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章節

自製專題

0 6 封面故事
Illustrated by: Wilson Tsang

十年再見楊德昌:he left, but his spirit stays with us

在楊德昌導演最後一部作品《一一》中,男主角談過一場戀愛後,突然聽懂了世間所有的音樂,縱然情人離開了他,音樂開啟了的藝術靈魂卻永恆留下,他感慨地說了句:she left, but her music stays with me. 欣賞楊德昌的經典電影,我們得到的觀影經驗也是相近的,他留下了八部半作品,主題恢宏而深刻,有描繪國族及青春焦慮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有批判中國儒家傳統的《獨立時代》、有審視都市人疏離與不穩的《恐怖分子》,也有意境深沉而致遠的《一一》……導演已離開了我們,他的精神、夢想、靈魂卻依然在銀幕流傳下去。適逢楊導逝世十週年,記者走訪了與楊德昌緊密合作過的編劇、演員和伴侶,希望從他們的口述中,重遇楊德昌的創作情懷,以及看看楊導在他們心中留下怎樣的印記。

1 6 專題文章

專訪楊德昌靈魂伴侶彭鎧立:《一一》,我和楊導都在裏面

photo credit:陳娉婷

「爸比,我們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呢?」

「你在問什麼?爸比聽不懂。」

「我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後面,這樣不是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嗎?」——《一一》(2000)楊德昌

楊德昌在他最後一部電影《一一》發出的一道疑問:人礙於自身經驗、觀點的局限,我們不能知道事情的全貌。這盲點對於人來說有什麼意義?

楊導走了10年,他的個人與電影,總是跟疏離、冰冷扯上關係,但在楊德昌的另一半——彭鎧立來說,《一一》透出了他是純真、熱情和頑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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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香港國際電影節
香港國際電影節在四月中旬籌備了一系列的楊德昌電影回顧,在放映《一一》當日,彭鎧立也有到場支持,並出席映後的座談會,分享負責音樂創作及美術指導的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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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一一》劇照
《一一》中的小男孩洋洋到處拍下別人「看不到」的腦後枃,把相片送給周圍的人,說:「你自己看不到啊!我给你看啊!」就像楊德昌在對我們說,他要透過電影拍下人生的各種秘密——我們自己參透不了,或刻意迴避的事情。
電影以外,楊導的第二個面向:音樂

說《一一》是一首曲子,有其深厚的淵源。彭鎧立說,電影的英文譯名《A One and A Two》就是音樂快要揭幕、「beginning」的意思,像演奏者在數拍子一樣:「a one, and a two, and a one two three four…」,寓意生命的起源;而《一一》中的角色也與音樂結下不解緣,他們的人生與大提琴和鋼琴交錯在一起,音樂代表了各種人生的符號——對NJ來說,是初戀情人;對大田來說,是心靈的解放;對婷婷、莉莉、胖子三角戀人來說,是成長的表徵。

在現實生活中,音樂在楊德昌的生命也佔有一定的份量,是他的愛好,是他的遺憾,也是他兩任妻子的畢生志業:蔡琴是歌手,彭凱立是鋼琴演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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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一一》
被「過度照顧」的婷婷,視彈琴為一般的課外活動,在電影中她笨拙地彈奏了George Gershwin的《Summer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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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一一》截圖photo credit: 《一一》截圖
世故、內心複雜的莉莉,熱愛大提琴和鋼琴,沉醉在藝術的世界中。

「第一次聊天,他就問我有關音樂中調性(key)的問題……然後他說,在電影創作上的每一個環節,他都可以自我掌控得很好,從故事的寫作、結構的編排、美學和風格的設定,他都可以獨立完成——除了音樂,他愛聽音樂,卻不懂創作音樂。」彭鎧立透露,在《一一》裏面,男主角NJ酷愛音樂,卻在小時候被老師拒絕教他鋼琴,正是楊德昌的童年經歷,也是他生命中的一個小遺憾。

可是,命運要這個遺憾在鋼琴家彭鎧立身上得到圓滿,也是牽引兩人走在一起的紅線。在1994年,彭鎧立在美國修畢鋼琴演奏碩士回流台灣,在輔仁大學任教音樂,不久後出版創作演奏專輯《手吻》,一出道就吸引了楊德昌的注意。在籌備《麻將》(1997)拍攝期間,楊導主動打電話找她做電影配樂,兩人的愛情和創作生命,就此接通。

「他的音樂品味非常好。我跟楊導剛認識就發覺他對古典音樂、歌劇知識的豐富,絕對不亞於一個專業音樂人。」彭鎧立把創作電影配樂的第一次獻給了《麻將》後,兩人就墮入愛河,熱戀三年後,《一一》面世,這次再度合作的作品,猶如兩人的「愛情結晶品」:

「《一一》等於是把我們喜歡的東西交融在一起。他非常喜歡opera,我個人喜歡很極端的東西,喜歡很理性的像Bach,也很喜歡當代美國和俄國的作曲家(電影用了George Gershwin的《Summertime》),都是我自己演奏的repertoire(曲目)。導演非常喜歡Beethoven(貝多芬),是他的role model,我在《一一》的配樂創作上,有很多東西就是從Beethoven的symphony(《歡樂頌》)裏面一個一個key拿出來,然後做jazz up的,輔助《一一》的劇情推進。」《一一》是楊德昌的電影中用得最多古典音樂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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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一一》截圖
電影有一幕遠鏡的音樂會演奏,但鮮有人留意到:彈鋼琴的是楊德昌,拉大提琴的是彭鎧立。
跳一場音樂與影像的雙人舞:最合拍的舞伴

