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激化下的犧牲者:羅興亞與其他難民之困境

仇恨激化下的犧牲者:羅興亞與其他難民之困境
Photo Credit: Alexander Hotz / Coconuts Yango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近年留意各地難民動態,見到在歐洲申請庇護的難民,有團體義務給予法律咨詢,甚至辦工作坊等等的活動,讓他們在庇護面試前作些準備。在馬來西亞滯留的羅興亞人有類似的支援嗎﹖」

文:黃雋慧 (《不漏洞拉:越南船民的故事》作者)

本文是近期和聯合國難民署顧問唐南發先生所進行的一次有關羅興亞難民問題的文字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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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南發先生。 Photo Credit: 本文作者提供,僅供此篇文章使用。

唐南發是馬來西亞人,在聯合國難民署(UNHCR)任職超過十年,曾派駐過吉隆坡、曼谷和雅加達的辦事處。最近調往印尼棉蘭,負責難民註冊、甄別(RSD - refugee status determination)和第三國安置。現職時事評論員兼自由撰稿人。

大馬、泰國和印尼——尋求庇護者的天堂

記得第一次聽到「羅興亞難民危機」是在2015年,曾經一度有大批難民經海路逃亡到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因被拒上岸而成人肉乒乓球,上了國際新聞,唐南發其時正在泰國應付危機。而在加拿大這邊,湊巧我的《越南逃亡潮》書稿剛成形,我問自己,怎麼又有那麼多難民出逃﹖從趨勢看,我對前景是悲觀的,不論是緬甸﹑中東還是非洲,武裝對抗﹑宗教和部族對立是個長期存在的問題,這些地方都有個共通點——就是資源豐富,一個又一個解不開的死結 ,導致難民問題一波又一波爆發。就算我身處的加拿大也不能獨善其身。2017年偷渡現象越來越嚴重,尤其美國推行通行禁令(travel ban)等收緊措施後,由美國偷渡過境的穆斯林和中美洲背景的人都有增加,政府和民間都呈現疲態。

「在加拿大,如果願意花些心思,可以捕捉很多驚險的逃亡故事,伊朗﹑阿富汗﹑索馬里等等,近年自己在生活中也多了機會和穆斯林相處,不知道唐南發先生這十多年工作中接觸的難民是什麼背景呢﹖」我好奇地詢問唐南發。

「來東南亞各辦事處尋求庇護的,以緬甸的為主,當然也有不少伊朗﹑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勒斯坦的。緬甸的除了羅興亞人,還有其他族群如克欽,克倫和欽族 。」

馬泰印長久以來一直都是尋求庇護者的天堂,單是緬甸不同族群的庇護申請,唐南發在十幾年間處理過上千個,難民數目越來越多,又來自多個國家,要判定誰是真正的公約難民,具相當難度。

「所以必須有很好的培訓和經驗才行。難民甄別無法做到百份百保證,但至少要保護應該受保護的人。保持平起平坐的心態,尊重對方,都是協助難民的要訣。」唐南發接著解釋。

緬甸——內傷滿佈的聯邦

唐南發在2007年親身在緬甸目擊一些非主流族群受壓抑的情況。一次在撣邦(Shan State)南部,近緬泰邊境的市鎮大其力(Tachileik)和東枝(Taunggyi),看見信奉不同宗教的人被強迫召往興建佛寺,或在烈日下維修道路。

「強迫勞動或搬運(forced labour or portering)是緬甸軍方奴役人民的慣常手段。緬甸自1948年獨立以來,每當軍政府和國內武裝勢力發生衝突,少數民族總是在動盪中成為代罪羔羊。絕大部分強迫勞動或搬運發生在少數民族地區,軍方謀劃佔用他們的農地或土地,建立軍用設施和佛寺。老百姓工作的時段不定,從幾個小時到幾個星期都有。如果是一天內完成的工作,軍方一般不給伙食,民眾得自備食物和水。如果是長期的,例如被迫當腳夫(porters)跑長途,則配有一些劣質伙食,通常就是參雜著石粒的米飯,扁豆汁和醃菜。」

不單是基督徒和穆斯林經常受壓抑,有些和緬甸軍敵對的佛教區域也不能幸免。

「記得有個庇護申請者是孟族人(Mon),孟邦有九成人是佛教徒,包括他自己,孟邦國民解放軍(Mo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長期和緬甸軍作戰,孟族人一樣被強迫勞動。軍方不時沿家挨戶去查看是否有人協助或參加叛軍。這個申請者曾經偷渡到泰國打工,有一次回家,被軍方叫去問話,不敢說自己從泰國回來,怕軍方認為他賺了不少錢回來而敲詐他,但又找不到其他方法交待自己為何長期在外,於是軍方咬定他偷偷去參加叛軍,把他關起來毒打,然後逼他在軍營當苦力。過了好幾個月,有一天他趁出去農活的時候逃跑,匆匆忙忙知會家人,就逃到泰國,再到馬來西亞。」

