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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本土電影新勢力

拍獨立電影,無錢又孤獨? 22歲女導演:我不怕捱

2018/03/13 , 採訪
陳娉婷
陳娉婷
迷信文字的人。

「約好咗要著得好fabulous,但之前有正經嘢做,一上地鐵即刻帶返頭箍頸鏈搽深色唇膏,如果我拍自傳實會有呢啲情節。」

90後導演Nora(林子穎)看完《不得鳥小姐》寫了篇影評,興奮說起與女主角一樣叛逆、躁動的中學生涯,又批評拍攝手法過於溫情——但在文尾,她俏皮和撫媚起來,談化妝打扮,又幻想終有一天要拍自傳電影。

年僅22歲就拍下梁天琦人物紀錄片《地厚天高》,Nora就像明朗、色彩強烈的太陽花,自我意識強烈。香港大學四年生活,給予她豐富的思考和創作養份,題材離不開政治:雨傘運動、校委會風波、魚蛋革命……她無一不走在學運前線,以記者及導演身分拍下《旺角黑夜》、《未竟之路》等前作。

可是,Nora堅稱拍攝政治人物只是偶然,不是選擇。去年秋天,她剛從港大畢業,第一次為前途作出自覺選擇——拒絕找穩定工作,當自由工作者,嘗試拍獨立劇情片。她苦中帶笑道:「忙於做緊無咩錢賺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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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娉婷
Nora答問題時很認真,外表很成熟,但和她出去海傍影相,她揹著一個小熊毛公仔的背包,看見她純真可愛的一面。
「中二病」是Nora迷上電影的根源?

為什麼會愛上電影?Nora自嘲說,是始於中學時的「中二病」,即有點孤芳自賞,覺得自己很獨特,沉醉在幻想世界。但事實上,就讀於名女校的她,的確與主流同學有點不同:

「我懶散點,身邊同學好痴線,日日操past paper,小息、午飯都會溫書,我反而喜歡去圖書館看書、看電影。」她很喜歡18、19世紀的文學作品,讀完就找改編的電影來看,同一本書好幾個版本,她都不會放過。「中學最後兩年,電影對我生活衝擊好大,給我的餘溫持續多日,在腦海不斷翻騰,好powerful的媒介。」

電影為她開了一扇窗,看見更廣大的世界:「香港教育制度令年輕人視野很狹窄,日日返學、放學、補習、做功課。身邊人、屋企人、同學的面貌好似。」生於中產家庭的她,自小被迫學琴練琴,看完張經緯的《音樂人生》,黃家正的特立獨行、對人性和名利的質問引起她的共嗚:「我彈(琴)得好柒,但主角的特質我是聯繫到的。」

《窗外有藍天》也影響她深遠,講述10多歲的英國少女生於嚴厲的富貴家庭,去意大利旅行遇到一對熱情不羈的父子,燃起對自由的嚮往,和兒子墮入愛河後決定私奔。「女孩彈起貝多芬的樂曲,父親問為什麼這麼悶蛋的女孩,竟然能彈出熱情豐富的樂章?講緊一個表面上看似無聊又守規矩的女孩,內心隱藏好多情緒,很打動我。」

「政治找上我」:女導演較易取得受訪者信任

然而,礙於父母反對,Nora未能如願報讀電影,選了港大文學院,但暗地裡追求夢想:「我想拍嘢,加入校園電視。校園有幾個分支:廣告、新聞、劇情,我本來想拍故仔,但身邊莊友對新聞不認識,我就坐了記者個位。」

2013年入港大,2014就是雨傘運動,之後社運此起彼落,Nora在港大上莊、做記者,政治成了她不能迴避的議題。她說,做記者、拍新聞片不是初心,但命運迫使她站在時代的風眼。

落莊後她由新聞轉戰紀錄片,和拍檔黃頌朗聯手拍下《未竟之路》,然後再獨力拍下《地厚天高》,追縱梁天琦由崛起到被DQ、敗退的心境變化,兩部均是「後雨傘紀錄片」。《地》好評如潮,部分觀眾指拍法是「女性視角」,集中刻畫人物心理,加入生活化的瑣碎鏡頭。Nora無奈說:「對,有人說男導演不會拍gel頭……好吧。但不得不承認,女性較容易取得別人信任。」

《地厚天高》亦拍下拿攝影機的Nora被愛國老伯怒罵、推撞,梁天琦帶頭的本土派青年如小嘍囉般幫她解圍。問女導演會否在體力方面輸蝕?她說:「必須承認體能上是差點,但我堅持要自己揸機。有時企在衝擊最前線只有你一個女仔,的確會被保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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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a提供
《地厚天高》場場爆滿,但Nora指依然未能在主流影院放映。
放下紀錄片:不願再旁觀他人痛苦