「我覺得我們兩人在審美和品味上的愛好,可以說幾乎是一模一樣,非常的synchronise。我們兩人的頻率對得很準。」

兩人都喜歡意大利歌劇作曲家Puccini,Beethoven和Bach(巴哈)是楊彭二人在古典樂上的摯愛,兩人都很喜歡Woody Allen(伍迪艾倫),第一次談電影就是討論Woody Allen運用音樂是如何的好,這種品味的契合,在《一一》的創作上發揮到極致:

「導演會帶一段今天拍好的東西回家,我們家裡有很開放的空間,有一部grand piano,旁邊有隨時都準備好的錄音設備,我們看完今天拍的東西,我就會當場彈一段可以搭配的音樂,當場錄下來。」她強調,《一一》的音樂創作「幾乎都是一次完成的」,彼此都相信敏銳的直覺,「我們覺得什麼樣是對的,就做那個東西。」

楊導的脾氣出名火爆,合作團隊中有的被他罵到怕,像演出《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的張震,曾因為口齒不清被導演大罵;有的更鬧翻,像《恐怖分子》(1986)的編劇小野。唯獨是彭鎧立,是楊德昌生命中的一個例外,一個完美的伴侶。

「我知道他當導演這一面是令人害怕的,工作人員粗心大意、沒達到他的要求,導演是不能原諒的,因為小小的差錯會令他沒法達到他想要的東西,當天的準備都等於是浪費。我們是獨立製片,沒有多少資源可以浪費,現場的不愉快都是類似這樣。」「不過,私底下他是個非常可愛的人,他對我是非常的溫柔,非常了解我,可以讓我隨時感受到非常龐大的愛情,而這個愛情是從欣賞的角度出發的。我覺得我們相處最重要的,讓我到現在還念念不忘的,是我倆不必相處就很好,感覺很契合。」

夫婦十二年來的工作和愛情都緊密地綑綁在一起:「我們從來沒有吵過架,每天都在一個談創作,高度開心的狀態下生活,互相有很多刺激,對彼此的所思所想感到很興奮。」沉默半響,她若有所思的說:「就算現實生活有很多的不美好……兩個人在一起就天天都很快樂。」

《一一》中的愛情旋律:「我和楊導都在裏面」

彭鎧立形容,《一一》等於是一個生命的光譜(spectrum),「從一個小baby誕生開始,到一個葬禮結束」,中間穿插了台北中產家庭三代人起伏跌宕的人生旋律。「在片頭和片尾的音樂,我很用心做了設計,譜成一個人生的cycle。」

巧妙的是,baby正式來到人世,是在電影的中段,開幕時他還在新娘的肚子裏,以一個婚禮鋪墊下去,那這算是「一個baby的誕生」嗎?或許這就是導演要暗示的訊息:一切生命的起源,是從愛情開始的;而「愛情」,是《一一》其中一個主旋律,由NJ和初戀情人、婷婷和胖子、洋洋和他的女同學,三對平行敘事構成,彷如一場三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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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一一》截圖
NJ和Sherry在東京再過一次「年輕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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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一一》截圖
婷婷和胖子約會,有一場對電影的討論,當中滲透了楊德昌對「電影有什麼意義」的思考。

彭鎧立說,電影中每個人都有他的主旋律,而旋律會跟隨角色的個性、情緒不斷變奏。「我看到女主角Sherry(NJ的初戀情人),我會先給她一段主旋律,然後當她每次出現,這個旋律就會出來,只是每一次我們都做不同的arrangement,用編曲上的不同方法,表現她的情緒變化。」

Sherry的旋律第一次響起,是當NJ和大田坐在車上,由公事轉為談私事,進入彼此的內心,慢慢談起了NJ的初戀情人,「當時車上播放的是《銀色的月亮》(《vaga luna, che inargenti》),是意大利歌劇作曲家Vincenzo Bellini的作品,是沒變奏的original melody。然後Sherry的影子慢慢浮現出來,在NJ對自己生活很不滿意的狀態下出現。」

彭鎧立說,選用《銀色的月亮》,並非偶然,「月光」是她在配樂上用心經營的意象,隨著劇情推進不斷出現。下車後,NJ和大田到酒吧夜談,大田即興彈了貝多芬的《月光奏嗚曲》(《Moonlight Sonata》),再次令NJ想起了Sherry;這次旋律矇朧、飄忽的美,讓他憶起那段已封塵的舊日時光、想起對愛人造成的遺憾,驅使他半夜溜回公司打給Sherry,而打電話的一幕,《月光奏嗚曲》的旋律沉著推進,與NJ糾結的心聲互相呼應。

接著男女主角在東京相遇的配樂,用上女主角主旋律的變奏,那是彭鎧立自己創作的《One More Moon》。NJ遠赴東京與初戀情人重聚,一路上望出車廂外,鋼琴音階高低不平、和弦跳躍,映襯了他遇見愛人前忐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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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一一》截圖
敢於創新、勇於追求自我的大田;沒老師教,他也能自學彈琴、學魔術。

把丈夫的想像以音樂表達出來,實在需要對楊導深入的了解才能做到,但事實上,《一一》豈止停留在「想像」的層次、虛構的敘事那麼簡單?彭鎧立透露,胖子和婷婷看音樂會的一幕,台上遠鏡拍攝的雙人演奏,正是兩夫婦本人,「其實彈鋼琴的是楊德昌,拉大提琴的是我。」她還說,洋洋到照相館買底片時,沒有出鏡、只有聲音的照相館老闆,也是楊德昌,「這些表演都是他頑皮的一面」。

她笑說,楊導在片中有自己的表演,是因為「《一一》中每個人都有楊導的影子」:NJ的真誠、洋洋的哲思、婷婷的純真、大田的自我,都是楊德昌的寫照,而她本人,「就跟每個女的都很像」,Sherry講英文的部分更是由她配音的——這樣看來,《一一》可說是兩人經歷過千迴百轉的戀愛路後,終於能走在一起編寫的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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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一一》截圖
彭鎧立表示,NJ和洋洋這對父子,最像楊德昌本人。
後記:最後一個音符落下,仍要完成丈夫的心願