羅興亞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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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身份證明文件花樣百出,林林總總,這是1950年代的國民登記證 National Registration Card,由當時的 Union of Burma簽發 ,不少老一輩的羅興亞人持有這證件」。 Photo Credit: Alexander Hotz / Coconuts Yangon

羅興亞問題變得尖銳,深入緬甸議題的資深記者Francis Wade指出,緬甸目前走的國家主義路線,以緬族為軸心,其他少數族群和宗教(包括穆斯林),依照各自的歸屬度,就像很多個同心圓往外伸展,恰巧羅興亞人宗教﹑膚色﹑語言的多重不同,令其立於邊緣。

「剛才唐南發先生提到的少數民族,至少都被承認為緬甸人,但羅興亞人完全不算是國民,甚至被以『Bengali』稱呼,不用『Rohingya』。 唐南發先生在東南亞曾和羅興亞移居者接觸,有什麼點滴和體會可以分享一下﹖」

「我將近十年前曾經在馬來西亞面談過一位羅興亞大叔,給我印象深刻,親身經歷瞬間由正式居民變成無國籍的打擊。他應該是1950年代出生的,帶著一張很殘舊的粉紅色身份證,A5紙大小,他們的祖先很多是1823年以前(即英緬戰爭之前)就已經居住在若開邦。雖然緬甸二戰後對公民的定義一直都模棱兩可,但曾幾何時,羅興亞人至少有個身分,大叔更有機會一直讀到大學,唸法律。1978年,大叔剛畢業,遇上『龍王行動』(Operation Naga Min),情況跟現在類似,緬甸軍和羅興亞極端份子開火,尼溫(Ne Win)政府排斥羅興亞人,若開邦境內約有二十萬羅興亞人逃難,形成第一輪逃亡潮。大叔因為在仰光生活,所以不受影響,但無法執業當律師。1982年,新的國籍法落實,規定全國人民要重新登記身分,把國內住民分成不同等級,並把羅興亞在國內少數民族的名單摒除,大叔的粉紅色身份證被註銷,他靠著行賄才可以藏起來,不然必被沒收,自此他在仰光靠當家教為生。」

唐先生繼續娓娓道來,「到了1988年,全國掀起民主運動,大叔走上街頭。軍方鎮壓後他被逮捕,經毒打後囚禁,由於他不是中堅份子,幾個月後被釋放,隨後他逃到泰國,約90年代中期輾轉到了吉隆坡,做過工地也當過洗車工人,正在此時,在馬來西亞又有大批緬甸移工,為提防外來勞工假冒難民,難民署一度不註冊緬甸人,結果大叔要等到2007年才有機會獲我接見。大叔由於有受教育,能講英語,所以能清楚表達自己,但迄今已經有幾代人已被剝奪基本權利,很多人幾乎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出入受限制,對外界所知有限,面試時總是吃虧。」

一地的難民,不只是一國的問題

那位大叔可說是羅興亞人戰後命運的縮影,綜觀現在緬甸的情況,要他們給予羅興亞人正式身分和權利,在可見的將來仍看不見曙光。孟加拉接待難民所受的壓力,廣受國際媒體關注,我總固執的認為,羅興亞人的唯一出路是移民,問題是現在安置第三國的輪候隊伍是前所未有的長;與此同時,美國﹑澳洲等國家的配額最近卻大幅收窄。

唐南發和同事接到羅興亞個案後要做的,就是核實身分,合資格的就給予聯合國的難民地位,並根據接收國的配額和要求安置。

「我曾發現有些個案有疑點,於是指示下屬面談時再多考核一些關於若開邦羅興亞人的地理文化和語言知識,果然逮到幾個冒充羅興亞難民的孟加拉移工,我們取消他們的難民資格,通知馬泰當局,由他們處置。」

「近年留意各地難民動態,見到在歐洲申請庇護的難民,有團體義務給予法律咨詢,甚至辦工作坊等等的活動,讓他們在庇護面試前作些準備。在馬來西亞滯留的羅興亞人有類似的支援嗎﹖」 我進一步問道。

「在馬來西亞的羅興亞人主要靠馬來社群幫助,因為都是穆斯林。例如馬來西亞伊斯蘭青年運動(ABIM)和馬來西亞伊斯蘭革新理事會(IKRAM)這兩個組織就相當積極。但羅興亞人教育程度有限,婦女普遍不識字,在表達自身的困境上就有了先天的障礙,更遑論對公民權有任何了解,在眾多難民中,可謂弱勢中的弱勢。大部分的安置國,例如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與荷蘭,都會派員到吉隆坡,曼谷或雅加達,再約見符合條件的難民,確保萬無一失。呈交給美國的個案則會先由國際救援委員會(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IRC)的人員再篩選,然後由美國國土安全部的人員親自面談,所以程序比較長,但特朗普上任以前,美國給的配額是多個國家中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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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水軍在蘭卡威附近海域攔截一艘疑似載著羅興亞難民的船隻。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自2017年8月25日羅興亞武裝(ARSA)攻擊警察檢查站的仇殺事件起至最近一波的羅興亞難民潮,已經約有接近70萬名難民逃往孟加拉。這個情況不禁讓我想起,未來是不是有可能再掀起一波逃往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浪潮呢?

