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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大專講師剝削浪潮:博雅書生,百無一用?

黎明:高教界金錢及威權至上,賤視大學講師價值

2018/06/17 , 採訪
陳娉婷
陳娉婷
迷信文字的人。

上海姑娘黎明漂泊來港,已踏入第10個年頭。

這些年來,她的成長都與高教界分不開:在中文大學進修社會學系博士,畢業後執起教鞭成大學講師。她嚐到學術及言論自由的果實,女權、同志平權、自由主義——這些理論不再是脫節的空談,而是生活上行動的憑據。去年中大民主牆風波,她與內地生激辯民主之義,更令她一夜成名。

但她坦言,來到香港尋找到光明,卻碰見另一種黑暗:「內地的壓力可能是政治。但在香港想中庸一點,不想說太多的壓力,更多是來自於搵食。」

黎明所指,就是大專界的剝削浪潮,職級最低的講師首當其衝。理大、浸大講師相繼不獲續約,變相被迫由全職變兼職,或是合約期限愈縮愈短:由3年到1年,乃至一個學期,或者「零散工化」,逐個課程計算薪水。劉桂標、王凱峰、黃偉國,這些敢言或起來反抗的講師或教授,更疑似受到秋後算帳,通通不獲續約或變相解僱。

她苦笑,自己不至於被解僱,但為期一年短約快將屆滿,瀕臨失業。她說,合約期短促,令講師下學期已要苦尋出路,很易因分心而影響教學,但她因不擅計劃,工作尚未有著落。作為一個熱愛教學多於研究的人,她批評高教界賤視講師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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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娉婷
大學管理層「重研輕教」,純教學的講師職位欠缺保障,收入低及零散化,但黎明堅持要做講師而不是教授,只因熱愛教學,不想為了專注研究而犧牲教學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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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說,她現任的短期職位,已能反映大學的功利主義、講師職級之輕賤。

這本來是長期職位,卻因校方強烈反對而流產:「本來學系己打算請某講師,但上報至學院,卻被彈返轉頭。上頭表示,若有錢應該要請AP(助理教授),而非講師。」

短短一兩個月,難以找到合適的教授。於是,學系提出聘請短期合約講師,且註明「不能續約」,學院這才點頭批准。剛畢業不久的黎明,很快就接受一年之約,也沒多想下一年可能失業。

黎明批評,大學管理層視研究高於教學,因只有研究能拉高大學排名,若排名或論文表現好,就能獲得更多的撥款。院方寧可花錢聘請教授,就是因有利可圖、效益主義,只請一人便能兼顧研究和教學,而事實是在大多情況下,要犧牲備課時間去專注研究。

如是者,講師便淪為幫教授「補位」或「填補」教學空缺的次等工種。為了節省開支,學校以兼職或件工制聘任講師,甚至公然辭退全職講師,然後提出用兼職請回。上月,浸大全數宗哲系講師被解僱後以兼職聘請,平均月薪由4萬多元減至2萬多元,減幅達一半。

黎明聽聞,學系有意聘請兼職講師,填補她離開後的教學空缺。她透露,學系新學年將被削減資源,改聘兼職是為節省財政開支:「不知為何cut budget,最大可能是嫌我們學系出的論文不夠多。」

她認為,整個大學受到層壓式剝削。管理層因重視排名,以削減撥款來懲罰研究表現不佳的學系,學系資源緊拙下,唯有向下層講師開刀,犧牲教學質素後,最終受損的還是學生。

「大學之本是什麼?不是講排名,而是學生。大學放在教學的資源那麼少,不珍惜有教學熱誠的教育工作者,最後會提供怎樣的教育?」「學生要的是有質素的教育、傳承大學的精神,而不是停留在帳目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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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OT時數無補水、工作零散化。在簽短期全職合約前,黎明曾當過一年「漂流」兼職講師,在兩間大學間游走,一連教授四科課程,兼任學士、碩士、持續進修等不同級別的講師。

「好辛苦、好chur啊!我從元朗家裡出發,下午到港島教書,晚上再搭地鐵到新界,再教書,夜深後回家。」 她苦笑,教一天書己走遍全港,加上兼職講師沒有辦公室,只能在圖書館備課,有一次臨上課前撞到學生,異常尷尬:「剛好我在準備當晚的簡報。」