在2000年憑著《一一》拿下了康城影展最佳導演後,楊德昌就被確診患上大腸癌,身體漸衰、長期要接受化療的他不再拍電影,轉投兒時愛好——漫畫,據彭鎧立憶述,即使被病魔折磨得再痛苦,楊德昌也堅持創作到最後一秒,最後製作成不到8分鐘,只有幾個場景的動畫《追風》。

彭鎧立堅持完成丈夫的心願,一直探索重啟《追風》製作的可能,只是楊德昌的畫風太原創,需要更多時間完成,「我們還在努力中,希望幫他一路完成。」

彭鎧立以「極度浪漫」、「極度理想主義」來形容《追風》這部動畫,是楊導一生從未開發過的創作領域——武俠青春片,「這是關於一個中國少年的故事,完全不知道自己有絕世武力,不管周圍的人如何陷害他,他還是不相信有絕世武功,有一種青春的懵懂在裏面。」這種戇直,其實跟楊德昌創作理念也有點相像——即使看在我們眼裏他多麼有藝術天份,他也只會像《一一》中的大田般淡然地回應一句:「我跟你一樣平凡……我不懂變魔術,我只是知道牌在哪裏。」

《追風》的8分鐘版本:

核稿編輯:周雪君

2 6 專題文章

專訪小野——楊德昌的雄心與寂寞

photo credit: 陳娉婷

文:Ho Chit Ying

「楊德昌常常說要打造世界第一的台灣電影。拍完一套作品,他都會喜孜孜的認為,這電影肯定大賣,結果卻未如人意,沒有人去看他的電影。他的雄心壯志,現實卻冷水澆背。他有很多想法不太被了解,在信心滿滿卻在現實受挫敗的矛盾下,他的情緒很強烈,那腔憤怒都反映在他的作品裏頭了。」——小野

1982年,戒嚴解封前夕,台灣電影走向只有兩條路選擇,要不去拍愛國電影,要不拍商業電影。香港此時電影發展大紅大紫,台灣更見其頹靡之態,藝術、戲劇都有反抗勢力,唯獨電影卻是一池死水。這時候,一批新年輕人闖了進來,突然拍了一些很不一樣的電影。當時的小野(本名李遠),在中央電影公司企劃部當組長,認識了楊德昌,沒想到以後一起合作的片子《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與《恐怖分子》變成時代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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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娉婷
小野出席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映後座談會,會上他細說與楊德昌一起合作編劇的點滴,還與觀眾分享一張他和楊德昌憑《恐怖分子》贏得1987年亞太影展最佳編劇的合照。
文學有鄉土文學,戲劇有蘭陵劇坊,電影卻找不到代表性的作品

「幸好當時中影有明驥,是他提議找一些年輕人進入公司,給他一些新的idea,讓電影有比較清新的題材。有新電影浪潮,完全是偶然發生的事。」小野道。

70年代尾巴的台灣社會動盪,國民政府的高壓統治,催生反對勢力,結果79年的美麗島事件把這部分的人抓去吃牢飯。當時社會氣氛很緊張,文化、教育、社會意識等方面都開始轉變,電影也是順勢而變。小野,加上吳念真(是《一一》的主角NJ,也是楊德昌的工作夥伴)幾個不到三十歲的人,變成新浪潮電影的旗手,拍一些小成本製作的電影,像是今天香港的《十年》。第一套標誌著新電影分野的《光陰的故事》,找來了楊德昌當四段故事之一的導演,加上陶德辰、柯一正、張毅等人,七位導演成為新電影浪潮延伸的核心。

那時候的新電影,挾帶批判社會之勢,影像風格與過往大相迴異。小野、楊德昌等人都是戰後嬰兒潮的第一代,看膩了宣揚愛國情懷的國家電影,又認為商業電影下的愛情、動作片與社會不著邊際。他們著手開拓了新電影里程碑:電影要有社會性,把台灣人斷裂掉的歷史連結起來。

楊德昌整個是西方的腦袋,每一套電影都是在懷疑現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新與舊的交替與撞擊,電影創作的風格大相逕庭。當時一群年輕伙子說要拍電影,在中影當然被老師傅看輕。中影一套建制化的等級制度,職位攀升慢,有技術的人很有架子。新導演在裏面不滿老手的態度,弄得片場雞飛狗走,後來小野作為中間人,好不容易擺平。他在《再見楊德昌》憶述,拍攝過程中,完全可以看見這四個人的個性:柯一正的個性最自我節制而壓抑;陶德辰滿簡單就拍掉了;張毅也知道他有多少錢,只能做多少事;楊德昌則是最堅持己見的人,開拍第一天就跟攝影師吵架。

「數新電影的風格與語言,楊德昌是最明顯的一位。他對傳統電影語言很不滿意,說台灣以往都是很呆板的拍攝鏡頭,譬如說兩個人的對話,它可能就直接剪了一個你跟我的特寫,再用一個中距離鏡頭就完,這樣忽略掉空間的意義。」小野說。

當時楊用很多空鏡,《恐怖分子》一起首便是空鏡混雜著交錯的槍聲,一下子就進入緊湊的槍戰情節;《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少年太保Honey與二一七太保幫幫主山東在寬大幽暗的馬路,從談判到Honey被推出馬路而撞死,用的是一鏡到底,似冷靜地看著一件事,但情節卻很有張力而緊湊。(Honey的死,直接引致本省人與外省人的黑幫鬥爭)。

