但現在覺得,無人一定要在某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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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娉婷
經過一輪自責和質疑後,何潔泓認清了自己的定位。
何潔泓:世界本來是黑暗的,但需要人去發光

在監獄中,她從未停止閱讀,種類偏社會學或文學為多,主角很多都是奉獻自己的人,有在英國貧民窟幫助婦女接生的助產士,有專門幫黑人打官司的人權律師,也有不顧生命危險到戰地採訪的攝影師。「這些書讓我看見世界的真實性,很痛苦很殘酷。世界的真實性是黑暗的,這要認清,但仍有很多人,用盡畢生精力去發光。」

她很欣賞那名人權律師,放棄紙醉金迷的上流精英生活,與邊緣人同行。而她自身,也曾放棄了名牌大學的學位,轉了去嶺南大學哲學系,從此走上社運的路。何潔泓坦言,累積了7年社運經驗,坐過監又有案底,早知人生路不會易走,「不太想未來和前途了,反正不會光明。」

她把精力放在寫作上,刻劃種種不公義、邊緣人的困窘或反叛:「我想給他們一些助力,對社會提出挑戰和質問。」近幾個月,她第一次用文學手法,洋洋灑灑4000多字,把獄中省思寫出來。她一直想寫書但未動筆:「我要覺得(質素)好好才寫,我不想放過自己,不想輕易出到。」

這種多慮及深思,與她往日的熱血衝動不同。難怪早前出席港台活動時,幾個觀眾走來跟何潔泓說,她溫柔了很多,少了分剛烈。何說,這份溫柔令她沉實一點,這不關乎退後還是走前,而是經過歷練後,她有了一點微妙的改變。

核稿編輯:周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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