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民主轉型》書摘:抗變的馬來社會與盼變的馬華社會

《馬來西亞民主轉型》書摘:抗變的馬來社會與盼變的馬華社會
photo credit: REUTERS/Lai Seng Sin/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五年一度的馬來西亞大選將近,正在經歷民主轉型的馬來西亞,可否結束長期一黨獨大的狀況?

文:王國璋

抗變與盼變

如本書開章所言,我嘗試解答的兩項提問是:

一、聯盟/國陣政權憑什麼長期穩定地維繫此「半民主」政體?這類要素,如今是否已經逐漸消逝?

二、馬來西亞民主轉型的展望如何?困難何在?

聯盟/國陣政權所謂「協和式民主」的族群共治與族群分工模式,在1969年的五一三族群流血衝突爆發前,其實並非如此穩定。這一方面是聯盟三黨之間,自始就存在着實質的不平等,難以真正相互否決;另方面則是在獨立前期的雙族群社會對峙下,身在聯盟的馬華公會,固然接受「馬來西亞基本上是馬來人的國家」,聯盟以外的其他馬華政治力量,卻不必然接受。而巫統雖普遍被馬來人視為族群權益的捍衛者,當巫統 「對華人退讓太多」,部分馬來選民就會以選票抗議。五一三暴動最終以暴民的暴力和軍警的武力,壓下了這場紛擾。

後五一三時代的國陣政權,相比1969年前的聯盟政權,顯然穩定得多。國陣政權之所以異常穩定,不僅因為它是個名副其實的大聯合政府,將五一三暴動後幾乎所有的反對黨都收納其中,更重要的是馬華社會銳氣已失,但馬來社會的憂懼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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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後,馬來西亞極可能再現階級和語文緊扣的早年社會現象,即西化又愛講英語的城市馬來中上階層,對映城、鄉地區的保守工農馬來語社群。photo credit: AP Photo/Sadiq Asyraf/達志影像
華人的憂慮

馬華社會一直到2008年大選前,都極易遭受國陣政權恐嚇。1970年代以降,歷屆大選,雖然都會有不少抗議性質的馬華「賭氣票」,無論如何都要投給在野的民主行動黨,但反對黨一旦勢盛,主流的馬華社會反而會怕,五一三動亂的陰影就隱隱再現。於是1999年大選,當馬哈迪政府看似勢危時,不少華人就回過頭支持國陣,最終讓馬哈迪安渡難關。此外,當馬華意識到華基反對黨根本無望變天,他們終究要去面對一個不友善卻不得不打交道的官僚體系時,馬華公會、民政黨等華人/華基執政黨雖已無力左右國家大政,畢竟在朝為官,「朝中有人好辦事」。反過來說,朝中要是真的沒了自己人,「朝中沒人怎麼辦」?這種患得患失的忐忑心理,也讓馬華社會不敢輕易「全面造反」。

馬來人的憂懼

馬來主流社會一貫未能消除的憂懼,則是馬來人固然掌控政治,華人卻依然主導經濟,更始終不願真誠地接受馬來西亞是個馬來人的國家,所以萬萬不能重蹈1969年大選的覆轍,讓華人差點就也掌控了政治局面。如果政經雙失,那馬來人就會在自己的國土上,無立錐之地。1980年代後,這種憂懼,還要再加上異教徒世俗或不道德的生活習尚——譬如飲酒、賭博、吃 豬肉、養狗、穿着暴露、婚前性行為、同性戀等——對其虔誠宗 教生活的冒犯、侵擾和挑戰。

不過馬來主流社會認定的「華人依然主導經濟」這一點,擺在今天的情境看,已是想像多於真實。1970年巫統藉五一三暴動的契機着手「重組社會」以前,華、巫的經濟實力對比, 的確懸殊,遑論半島上所有像樣的城市,當時基本上都是由華人創建、聚居、主導。然而即便是在當年,外資(特別是英 資)其實才是馬來西亞經濟的主宰者。