「楊德昌大學畢業後到海外念研究所,在美國讀電機工程,可是他的思想是非常西方的,思考方式是用英語思考,回來的時候整個都是西方腦袋,西方腦袋有甚麼差別,就是他反而看到有些中國文化有問題,他非常不喜歡,覺得很僵化,質疑曾經被讚揚的四維八德,有一套電影《獨立時代》(英文:A Confucian Confusion),英文直譯是孔夫子的疑惑,裏面談到(中國)文化上的問題。對東西文化的思考是眾多導演之中,他唯一提出的。」

《恐怖分子》、《獨立時代》寫的都是台北都市的景觀與生活。戒嚴結束後,現代與後現代的東西與思想一股腦湧入台灣。都市人生活的無所適從,價值孰對孰錯,搖擺動搖,每天生活在焦慮、浮動的情緒當中。現代都市人與人關係的脆弱,吹彈可破。《恐怖分子》裏頭,丈夫以為一個女孩的惡作劇毀了他的婚姻,一個失常行為卻揭露在都市下人們朝不保夕、毫無安全感的不穩定性。

這本來就跟楊德昌的個性有關。小野續道,他本來就很懷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每套電影都用很迂迴曲折的方式,或是很荒誕的情節安排,瞬間就把當中的不穩定很尖銳地呈現在大銀幕前。

從愛情糾紛變歷史糾紛的牯嶺街男女

楊德昌提出要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時,形容是一部滿簡單的未成年情殺故事,很快就可以拍完,可是卻在青春愛情的主幹下,繁衍出一部具歷史、社會紋理的巨篇,包含白色恐怖時代下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糾紛、家庭與教育的失效。一個青年殺人,所有人都是兇手。那個年代,不論本地人與外省人,都各自面對於社會生存的焦慮。外省人沒有背景,沒有家族勢力,要在台灣社會生存,必須逆流而上,靠讀書改變階級。像是裏頭小四聯考失敗,進了夜間部學校,父親想盡辦法讓他轉回日間部,可是有些小伙子讀書不在行,面對未來,不安焦灼,生活在新環境與社會的陌生感下,他們靠找一些關係,與同為外省人的朋友夥伴互相依靠支持。那時候的黑幫,嚴格來說只是青年們集結而成的小幫派,是為了不被欺負而必須令自己看起來強悍的手段。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Photo Credit: BITTERSENDinc A Brighter Summer Day Trailer

小野與楊德昌都是外省人第二代,楊就跑去讓小野去寫《牯》的劇本,要他寫對白。楊德昌習慣設計人物角色,慢慢才有劇情,也因此,從幾個演員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劇本,發展成五十多個角色的電影,像一鍋湯,熬了4個小時才完成。《牯》最關鍵的殺人情節,僅僅一分半鐘,卻用了三個多小時鋪墊。他把全部角色都補足了,使得每一個人都是有完整的生命故事,不管是Honey、小貓、山東,都是有稜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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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BITTERSENDinc A Brighter Summer Day Trailer

「楊德昌有理工的背景,因此他的編劇是很系統性的建構與鋪排,就像是蓋房子,每一角色都有其功能去完整一棟房子的結構。」小野笑著說。

最初楊哄誘小野說《牯》只要五個月就拍成,結果一拍就是五年,小野中途退出,由詹宏志、余為彥等人接力。

「故事一直變,人物一直增加,我那時候累了,就不跟他耗下去啦,結果他很生氣。」事過境遷,說來淡然,但《牯》卻是小野與楊德昌分道揚鑣的關鍵,且告別了電影圈。當年《牯》上映時,小野在戲院哭了好幾次,因為他終於看到一部在台灣電影史上最重要的電影之一,而且他知道幕後的崎嶇。

分不清真實與虛幻 多於一場婚姻的《恐怖分子》

楊德昌固執、脾氣大,眾所周知,不斷跟合作的人鬧翻,卻又不斷纏著人要跟他一起追求完美。

「他沒有安全感,他需要一個人陪伴,能跟他一塊討論劇本。」

楊德昌會拍一些與自身生命經驗有關的故事,要麼就從身邊的人找靈感。《恐怖分子》始於一個汽車推銷員的婚姻故事。他後來跟原先的拍擋不合,就抓著小野說,「你也是作家,我們來做緊密一點的合作,你來當《恐怖分子》的編劇,來片場幫我。」

找到小野後,他就想用小野的背景。男主角從汽車推銷員一下子變成在醫學院做事的研究員,有了人物角色的設計後,才有劇情——不願改變的丈夫,與尋求改變的妻子,故事立刻就很明顯了,講婚姻的問題。一道電話,一個女孩的惡作劇,戳破了這段婚姻的真實與穩定。妻子起疑心,逕自去查,同時也準備離開丈夫。丈夫到頭來也不了解妻子為何離開她。看到她寫的小說《婚姻實錄》,以為就是那個女孩的惡作劇所致,氣得妻子叱責,「小說歸小說,你連真的假的都不分了嗎?」,電影想說的,是現代關係的單薄與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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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TWCMPC Terrorizers

跟楊德昌一同編劇很累,電影主題雖然一早定調要講夫妻關係的不穩定性,過程卻像是田野考察,一直在創作,又推翻故事,第二天立刻拋出一個新的念頭,前天談的通通不算。最後電影推展至人人都是恐怖份子,講的人在壓力下走向自我毀滅的過程。

楊在《恐》不單是對人性的懷疑,也是在質疑真實。電影中的現實與小說劇情交疊,也因此《恐怖分子》以開放性解讀作結尾。小野指,你可以解讀為李立中(丈夫)殺了很多人只是一個小說情節,或者是他選擇了吞槍自殺的現實,抑或終究所有劇情都只是一場夢。《恐怖分子》不單單是一個婚姻故事,楊德昌想談的是真假問題。