黎明坦言,每教3個小時書,就需要9個小時去備課,但備課時間不被計入工資。就兼職講師而言,薪金只會按課時計算,且按課程件工計。黎明說,薪酬因課程的增減而浮動,有機會只得1萬多元,最高峰亦僅2萬元。「最忙是sem尾出現intensive課程,要一兩個月上完,但一個禮拜再多了2堂。若撞埋sem尾最後幾堂,情況更壞。」

她苦訴,「繁忙講師」的生活有如上戰場一樣:「天一光睜大眼便備課,然後就教書,教完後又即刻備課,夜晚備課到瞓著,第二朝又開始備課!」「除非你好hea,但只要你對教學有要求,就會用心備課:簡報要有心思,要重讀reading,重新審視一次,也要準備如何講解給學生。」

悲哀的是,兼職工作量與全職相約或更多,人工卻廉價得不成正比,只得全職講師4萬元薪金的一半或更少。對比起常額學位中學教師,大學畢業生起薪點可達2萬8千元,兼職大學講師卻僅得1萬多至2萬元的微薄薪酬,實在苦了至少花5、6年研讀博士的讀書人。

黎明續指,因沒有教學助理,兼職講師還要兼任一切雜務,如記錄出席率、出通告、回覆同學查詢等。講師下課後還在工作,但這些時間和心力的付出,通通沒有補水:「改考卷、拉curve、登分,甚至是追討學生功課,都要自己做晒。全職講師有助理,可分擔過大的工作量。如有120份考卷,可分一半予助理幫手改,改下MC。」

「我熱愛教學,卻要以失去保障作為代價」

去年9月底,教育資助委員會(UGC)回覆立法會議員提問,曾公開2016-17年度大學兼職和全職講師數量概況。數據顯示,某些大學依賴大量兼職教員,中大情況甚為嚴重:兼職講師達190人,佔全體講師人數40%,其中3至6個月合約制更佔159人——即絕大部分兼職講師都「打散工」。

再翻查中大報告《概覽及統計資料2017》,會發現研究人員高達1676人,比5年前的1206人增長39%(還未計教學人員中,會兼任研究的教授數量);但在教學人員數目上,卻由5年前的2130人降至1717人,跌幅達19%。大學分配更多撥款予研究而輕視教學,若研究做得好又能獲更多教資會撥款,完全是「錢搵錢」思維,大學淪為「學店」的本質昭然若揭。

黎明承認,做助理教授的出路和保障都比講師好,不少朋友也勸她申請助理教授職位,但她不捨得講師這個只專注教學的崗位。「唉。在香港,你話愛好是教書,是好遺憾的事。由講師變高級講師,去到這個位的人好少,甚至有機會做好多年都炒了你。」

「變了你最喜歡的職業,或最合適的職業,是無咩發展的職業,無人會欣賞和給予回報。」她坦言,助理教授薪金遠遠高於講師,但教學的質素很易受損:「做教授是整個角色不同了。雖然要教書,但你的教學質素不被計入評估,只要不太差就過關。這樣很容易迫人為了達至研究的水平,犧牲教學質素來保住這個職位。」黎明想了想,作決定似的說:「我會情願做講師,因要做一些違背自己價值的事,會仲痛苦過找不到工。」

大學淪為商店:「收生一流,資源三流」

雖下定決心從事「蝕底」工種,她不禁質問為何在金錢掛帥的香港,教學質素和職業前途不能並存?「其實好吊詭,作為一個好鍾意教學,好treasure教學過程的人,是很痛苦。為了賺多點錢,刻意犧牲教學質素,或者說,為了保住教席,犧牲教學質素來換取這個機會(教授)。如果你不想降低教學質素,要以從事沒有保障的職業(講師)為代價。」

黎明熱愛教書,只因相信通過人和人之間的交流,生命方能影響生命。枯燥死板的研究或論文,絕對做不到承傳:「寫論文好少人會看。即使發表,只有研究方向差不多,要引用你的學者,先會多看幾眼。論文的主要功效,是學校排名、拿撥款。」「對我來說,這些東西意義不是很強。」

她期盼,高教界應花更多資源於教學,珍惜有教育熱誠的講師,不要為了競逐排名,犧牲學生獲得優質教育的機會,變相「收生一流,資源三流」。「教育很重要的環節,不只教授知識或技能,而是希望有一種精神可以傳遞。每個學科都有一些精神,藝術可能是對美的執著;社會學,就是對現有制度的審視和批判,獨立思考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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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提供
「教學就是親自接觸學生,不斷溝通、講解、交流,雙方都有所進步,這過程特別有意義,有成就感。」黎明說。
大學高層威權管治:不考慮道義、不作諮詢