1970年後,國家之手強力介入經濟運作,新冒現的許多公立產業機構、集資投資機構和大型國企,都肩負着轉移財富的特定使命。經過數十年經營,它們其實已經代馬來社會掌握了大半的國家財富。早在2006年,林德宜為ASLI(Asian Strategic and Leadership Institute) 撰寫的爭議性報告曾指出,觀察土著在全國擁有的企業股權比例時,如果計入這批專責機構與大型國企的資產,土著實已掌握了四成五的企業股權,而非官方所宣稱的多年來沒什麼長進的18.9%(The Sun 2006.10.11)。

馬來西亞的中小企業主,的確大多仍是華人,至今也還是推動國家經濟發展的主力,但他們既難獲得政府襄助,規模亦遠不及大型國企,創富能力根本無法相比。華、巫經濟實力近年來的消長,還可藉金融界的變化一窺虛實:本土的華資銀行,曾經盛極一時,然而數十年來不斷地遭國有銀行逐步併購整合後,鄭鴻標的大眾銀行(Public Bank),如今已是碩果僅存。話雖如此,一般人的觀感,難免還是會受「2016年馬來西亞的十大富豪榜,十有八人是華裔」 的這類傳媒報導,強烈影響。

執政菁英操弄族群議題

兩大族群內主流成員的這種心理狀態 ,自然容易讓執政菁英在關鍵時刻——譬如情勢相對不明朗的特定大選前夕——刻意操作爭議性的族群、宗教議題,以創造危機氛圍,確保政權。反過來說,情勢穩定時,國陣就會改以中庸自居,標榜繁榮穩定進步。這種操作手法,一直到2008年大選前,可謂屢試不爽,差別只是隨着馬來選民與馬華選民的影響力日益懸殊,情勢不妙時,巫統會為了固守馬來基本盤,更赤裸裸地挑起爭 端,操弄「馬來人大團結」或「穆斯林大團結」的狹隘訴求, 不惜犧牲盟黨利益。

以上分析,誠然過於簡化。首先,影響政權安穩與否的因素甚多,族群視角有其局限。其次,即便只取族群視角,馬來西亞並不僅僅是巫、華兩大族群。不過影響政權安穩的因素, 固然甚多,如其領導國家經濟發展的能耐和國際經濟大勢的周期等,都可能會拉抬或打擊政權在特定時期的選舉表現,但說到關鍵要素,應該還是族群。我們若仔細檢視歷屆大選的過程和同時期國際政經環境的變化,當可見國陣政權的經濟表現, 固然影響選情,卻從來不會致命。而在1970年代至2008年這段幾近四十年的歲月裏,曾有整整兩代馬來西亞人,因為對國內族群政治的常識性理解,根本無法想像國陣政府垮台。

至於第二點,馬來西亞確實早就不是「雙族群社會」,肆無忌憚的選區重劃不公,更是已嚴重削弱馬華的政治代表權。不過據馬來西亞國家統計局2020年的人口預測,馬華毫無疑問還是第二大族群,將會佔全國人口的20.6%(694.7萬人)。更重要的是,馬華人口因為集中於城鎮地區,目前仍可在全國約三、四成的選區裏,主導或影響選情。反觀印度社群,2020年的人口預測雖仍有6.3%(213萬人),但卻沒能在全國任何選區裏佔據多數,也就沒什麼實質影響力可言。至於東馬的非穆斯林土著,經過國陣政權多年來刻意分化,政治力量支離破碎,也早已不足為患。簡言之,馬來西亞獨立一甲子,巫、華兩方的政治能耐雖已不能等量齊觀,卻依然是兩大要角。雙方的衝突,仍會是族群政治核心。