這點不可不提對楊德昌影響極大的德國電影大師荷索(Werner Herzog)。荷索在日記中寫道「除非這是在電影裡,否則我不會把這一切當真。」 (荷索,1974年11月23日)。他認為,電影中的真實是更深層、一種賦詩意的真實,之所以能夠捕捉真實,在於能塑造人性的形象,反問「我們是誰」。

小野憶述第一次看荷索的電影時,「有點被嚇到」,因為他的電影探索人類心靈中沒被探索的東西,諸如內心的黑暗、恐懼。透過了解荷索,也了解到荷索對楊德昌的影響。就是這份對真實的思考與執著,讓他如此強調燈光、聲音。他要營造一個足以把現實與虛幻界線模糊掉的光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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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TWCMPCTerrorizers

「所以我們不斷吵架,因為我不明白他呀。不明白為何他拘泥小節,為何沖印出來的底片顏色不是黑色就嚷著壞掉了要重拍?我當時不明白,他對他自己的要求太清楚,基本上如果你不知道他想要甚麼,你就跟他很容易有衝突。他不會因為自己年輕而妥協。」小野說。

再見楊德昌 小野: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是他朋友

楊德昌的創作之路,前半段差不多都有小野的陪伴,從《光陰的故事》到《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他們都在吵架中前進。

「我們吵架的時候,講不清楚,所以用寫的,他跟我溝通也是用寫的。他寫厚厚的一疊給我看。他很愛寫。我用文字罵他,說你實在太可惡了,你害我一年都沒有工作,害我差點被開除。公司一直在逼問我:楊德昌到底要不要拍,到底要不要做電影。他不太知道我的壓力。」

當時楊跟他磨著三個劇本,拍《恐怖分子》,籌備到尾聲之際,楊德昌突然又說不做了,說要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小野當時也快要離開中影,他跑去跟楊德昌說,我不跟你耗下去了,三個故事裏一直繞,太累了。楊德昌很生氣,這一回兒的翻臉,使他們將近十年沒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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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娉婷
小野說:「我有時覺得我跟楊德昌的友情,是在他離開後才開始的。」

記者問小野怎樣理解他跟楊德昌的交情。

「他自己有一個小黑板,寫滿了一路以來的創作心得。也有一本筆記本,誰跟他合作過,他都會默默在裏面有個盤算跟評價,我跟他吵了這麼多,最後還翻臉,他可能把我打了個叉,所以我跟他算不算好朋友?」

小野想了想,他們之間的友情,他覺得是從楊德昌逝世以後才開始的。也是因為他的離開,有人開始找他談楊德昌,這才讓他憶起他們年輕時有過的創作歲月。

「從2007年有人找上門來跟我聊楊德昌,我重新安靜下來看他所有的電影,又想一下當時跟他吵架的內容。他說底片沖壞了,要重拍,重拍會超支,我的壓力很大。我問他哪裏不對?他說顏色不對,我暗想這人怎麼這麼挑剔。 他人生中有一半的電影,都是我跟他一齊談出來的,可是我跟他一直在吵架,吵的內容不太一樣,我吵的是可不可以把它完成呀,可不可以不要超支呀,他在乎的是我一直催促逼迫,他會拍得不好呀。最後我們還翻臉了。後來在大銀幕看,他是有道理的,這些細節重拍的話,效果會比較好。他要的東西,別人不太懂,我這時後才知道,原來他講的,要的,是這個東西。」

結果不見面就真的十年沒見了。

2001年《一一》的慶功會,小野去跟他祝賀一下。甫見面,他看到楊德昌的臉孔,突然感嘆覺得,他們認識嗎?感覺到楊輕輕地跟他擁抱,向小野說,他沒有想到小野會來。

再之後的事,便是兩人陰陽相隔。收到楊德昌在加州病逝的消息,小野完全不知道怎樣回應。

「你要我想起二、三十歲的年輕的一段經歷,再回想我們之間的交往。」

他笑說,「其實我沒有很認識他,這個朋友。」

那到底楊德昌人生有沒有朋友這個類別?

「這個我也在想,到底我跟他有沒有友誼。有一次新聞登了他負面的東西,我在躊躇要不要打個電話安慰一下,卻又擔憂會不會對他造成騷擾。靜了三天還是決定不了,結果反而是他打來了,氣呼呼地問:

「小野,我們還算是朋友嗎?」

「是啊!怎麼了?」

「那你為甚麼不打電話來安慰我?」

「我不知道你的狀況,現在關心很尷尬啊,怕打擾你呢。」

他反過來罵我,「我發生這種事,你不打過我,你到底算不算我朋友?」

「哦這樣子喔…」

小野笑了笑,這大概就是他們交往的方式。

雄心壯志下的寂寞

記者問,為何楊德昌的電影都有殺人橋段?

小野想,他把他的憤怒都投射在電影裏頭了。

「我跟他的背景很像,覺得成長環境、社會都不太適合我們,一直想要改變。可是像《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一句對白:這個世界是不會變的。你也改變不了這個世界。因此我們編劇的時候一直有這個主題。

楊德昌常常說要打造世界第一的台灣電影。

拍完一套作品,他都會喜孜孜的認為,這電影肯定大賣,結果卻未如人意,沒有人去看他的電影。他的雄心壯志,現實卻冷水澆背。他有很多想法不太被了解,在信心滿滿卻在現實受挫敗的矛盾下,他的情緒很強烈,那腔憤怒都反映在他的作品裏頭了。」