黎明進一步點出,不講道義、決策過程欠民主,傾斜於行政和金錢,是香港高教界的弊病。「問題是過於行政主導,不考慮講師或教授的教學質素、對學術的貢獻,也沒有公開、透明的機制去衡量決定對不對,校方說了算。」

近月,數間大學爆出解僱風波,浸大副校長麥建誠以「一切都是合法」回應,盡顯涼薄和無情。至於理工大學,9位社工系實習導師不獲續約,教學人員年資高達18至23年,幾乎全數都是「實習督導團隊」於1993年開隊的老臣子,卻在沒有諮詢的情況下,把整個實個團隊一刀裁走。

令黎明更憂慮的是,大學的言論自由空間,恐怕因此受打壓。講師為了找工作或保住飯碗,不敢走出來捍衛權益,受到不公平待遇也有冤無路訴,只怕受到秋後算帳。她透露,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也出現全職講師被炒後轉兼職制,人數多少不清楚,但涉事講師都恐懼出來發聲;在談判過程中失據及不願妥協的中大哲學系講師劉桂標,最終都落得若不道歉不獲續約的下場,其年資亦高達20年。

黎明的形象敢言,問她怕不怕因太出位、耿直,而難以覓得教職?

她坦言:「靜下來係驚架,但我盡量不讓自己去想。我真心覺得,香港和內地面對兩種壓力。內地是政治,但在香港是搵食。你似乎想討好所有老細,最驚得罪人。」

「但我希望以事件的對或錯來考慮說什麼,而不是人們怎看我,或會否為自己帶來麻煩。」她苦笑,這次受訪也經過一番考慮,始終來年工作未有著落,有機會陷入失業境地,但還是忍不住走出來,為不公義發聲。

寄語:內地學界思想受控,港人應珍惜自由

黎明強調,香港和內地的學術界截然不同,當初遠赴香港進修,就是為了接觸更廣大世界,追求在研究或教學內容上不受思想監控。

她指出,內地大學生被迫讀某些課程,如馬克思哲學、軍事理論、毛澤東戰略思想等,而當年在復旦大學修讀社會學,書上的理論全是空談,不鼓勵學生在現實生活用批判眼光看問題。

她又指,內地能拿到教學撥款的論文題目,全部都要討好掌權者或服務黨的意識形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習近平思想等,你到國家社會科學院官網看,頭10名拿到撥款的也是這些題目,而且不可以揭露太多社會問題。」

黎明認為,香港仍有學術自由,高教界在研究題目上有自主權,但在管理層面,卻趨向威權和功利主義,對起來反抗、持異見的講師或教授實行懲罰。

浸大民選校董、生物系研究助理教授王凱峰便是一例,他代表被裁的宗哲系講師向校方談判,最終不但末能扭轉結果,自身亦不獲續約,即使表現為「excellent」及上訴小組建議挽留,校長錢大康一聲令下,教席還是「無得留底」。

她坦言,在內地讀書時,同學都很怕觀點與人不同,對稍為異議的同學都貼上「偏激」標籤。她來港後,花了起碼3、4年時間,才去除這種恐懼標新立異、思想傾向從眾的特質。至今,她尋找到言論自由後,不想這自由空間再受壓榨:

「為何來到這相對自由的空間,我們不好好珍惜?如果因驚得罪人而不去發聲,自由的空間是不存在的。我相信,只有愈來愈多人走出來,自由的空間才能得以保存。」

核稿編輯:歐嘉俊


大專講師剝削浪潮:博雅書生,百無一用?:

爭排名、追國際化,香港八間資助大學,投身在功利主義的淘汰賽中,勝者方能飽攬更優異的學生。但另一邊廂,教學質素卻毫無尺進,甚至有倒退之慮。為了力谷論文數量,大學管理層不惜集中資源,聘請國際知名教授。講師成了幫教授「補位」的替工,卻因不被重視及節省開支,被迫全職變兼職、兼職變散工,薪水倒退一半或更多,而這現象在專上院校界,則早已是市場機制下的常態。專題記者訪問幾位專上及大學講師,探討高等教育的意義、講師如何受到不公平待遇,以及進一步解構為何人文學科成了裁員重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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