馬來人忌華人掌權

2008年和2013年大選昭示的轉型前兆,是馬來西亞民間社會多年積變下的成果,雖曰突然,有跡可循。這方面一是馬華社會普遍求變,二是部分城鎮馬來中產階級的反省與鬆動,後者尤與1998年安華事件的刺激有關。兩者叠加,終使跨族群政治略見雛形。然而這當中有個難解的結,就是主流的馬華社會越「反政府」,主流的馬來社會就越憂懼。所以當華人壓倒性地支持民聯或其後的希盟時,又恰逢馬來政治史上空前分裂的時期(半島上的巫人/巫基政黨,目前就多達五個,即巫統、伊斯蘭黨、國民城信黨、土著團結黨和公正黨),不少馬來人難免感到不安,深恐華人乘隙掌握政治主導權。

事實上,保守馬來選民的疑慮,已經多少表現在2013年大選時,伊斯蘭黨和公正黨遜於上屆的選績上。1 這埋下了伊斯 蘭黨選後為鞏固其保守派基本盤,積極重推伊斯蘭刑事法等宗教議題的伏筆。爭議隨即引發伊斯蘭黨與民聯另兩個盟黨的矛盾,亦導致伊斯蘭黨內分裂。而隨着第十四屆全國大選的腳步逼近,伊斯蘭黨甚至於2017年9月間,開始拋出「票投希盟,就等於票投民主行動黨」的說法,至此該黨對華人政治力量的戮 力提防,已絲毫不加掩飾。而伊斯蘭黨與其多年寇讎——巫統近來微妙的友善互動,則隱隱然是藉「馬來人/穆斯林大團結」來感召馬來選民。因為馬來穆斯林的深沉不安,下屆大選,反而極可能是面對喪權威脅的首相納吉、巫統及其外圍組織們,最放肆地操弄族群、宗教議題的一屆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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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馬來穆斯林的深沉不安,下屆大選,反而極可能是面對喪權威脅的首相納吉、巫統及其外圍組織們,最放肆地操弄族群、宗教議題的一屆大選。photo credit: REUTERS/Lai Seng Sin/達志影像
馬來族群認同與穆斯林認同

馬來西亞的民主轉型進程,短期內並不樂觀。「抗變」的馬來主流社會心態,或是最大阻力。當然,「馬來主流社會」 的內涵為何,是有爭議的。如第五章所述,國陣在2013年大選奪下的133國會議席當中,高達112席是來自選民相對單薄的鄉郊選區。鄉間的保守馬來穆斯林,加上城鎮裏的虔誠中產馬來穆斯林,人數即便不是絕大多數,應已足以構成馬來政治主流。這個主流馬來群體,經歷過1980年代以降伊斯蘭化政策的洗禮,宗教意識甚強,又因為「馬來人都是穆斯林,穆斯林則絕大多數是馬來人」的國情,其族群認同與穆斯林認同存在太多交集,顯然無法在短期內就根除他們對「盼變」華人的高度猜疑。

其次,在野政治菁英為早日達成政權輪替的目標,汲汲於建構兩線制構想下另一足與國陣抗衡的聯合陣線,卻似乎沒有對仿傚國陣的盟黨「族群分工」趨向,有足夠的警覺,也未認真處理盟黨間缺乏共享的核心價值與意識形態的問題。舉例來說,土著團結黨是巫統的分裂政黨,而民主行動黨與這個希盟的新盟友之間,除了對終結貪腐醜聞纏身的納吉政權深有共識外,再沒什麼共同的目標與追求,遑論後者還是個不折不扣的馬來政黨。所以希盟即便因為某些特殊的歷史機緣,僥倖執政中央,結局大概也只有兩種可能

1. 逐漸退化成由某個強勢的巫人/巫基政黨主導的執政聯盟,與下野的國陣,共同發展出「類馬來兩黨制」;

2. 各盟黨在面對國內繼續層出不窮的族群、宗教爭議時,因為價值觀差異過大,無法相互容忍妥協,最終交惡拆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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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團結黨是巫統的分裂政黨,而民主行動黨與這個希望聯盟的新盟友之間,除了對終結貪腐醜聞纏身的納吉政權深有共識外,再沒什麼共同的目標與追求。photo credit: REUTERS/Lai Seng Sin/達志影像