今天小野與一群年輕人再看楊德昌的電影,他們不太相信,二三十年前的導演能拍出這樣有水準的電影。

二三十年後,他的電影依然使人驚詫萬分。小野突然明白,楊德昌當時多寂寞。

再見楊德昌,他的電影依然叫人喝采。

核稿編輯:周雪君

3 6 專題文章

楊德昌鏡頭下的少女長大了:演完他的戲,我提早經歷了許多情緒

和楊德昌電影中的演員見面,感覺特別不真實。因為楊導是一個厲害的編劇,他擅長創作群像式電影,人物動輒有十個以上(最高紀錄為95個角色),他會為每一個人寫詳細的生命藍本,務求所有角色都有稜角、有完整的個人歷史,讓你看電影時,以為角色站在你眼前,看著他犯錯而無奈、為他的困惑而惆悵;而且,楊導選角的要求嚴謹,演員的氣質一定要與角色相配,角色才不會是「裝出來」的。

與李凱莉見面前的幾小時,我在重看17年前的《一一》,對她的印象還停留在角色婷婷身上:一個天性善良、柔弱文靜,對愛情和人生都只是初見的、梳著一頭短髮的少女。

走出電影世界,時空一下子躍進了十多年。我到達約定的咖啡店,發現李凱莉的頭髮留長了,束成一條俐落的馬尾,匆匆一瞥,見她正在手機上畫著草圖,這才猛然驚醒:對,她現在是室內設計師了,不再是我心中那個讀北一女的高中生。她轉過身來,笑容可掬地向我招手,臉上掛著淡雅的妝容,顯得大方得體,比起十多年前在康城影展與楊德昌並肩同行、一臉稚氣的少女成熟了許多。

李凱莉說,小時候拍《一一》時,正值人生的啟蒙階段,加上真實年齡比婷婷小,只有12歲,所以婷婷的天真和懵懂,都是她真實的個性,「楊導喜歡的quality是很安靜,坐在旁邊,然後再observe,不太講話的,當時我對很多事情還搞不清楚狀況,而且年齡婷婷比少很多,很自然就顯得很innocent。」她十分感激楊德昌,給她一個機會與角色婷婷一起成長,讓她提早經歷了許多情緒,諸如戀愛、長輩離世、與家人的相聚與分離等,令她至今離開了電影圈,仍念念不忘那一個為拍戲而奔走的暑假,「其實蠻像一個夢的,我也很珍惜這個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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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一一》截圖
李凱莉把人物的真實歸功於楊德昌執導和編劇的功力:「楊導常說:自然就好、go with the flow. 所以我覺得他很純樸,他要很真實的東西,永遠都在追求真實。他電影、漫畫裏全部的角色都是很raw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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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娉婷
李凱莉:「我會想我長大了,再去拍戲會有什麼感覺。但我覺得再回去,已經可能沒有那麼真實了。」
換了兩、三次演員後,終於找到她:李凱莉

楊德昌對選角是出了名的嚴謹和執著,若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他會不惜延遲開拍、重拍,又因他的電影角色多是青少年,劇組要到處找非專業演員,特別耗費心力。最經典的例子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他寫劇本初稿時便開始試鏡,到處找13、14歲的少女來演女主角小明,一度因找不到「對的人」而擱置拍攝,轉而先拍了《恐怖份子》(1986),直到一天他在咖啡店偶遇皮膚白皙、氣質獨特的華裔美國人楊靜怡,感到整個戲的氣氛出來了,他終於滿足,上前說服對方休學一年出演小明,立刻開拍這部在他心中蘊釀了三、四年的電影。

到了晚年作品《一一》(2000),楊導對選角的執著仍然不變,電影拍到一半,主角NJ的老婆和女兒婷婷就被換掉了好幾次。飾演NJ的吳念真曾透露,有女孩為了出演高中生婷婷休學一年,沒想到開拍沒兩個月,楊導感覺不對勁、又要換人,害女孩大受打擊,憂鬱了很久。但楊導始終力臻完美,大搞訓練班、試鏡會,務求要找到「對的人」,以最自然的方式演活婷婷的純真和善良。

記者一直十分好奇,楊德昌最終是如何找到李凱莉的呢?

「我和我姐姐是彭鎧立老師(楊德昌的妻子)的鋼琴學生,透過她我才知道楊導有找casting。那時候我比較小,所以彭老師本來是問我姐姐和她的朋友要不要去玩、去試鏡,但後來又叫我順便去他們的acting class,誤打誤撞就去了。我都是抱著去玩的心態去而已。」李凱莉不徐不疾地憶述,語調仍帶驚訝,她表示當年只有12歲,還在台灣的國際學校念七年級(初一),沒想到會被叫去試鏡,角逐一個已經是高中生、16、17歲的角色。

「當時casting的整個氣氛是很輕鬆的。至少我覺得很輕鬆,因為我進去的時候,都不知道他們在casting,我以為只是acting class。」她說,楊導會出席每一次的表演課,「學生」們一邊演,楊導都會在旁邊默默觀察,偶爾會發指令。

「他會叫我們演動物,看誰比較開放,也有掉一些劇本給我們,讓我們自己想在什麼情況下,會講出這種話,然後就演出來。」「劇本都是很短的,十句左右,也有pair-up對稿的環節,但每次的對手都不一樣,我記得有副導Jay、吳念真的兒子(本來指定出演胖子的角色),我姐姐在,其他演員也有在。」

一開始,訓練班都是幾十個人一起在演,氣氛比較輕鬆,到最後就認真了,開始篩選學生,進行一對一的試鏡環節,但李凱莉仍抱著好玩的心態去演,沒想到會被選中。她笑說,或許就是她的懵懂,被楊德昌看上。「婷婷是個蠻innocent的角色,當時我不是電影圈裏的人,對試鏡也沒有很搞得清楚狀況,剛好婷婷這個角色也是try to figure out what’s going on,所以他覺得還蠻fresh的,整個人是婷婷的狀態。」