拍過三部紀錄片的Nora,現在想轉型拍劇情片,因為前者要求導演完全抽離,令她情感上吃不消。「我在暑假見證本土派由盛轉衰,所有經歷很不愉快,但不可表露太多情緒。」

拍攝《地》時,梁天琦在Nora面前崩潰訴苦,她卻無法給予安慰:「我做記者出身,相信critical distance。我沒有安慰他,只是一直發問,極其量說:你想抖下不如一陣再講?不如出去食枝煙?」「我也不知應否安慰他,如果他被我安慰到,改變了想法怎辦?」

她說和被拍攝者的關係,像是朋友,卻又不是朋友:「你好了解人,但人家不了解你,甚至你不想被了解。」紀錄片導演只能旁觀他人的痛苦,或思索如何把故事剪出來:「腦海起碼有4成是拍片的計算。對他的了解卻深過很多友誼,他對我說的話,有一半不會對朋友講。短時間內認識、相處、建立信任——他當你是朋友,你卻想著拍片。」

Nora想喘息一下,自去年尾從港大畢業,就打算放下紀錄片,想試寫劇本、執導劇情片。問她會否參與「首部劇情片計劃」?她說計劃太大型,自己沒有足夠經驗,想從拍攝短片開始,或會考慮參加本地電影及短片創作比賽。

不理父母反對,邊做散工、邊寫劇本

回到現實問題,拍劇情片需要大量成本,又沒有即時收入,這位社會新鮮人如何維生?Nora說,拍梁天琦時正值Year 4,剪片時快要畢業,覺得梁天琦的迷惘呼應了她臨畢業前夕的「廢青」狀態。

「拍片雖然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但拍的過程不太愉快,好緊張、畀好大壓力自己,剪片更耗費大量時間。有時會想,好痛苦啊!X!總之找份office工,那些complit人(比較文學系)找的正常工。」所謂「正常工」,就是系內流行的文化工作,如藝術行政或雜誌編輯等,但Nora決定走一條較少人走的路:接freelance拍攝工作賺外快,同時追求電影夢,嘗試寫自己首個劇本。

她坦言,製作獨立電影賺不了錢,即使《地厚天高》場場爆滿,收入也不太多。Nora父母是專業人士,反對女兒拍戲,但見到《地厚天高》票房不俗,便成了「勝利球迷」,邀請親朋戚友入場看戲。Nora嘆道:「他們對件事本質不太理解,但見這半年反應不錯,以為場場full賺好多錢。我由得他們幻想,也不去糾正他們。」但父母仍會借故叫她申請政府工,Nora堅持不妥協:「都20幾歲了,你支不支持對我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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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a提供
Nora與《地厚天高》監製崔允信(右)。
做獨立電影,注定要孤獨?無錢?

Nora不怕捱苦、不怕窮,也沒有經濟負擔,唯一要承受是創作的孤獨:「電影的製作好複雜,但無錢只能自己一個,想找朋友幫忙又怕出不到糧,最後自己揹起所有事。」

她又指,讀書時有校園電視老鬼黃頌朗一起拍攝,但畢業後轉向個人工作:「做獨立電影的crew size可以好小,做決定、剪接都要一人扛起,無人問、無人分享、無人分擔,到後期才有監製介入,或有人幫你管錢銀上的事。」

但獨立電影最大困境,還是題材偏鋒或涉及政治,難以在主流戲院上映,《地厚天高》便是一例:「我不談質素,只講數字,套戲個勢咁爆,根據市場經濟或生意角度,戲院應該想放映,但現在的生態很扭曲。」

雖然謀生困難,她願意為了電影夢吃苦頭:「可以進入別人的生命,理解別人的生命,這是我想做到的事。」由記者,再到紀錄片導演,到現在嘗試成為劇情片的編劇和導演——Nora愈來愈接近最想做的事,可謂青春無悔。

《地厚天高》專訪上集不再一定要贏,梁天琦的善良和脆弱

(編按:《地厚天高》於30/3至2/4將有新一輪放映,地點在兆基創意書院,詳情留意《地厚天高》facebook專頁。)

核稿編輯:周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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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電影新勢力:

《十年》奪得2016年金像獎最佳電影,標誌港產片「本土」意識達至高峰:凡涉及政治、社會題材,或全港人班底的電影,皆受到空前重視。坊間,獨立電影亦百花齊放,大量後雨傘紀錄片湧現。《一念無明》和《點五步》為「首部劇情片計劃」打響頭炮後,一系列以邊緣、弱勢社群為題,或偏鋒議題的電影跑出,由政府出錢、港人出力,培養新一代電影人。同時,一些投身於合拍片的名導演,亦嘗試在主旋律中加入香港元素。本專題集中探討「香港電影」的走勢,並走訪一些80後、90後的新晉導演、編劇和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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