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自烏干達,在白人男性主導的歐洲NGO備受歧視

示意圖,非本文當事人|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與一名白人男性通訊人員一起共用辦公室,他講電話時會用免持聽筒;而主管就打電話進來給他,一直在電話中說我的不是,並辱罵我。我從他人那聽來,他們這樣做的計畫是要把我逼走。

作者:Rosebell Kagumire
譯者:Wenyu

我一直堅信著,不斷旅行、踏出我的舒適圈能夠讓我有所學習並追求新的體驗。這條準則適用於身體及智性範疇。所以,當有一個和大型國際非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INGO)合作的短期計畫出現時,我立刻打包好行李,前往歐洲。

雖說報酬確實不錯,但是在那兒等著我們的並不是這個。沒有人事先提到、也鮮少被深入討論的是,在那個以白人為主體的機構服務對一名非裔人士來說是什麼情況。

我生長於烏干達,過去大多在東非的大湖地區工作,然而,我對這樣的背景所隱含的意義所知不多。當我能感受到在家鄉從事發展工作的狀態——一如同樣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導演阿甘茲(Arnold Aganze)所執導的電影「 N.G.O – Nothing Going On」所描繪的情景時,我仍尚未經歷過身為少數族群的日子。

以國際上的發展來看,自從樂施會(Oxfam)的工作者在海地付錢給當地婦女性從事交易的性醜聞爆發後,過去幾個月來國際援助領域都動盪不已。在海地的這起風暴以及國際援助部門的幾起濫用職權的事件之後,美洲樂施會人道回應資深政策顧問布魯斯瑞伯(Angela Bruce-Raeburn)寫下了最能產生共鳴的回應之一。

布魯斯瑞伯寫下「但等到他們看到你深膚色的臉之後」(But wait until they see your black face)這樣的文章,來檢驗國際援助部門的包容性及種族主義,他的文字讓我深有共鳴。而國際援助部門裡其他非裔女性的回應也都提到了要在這個領域生存,需要強大的心理能力,但仍容易被邊緣化,這一切都讓我心有戚戚焉。

我曾在不同時候多次與國際性組織交流,深深了解當地居民確實需要這類組織的代理機構。我也很坦率地表明媒體總是選擇性地呈現那些需要幫助的人。這次於海外國際性組織服務的機會讓我能夠沉浸於全球各國所面臨的其中一項巨大挑戰——非自願性移民。但我過去接受的教育以及就業領域主要是性別相關,而我主修的性別議題與媒體、過去短期造訪海外國家的經驗、以及一年駐外的經歷都沒法讓我準備好面對這樣的情境。

我之後了解到,我赴該機構短期工作期間正值多樣性(而非融合)政策推動期間。我的主管讓我擔任管理職,因為他想要因為聘雇一名適任的非裔女性而得到認可。幾個月之後,原先全由白人所組成的通訊部門也聘用了兩名優秀的非裔人才,其中一人來自肯亞,另一個則來自南蘇丹。有一次,我的主管在走廊上叫住了該組織唯一一名資深非裔經理,把我們三人叫過去,來炫耀他致力於招募非裔人才。這可能是該機構工作人員展現工作成果的方式,但也是顯示事情有點不對勁的第一個徵兆。

那是我第一次在工作環境中因為我的膚色而被針對。

當其中一名非洲雇員無法即時交出策略報告(但其實是因為將工作分配給這名雇員的人本身沒有完成任務定位,所以這份報告可說是不合理的要求)時,我的主管走進我的辦公室,要求我告訴那名雇員:「如果她在當天下班前沒有交出這份策略報告,那麼她就會坐上下一班飛回她國家的飛機。」在那天之前,這名主管的任何一種霸凌都無法擊敗我。但在那當下,那種直接的種族歧視以及麻木的說話語調讓我關上了辦公室的門、開始哭泣。

我之所以哭泣是因為這名非洲女性逃離了戰火,還能保持神智健全,完成她的碩士學業來貢獻她的能力,但這一切都只讓她遇見像我主管這樣的男人。我之所以哭泣是因為我無法告訴我的非洲同事這個消息,因為我認為保護她免受這樣的卑劣行徑是我的職責。

這名主管是一名歐洲白人男性,從未到過非洲或阿拉伯世界,但卻被認為「有資格」能夠就移民經驗來發言;然而「貧窮的非洲人」才是組成一大部分移民人口的族群;就是如此,我還曾經在好幾個場合上聽到他這樣稱呼。對這個人來說,我們只是非洲來的訊息傳遞工具,不是具有技能、配得上這份工作的人。

更糟的是,由於我們團隊中只有一名白人女性,以致於情況變得更令人不快。之所以說令人不快是因為這名女性在會議上所提出的每一件事都必須要被嚴肅看待。

有一次這名女性建議我參加一場會議,但由於我當日有非常多工作需要完成,因此我不認為該會議是要被優先處理的。然而,在不到30分鐘內,我的主管就踏進我的辦公室,要求我去參加該會議,說我不能夠拒絕那名女性。當下我覺得自己活在白人特權的世界中。這名白人女性在這個具有種族以及性別偏見的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昭然若揭。她就是那個決定你的合約是否能夠續簽的人;我那名肯亞籍的同事就學到了慘痛的一課。我已數不清有多少次我在下班後還接到電話轟炸,被人不斷用言語痛罵,就只因為一件我當天沒做完的事。而如果另個部門有人讚美我的表現,那我所面臨的情況就更糟了。

而部門會議中,如下的情景更是司空見慣——主管一直對(全是白人的)女性管理階層出言不遜,更不避諱對這些女性口出具有性別歧視的語言。雖然大多數中階管理人員都體驗到這個男人對大家的暴力,但沒有人有機會能夠說出口。因此,儘管這份工作非常有趣,而我也從中學習很多,我也付出了極大代價,需要處理無知、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

六個月之後,我得到了另一個部門的合約,但這名男性聲稱自己仍舊是我的主管。而由於我未經他的許可就簽了另一份合約,這讓他對我使出了最糟糕的招數。我與一名白人男性通訊人員一起共用辦公室,他講電話時會用免持聽筒;而主管就打電話進來給他,一直在電話中說我的不是,並辱罵我。我從他人那聽來,他們這樣做的計畫是要把我逼走,但那對我並不起作用。

我幫機構從無到有建立起一個通訊系統。我能夠與各國的分部同仁建立起關係,過去他們只要一想到要和總部接觸就嚇個不停。但我的這些工作績效都一文不值,除非我對這個男人顯現出感謝及遵從的態度。因為這種直率的霸凌及虐待,已有兩名同事離職;一人轉調部門,而另一人則因為不聽部門白人女主管的話而無法續簽合約。

我們試著要向上級報告這個情況,但並未成功。友善的資深同事告訴我們,由於該主管「與高層那些大男孩關係匪淺」,所以什麼事也做不了。此外,向有關單位申訴也行不通。就連人力資源部門的新進人員都向我保證,以我這樣一位顧問的身份提出報告是沒用的,更何況還會有為我留下不良紀錄的風險。

由於種種阻礙和限制,在該組織工作一年後我決定要離開,而不是在繼續白費力氣。但我確實非常沮喪。援助部門主要援助的對象是女性,但這個領域的勞動力中,只有不到30%是女性。我希望#AidToo所開啟的這場對話能夠揭露援助部門裡頭的種族歧視和虐待情況。那些掌權者需要想出解決辦法,促進融合,而不是增加弱勢者及女性在管理階層的職位,而是要確保避免這類權力濫用的政策實行確實有效。

本文經全球之聲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此,先前刊登於African Feminism部落格中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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