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用幽默帶過自己被性侵的經驗?

為什麼我用幽默帶過自己被性侵的經驗?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幽默是一種行動,需要發自內心油然而生,而這就是過去讓我感到困擾的性侵犯劇本所缺少的,他們不允許倖存者真實活著。

文:Myriam Gurba(著有回憶錄《Mean》)
翻譯:Wendy Chang

我們自述蠢故事是為了要笑。

如果你是編劇瓊・迪迪安(Joan Didion)的粉絲,應該認得出來這是她在《The White Album》一書的開頭。

我講蠢故事為了要笑出來,是因為曾經被性侵,而且有時候強暴似乎是世界上最病態的玩笑。

對我開這種玩笑的人叫馬汀納(Tommy Jesse Marinez),他跟蹤我、鬼鬼祟祟地躲在我身後、慢慢接近(回想那種感覺依然讓我毛骨悚然),猛掀我的裙子,抓著內褲和沾有血跡的胯下、拉扯著,他不斷從我身上奪走他沒有權利拿走的東西。性侵結束後,我一路追著他到街角,豹紋的高跟鞋不斷發出喀拉喀拉的聲音,我穿這樣不是為了被強暴。

我在回憶錄《Mean》中記下了這次性侵還有更早的性騷擾。當我和記者、學生、其他作家討論這本書時,同樣的問題不斷冒出來:為什麼我用幽默帶過自己被性騷擾和性侵?這個作法引起批評,認為我不應該引領讀者走到恐怖及幽默的交叉口,猶如一個冷酷無情的褻瀆者,把他們帶到這個地方,許多人寧願表現得這個交叉口不存在一樣,無視於「交織性」的存在。

我們講故事的習慣至關重要,社會開始流行某種特定的敘事模式,而我一直在仔細觀察。這種風格充滿了性侵犯和暴力事件,但帶著誠敬,不能有一絲一毫對於故事的不尊重,這類型的故事已成為經典,擁有獨特的劇本架構:經歷性暴力絕對是倖存者人生最糟糕的階段,僅止於此。這個架構把性侵經歷當作是人經過洗禮,以此來界定一個人的身分,而大部分是女性。因為這種經驗往往十分可怕,日常生活討論的工具和語言都不足以拿來表達,因此我們會插入宗教的詞彙讓故事更嚴肅,用字遣詞「證明」了故事的存在,而我們則「見證」了受害者的痛苦。

我對這種「強暴特殊主義」而感到生氣,可能是天生性格如此,我打從娘胎出生就是一個反其道而行的人,不斷地挑戰天主教出身的父母親,他們採教義問答的教育、帶我做彌撒,但在崇拜神時,我欣賞的既不是經文也不是佈道內容。相反地,我的思想不斷地在神遊,更確證了我容易犯錯、缺乏特殊主義思想,也不具備一般人共有的怪誕人性。神遊的那幾個瞬間會化為現實生活中各種錯誤和不請自來,和既有的規則碰撞。我覺得自己和教區居民有某種連結,有次做禮拜一位民眾睡著了,他如雷的鼾聲打斷了神父的福音,讓其他人突然有精神起來,原本毫無生氣、體態嬌小的比利時神父也忍不住咯咯地笑,當下不適宜的打瞌睡聲讓整個過程都不一樣,騷動著神靈、讓教堂有活力了起來。

電影理論家克洛佛(Carol Clover)提過「終極女孩」(final girl)理論,指的是恐怖電影中最後一個和殺手對抗的女性角色。她的存在是根據公式和腳本,經歷一段靜止的狀態,然後幽默會打破停滯。幽默是一種行動,需要發自內心油然而生,而這就是過去讓我感到困擾的性侵犯劇本所缺少的,他們不允許倖存者真實活著。

國際創傷研究專案主任索爾醫生(Dr. Jack Saul)被問到他如何知道患者康復時,他回答徵兆在於倖存者是否能夠有自發性。自發性是當倖存者不再把逃離死亡和傷害當作人生首要目標時才會出現,只有當你可以活在當下每一刻才會有自發性去面對任何事。

哲學家米哈伊爾・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寫道:「笑聲能摧毀對一個物體的恐懼和過度崇敬,讓該物品成為大家熟悉的對象。」他將笑聲定義為軍備,猶如幫助我們在炫目的榮耀中面對世界的透鏡。反對強暴文化的論點提到我們讓性暴力過於正常化、我們對性暴力已經非常熟悉。但我並不同意這點,我認為我們還沒有非常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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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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