不過長遠來看,馬來西亞民主轉型逆轉的可能性甚低。該國由半民主轉型至民主的過渡階段,或許需時甚長,但前景樂觀。這樣的判斷,一是基於混雜型政體的內在張力,最終仍會導向變革;二是馬來西亞多年來持續推進的城市化與經濟發展步伐;三則是國際大環境的影響。

關於國際大環境的影響,可議論之處甚多。馬來西亞本就是個相對開放的社會和經濟體,易受外來思潮影響,顯例之一,正是中東伊斯蘭復興運動在此留下的烙印。1980年代後,國家的伊斯蘭化舉措,已經留下了某些難以逆轉的體制變革,養出一批新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和捍衛者,更潛移默化地形塑了馬來新世代的保守宗教觀。不過與此同時,中斷多年的英校體系正逐漸復興,2 中文亦隨中國在本區域的崛起而起。3 相異的語文教育背景,往往會培養出相異的世界觀與價值觀,馬來社會的內部歧異,或會跟着逐漸擴大。

二十年後,馬來西亞極可能再現階級和語文緊扣的早年社會現象,即西化又愛講英語的城市馬來中上階層,對映城、鄉地區的保守工農馬來語社群。兩者世界觀與價值觀上的不一致,或導致前者終起而抗拒進一步伊斯蘭化的舉措,追求西方相對世俗、民主、多元的生活模式。這種跡象今天已見,但還遠不成氣候就是(王國璋2016)。

註:
1. 伊斯蘭黨奪下21國會議席,比上屆少了2席;公正黨奪下30國會議席,比上屆少了1席。華基的民主行動黨則是最大贏家,共拿下38國會議席,比上屆增加了整整10席。

2. 馬哈迪曾於2003年在全國中、小學校同步推行以英語教授數理科目的政策,但成效奇差,折騰七年後就難以為繼。國陣政府緊接着再以迂迴手法,推行類似政策,譬如於2016年開展的雙語教學計劃。迂迴之道的另一面,則是索性以「私營化」手法,恢復中斷了數十年的本土英校教育。這方面的作法,一是縱容強調英語教學的私立中小學校發展;二是批准創設大量所謂的國際學校;三則是延續1990年代英語私立大專院校湧現後的發展勢頭,進一步完備本土英文教育體系(王國璋 2016:14)。

3. 英文私校及國際學校蔚為風氣之際,馬來子弟入讀華文小學的人數也在逐年攀升,總量雖還不算大,增長的步伐卻很可觀。教總2015年的調查報告就顯示,2010–2014年間,全國華小的馬來學生由55,976人增至66,647人,五年內增幅19%,已佔華小學生總數的11.7%,而這還不包括印裔和東馬的土著學生(鍾傳穎 2016)。此外,馬來西亞政府和中國政府自2011年起,就開始逐步承認彼此的大專學位。2012年起,馬來西亞正式承認中國820所大專院校的學位;2013年起,再承認台灣157所大專院校的學位。此後赴中的官派留學生人數增加, 不再只局限於歐洲、北美、澳洲和中東等地。

書籍介紹

《馬來西亞民主轉型:族群與宗教之困》,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年。

作者:王國璋

《馬來西亞民主轉型:族群與宗教之困》由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國璋撰寫,是「東亞焦點叢書」系列的最新出版書籍。作者是馬來西亞人,以當地人身份分析馬來西亞的政治環境,嘗試探討聯盟和國陣政權如何長期穩定地維繫「半民主」政體和馬來西亞民主轉型的展望及所遇上的困難。

9789629373405
《馬來西亞民主轉型:族群與宗教之困》,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年。

責任編輯:周雪君

核稿編輯:王陽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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