可是,李凱莉的父母起初不給她演,因為要請太多假,迫著要她回去上學,但上課上到一半,父母又跑來跟她說,楊導堅持要李凱莉演這個角色,問她還想不想演,「我想來想去,覺得會是個蠻好的experience,便答應了。」為了遷就李凱莉的學業,楊導特意預留了所有婷婷的情節在一個暑假裡拍完,可見他對角色的選擇是那麼絕對:只要是對的人,他可以製造一切條件去成就他,但錯的人,他怎麼也不能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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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一一》截圖
楊導像我的爸爸,他放手讓我探索許多情緒

李凱莉一生只演過《一一》這部戲,她形容那個為拍戲奔走的暑假為「一個夢」,而這場夢,讓她提早經歷了許多情緒,如長輩的離世、初戀、和家人的分離和相聚,當中有痛苦、甜蜜和茫然;一個才剛12歲的小女孩,突然嚐了人生百味,在一個夏天快速成長。

「沒演之前我比較簡單、carefree一點,不會去想到太多太複雜的東西,可是我覺得有演了婷婷,特別是有跟楊導相處過之後,他會解釋一些內心的戲,就會開始發覺,是啊,人是有很多不同level的情緒。」

她很感激楊導,開放大量空間讓她自行摸索,慢慢去想像、去開發心中的情感,正如角色婷婷一樣,她也是在一個父母都離家遠行、完全自由的環境下,才能茁壯成長。「他不會對我說,你要很悲傷的樣子,他會問我:如果很久沒看到媽媽,你會怎樣?我就答:可能會抱她,可能會哭。他就說:那你就這樣演。所以他會讓我自己去explore,如果這件事情真的發生,我會有什麼感覺。」

她又說,當年楊導沒有給她完整的劇本,所以她不知道整套戲的故事發展,只是針對一個一個scene去演,與婷婷一起經歷每一天發生的事,不知道串起來是什麼樣子。「這對我有幫助,因為婷婷她也是半知不解的,正在探索的階段。如果我知道後面發生什麼,可能會over-prep、不自然。像是和胖子的愛情,當時我沒有談過戀愛,如果有男生喜歡我的話,我也不知道要怎樣反應,但楊導不會跟我解釋太多,覺得自然就好,讓我一路演一路了解愛情是什麼一回事。」

楊導對他的「弟子兵」非常嚴厲,許多演員如張震、柯宇綸都是在他的責罵聲中長大的,但對女孩子,他似乎多了一分溫柔,李凱莉回憶說:「我有看到他兇別人,如果一些道具、場景沒弄好他會罵人。但他對我…都像爸爸對小女孩,很有耐心,都會解釋說這個scene是這樣的。可能也是不想把我罵哭,拍不到戲吧,哈哈。」

雖然沒試過被罵哭,凱莉卻曾因為NG太多次,壓力太大,演到半途哭起來,但楊導不僅沒有生氣,還為了安撫她而調整戲碼。「那是一開場結婚的戲,原來的安排是我在樹上找到脫了殼的蠶,跑去拿給洋洋。一個很簡單的scene,我也演了很多次,反而變成太刻意。我要假裝在樹上找到一個東西,太容易不自然了。最後retake了好多次,我就大哭了,整個crew都要等我哭完。但楊導很好,說要不然他改成是洋洋拿那個蠶過來找我,彭老師也在一旁安慰我,說沒關係、沒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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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一一》截圖
楊導塑造出生死相隔之感:「看到、但講不到」

然而,為了戲劇的效果,在必要時楊導還是會用特殊的手段去激發演員的潛能。在電影尾段,婷婷剛受失戀打擊,在晚上向婆婆哭訴、祈求她醒過來的一幕,對沒有試過失戀、親人還健在的12歲孩子來說特別難演,太容易變得做作,但楊導想出了一個好點子,讓她的情感自然流露。

「我最記得那一場戲。他們(劇組人員)要我培養情緒,把我關在一個黑房子裡面。黑房子裡有一個窗戶,可以看到對面的房間,我真正的媽媽坐在裡面。他們說,你要想像你媽媽在床上,但你不能跟她講話,我就在裡面大哭,他們待我哭到差不多,沒有那麼激動,就去拍那個take。我記得是一take就好了。」

李凱莉說,那個經歷太真實了,與親人生死相隔的感覺被塑造出來,一度讓她哭得太投入,要工作人員安慰、冷靜下來,才能繼續拍攝,「我被關著了,我看得到媽媽、媽媽就在旁邊,但她聽不到我講話,在另外一個房間裡,跟別人在說話。(戲中的)奶奶也是這樣,我摸得到她,她physically在,但你沒辦法跟她講話,醒不過來的樣子。楊導開拍之前教我他的想法,他說,這就是一種看到、但講不到的,親情的難過。」

在《一一》中經歷了初戀:愛情太複雜

在談情戲上,楊導知道李凱莉沒談過戀愛,但他似乎覺得心動、曖昧的感覺沒得教,便沒有作大多的引導,讓李凱莉和飾演胖子的張育邦兩人多相處,培養對彼此的默契,「胖子比我大很多,我當他是大哥哥一樣,我們在工作人員準備場地佈置、一起吃麵的時候都會聊天,在演的時候也感覺他是保護我的角色,所以演到他對我兇,我就會覺得:怎麼大哥哥可以這樣子對我?剛好就有愛情的感覺。」

李凱莉笑說,那算是她第一次「經歷」戀愛,但她和婷婷一樣,被一場三角戀擺佈得頭昏腦脹,「演完之後就覺得愛情很複雜。為什麼都看不懂在發生什麼事情?我沒有太懂胖子為什麼會一下子喜歡我,一下子又不喜歡我。」婷婷眼神的迷惘,原來是李凱莉真實的情緒,也是楊導想要的效果,那種由心而發的,青春的懵懂,相信若他找來一個已談過戀愛的高中生去演,縱然她明白背後的道理,卻一定演不出這種神態。