唐南發認為,如果再要從孟加拉偷渡出外,並非每個人都能負擔,躍躍欲試到馬來西亞的,通常都是已經有親友在那裡落腳,甚至有工作,難民署給他們發難民卡,萬一被大馬當局為難,也算有個保障。馬來西亞政府口頭上承諾允許羅興亞人合法工作,但至今仍未落實。儘管如此,還是有人會去闖,去碰運氣,故此有些蛇頭會向他們兜生意。

確實,難民因絕望往往願意賭上一把,想像一旦聽到有人移民成功,怎可能不心動。為了安置難民,唐南發費了不少心思。

「我做過不少安置個案,碰過一些羅興亞難民在大馬出發前夕,忽然改變主意,留下來陪伴因種種原因不獲收容的親友。我勸他們三思,時常氣得要發脾氣。但難民畢竟也是人,也有自己的情況考量。如果對方堅持不出發,我們唯有無限期凍結他們的安置以示警戒。我們這麼做也是逼於無奈,因為每一年的安置配額有限,這些最後一刻變卦的人,其實佔用了其他更有需要的難民的位子。如果不懲戒,其他人會有樣學樣,我們的工作就更困難了。」

「家庭始終是個關鍵考慮,生活條件的提高,有時也未必抵得住一家人分離的那份牽掛﹑痛苦。羅興亞人不論從氣候還是從文化方面考慮,只要生活條件不太差,會否比較屬意馬來西亞和印尼﹖我身邊(溫哥華)就有一個文化衝擊的例子,一位在加拿大出生的索馬里裔中學生,最近和我聊餐廳打工。她提到不介意接觸豬肉製品,但她母親就不贊同,我理解上一輩移民到西方國家,本來是為了下一代,但也擔心會喪失自己的根﹑身份認同和傳統,而且在這過程中往往和下一代有矛盾。所以我會直覺認為馬來西亞對羅興亞人來說較西方國家容易適應,永久移民他國,畢竟是人生的一個大變故,躊躇不前也是可以理解。」

說到難民去西方國家重新開始,唐南發指出另一大挑戰,就是羅興亞人的婚姻不受緬甸承認,生育率高卻又貧窮,童婚非常普遍。問題是大部分西方國家不承認童婚童孕,而美國甚至當作是刑事罪看待。所以就算這些難民申請獲批准,男方必須獲得國務院的豁免信函才能繼續安置程序。

唐南發在吉隆坡閑逛,有時也能見到羅興亞人的身影,做些攤檔小買賣等低技術工作。大部份難民都如眼前的你我他,最大的心願就是為自己和家人謀求幸福——這追求既平凡卻又偉大,既是基本,卻同時需要無限付出及犧牲,難民流離失所,相比起來,就更是遙不可及。

這段時間讀了唐南發的一些扎記,讀到羅興亞人的那份無歸屬,對他們的困局有多些了解。極端主義的滲透,既是人道災難的成因之一,也是多個世代受到系統性壓抑的結果。

然而宏觀來看,有些非人經歷其實也並非羅興亞人獨有。例如,有些蛇頭為了盡快招徠更多偷渡客,結果有些平民百姓不知就裡,就被強行抓上船;之後勒索家人,籌不到錢就受到暴力對待,而這在利比亞就是常態。中東戰亂地帶,以至整個南部世界(Global South)的狀況是悲哀的,激化仇恨絕不是解決問題之道,反而衍生更多仇恨。國際社會往往都無法、或無意觸及問題根源,但還是希望在這相互指責和針鋒相對中,能有識見者出來打破惡性循環、實質解決問題,否則就只能被動地等候一個扭轉軌道的契機。

後記:

我是《不漏洞拉﹕越南船民的故事》一書作者,現居加拿大溫哥華。所謂「不漏洞拉」,是越南語「從今以後」的粵語諧音,1988年,香港政府因應聯合國改變越南難民政策,透過電台廣播,用越南話向進入香港的偷渡者解釋新規例,由即時起,偷渡者一上岸就先被關押,接受難民身分甄別,不通過的就會被遣返,「不漏洞拉」是全段廣播的第一句,所以深入民間,當時香港還有一句俗語: 「不漏洞拉,一入就拉(拘捕)」,可見境況之蒼涼﹑無奈。危機過久了,再多的同情心也會轉化為麻木,就是所謂的compassion fatigue(同情疲勞),很不幸,歷史又再在新世紀重演。

我和唐南發的相識是奇妙的,事緣他讀過《不》書,發表讀後感而開始互通交流。其實在1970﹑80年代,馬來西亞曾是最大規模的越南難民庇護站,我在寫作過程中沒能親自聽見馬來西亞本地人的聲音和回憶,有些遺憾。當我知道他來自大馬、從事難民工作、並曾接觸過羅興亞人,對他近年在難民前線的體會和經驗感到既驚且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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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葉蓬玲
核稿編輯:吳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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