「我明白那個情緒,但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發生。在講『世界為什麼這樣不公平』的時候,是真的在問這些問題,所以很自然。」她說,演的時候大部分時間都在一種“wonder”的狀態,不論是演到嫉妒或是傷感的情節,都摻雜了這種對人生初見的困惑。

「我記得演奏會那一場戲,楊導有跟特別跟我說:『你要覺得有一點悶,為什麼他(胖子)這麼投入表演裡面?然後想到,哦,可能莉莉也拉大提琴。』所以我整場戲都一直在想胖子為什麼那麼投入去聽表演,沒有專心在聽演奏。」

「還有一場戲是胖子在怒吼說,走,不要管他了,然後又跟莉莉好,沒有跟我好。我很shocked,不理解他為什麼這樣,也是人生中第一次有人對我大吼。我記得對戲時他沒有對我很兇,但真正開戲時候,他超大聲的大吼,我真的有被嚇倒,情緒就跑出來,覺得真的被罵了,然後就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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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一一》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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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一一》截圖
回歸真實的人生,楊導的影子猶在

拍完《一一》以後,初二的新學期便來臨了,李凱莉重新回到學校,她感覺好像夢醒了,一切回歸本位,她沒有告訴同學暑假拍戲,但楊導的影響一直烙印在她心中,「不一樣的地方是,我放慢了腳步去觀察周圍的東西,因為楊導的戲節奏都很慢,你會看多一些周圍的東西。對小朋友來說還滿深刻的,放慢了也會變得introvert,會去observe、去想一些東西。」

過了沒多久,楊德昌的創作也進入一個新階段,轉型畫漫畫,和妻子彭鎧立一同開設了動畫公司「鎧甲娛樂」,還邀請了李凱莉和她的姐姐去參觀和配音。李凱莉憶述,參觀當天楊導在專心致志的作畫,其精湛的畫功令一向喜歡視覺藝術的她佩服得五體投地。

「他們在做《追風》(楊導未完成的遺作),但還有一些網上的微電影,其中一個裏面有婷婷。我看他畫畫,他一筆就可以把婷婷畫出來,那個表情、神韻都出來了,而且他只用了很簡單的線條。那時候就很崇拜他,覺得怎麼可以這樣?他觀察人很厲害、可以很快的pick up他的氣質,只是隨便sketch一下,婷婷的表情都在裏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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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ion: miluku 鎧甲娛樂
左六,坐在男生臂彎上的女孩形象酷似婷婷,但在《牛奶糖家族》中的名字叫妞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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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ion: miluku 鎧甲娛樂
鎧甲娛樂的線上動畫連續劇。

李凱莉依稀記得,那是講家庭的故事,其中姐姐交了男朋友,形象酷似婷婷,也是讀北一女的學生,而弟弟也第一次經歷戀愛,但弟弟的形象不是基於簡洋洋塑造的,所以故事內容與《一一》是有差別的。記者翻查資料,發現該影片系列應該是《牛奶糖家族》,是鎧甲主打的線上連續劇,而李凱莉說,當時楊導還創作其他微電影,像《台北女生》,其中女主角就是由她姐姐配音的,但現在鎧甲娛樂的網站已經關閉了,只剩下Youtube上的少量影片可觀看。

最愛的還是美術,告別電影圈

問及為何沒再拍電影,李凱莉眼神堅定的說,她最愛的還是美術和設計,在台北美國學校畢業後,就遠赴美國修讀室內設計:「我一直都很喜歡art,從小就很喜歡畫畫、design這些比較free的東西,後來我在大學就修讀interior design。」她坦言,曾有人透過她的父母接洽拍電視劇,但一家人都覺得會變成拍偶像劇,跑道不太一樣,也不太適合她,就斷然拒絕了。

最有趣的是,進了美國的大學後,她在外地還是經常聽到楊德昌的名字,因為憑著《一一》奪得康城影展最佳導演後,楊導的名氣在國際影壇上更上一層樓,歐美的電影台不時會放映他的作品,「我在看電視,突然發現HBO在播《一一》,就大叫that’s me!」

人在異地,李凱莉時隔十多年後,再重看一次《一一》,這次她以一個留美華人的眼光去看台灣電影,勾起了她的思鄉情懷:「我接受的教育比較不像婷婷,長大後看《一一》才了解台灣的文化是怎樣的,覺得還滿有趣。比起美國的文化,台灣的文化是很獨立的東西,它沒有怎麼被外面的世界影響到,而且很重視家庭,每一個家庭都是很純樸的。」

目前李凱莉已回流台灣,她對美術的熱情從未減退,更在兩年前開設了自己的設計公司Kelly Lee Design,在幾個月前,她更結婚了,邁向了人生一個新的階段,而最驚喜的是,「撮合」夫婦二人的,可說是她在電影中的初戀情人胖子—張育邦:

「我有跟胖子聯絡,他現在還在電影界工作,但base都在中國,偶爾會回來台灣。但很巧的是,他跟我老公是很好的朋友。有一次我出去的時候遇到他,我說你不就是邦子(胖子的真名)嗎?他剛好跟我先生在一起,我才跟我先生開始認識,當時還不是男女朋友。後來我結婚了,胖子還有來我的wedding。」

李凱莉談起丈夫和婚禮,她的笑容綻放得像花一樣燦爛,頃刻間,我有一種錯覺,以為劇中的婷婷長大了,當日害羞畏縮的她,已轉眼化身成一位事業有成、愛情得意的女性,但作為影迷的我,還是會永遠懷念那個笨拙、懵懂又天真的女孩,而我相信,電影將會把人的青春永恆凝住。

核稿編輯:周雪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