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結束後,中國將成為怎樣的強權?

十九大結束後,中國將成為怎樣的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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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雖然在全球互賴的當下,中國在標榜「保守威權」的內向型崛起的過程中,未必扮演激進的國際體系挑戰或修正者,但在亞太地區的主權與安全議題上,北京自然有其發言權與主導力量,這也是習近平把兩岸關係置入整個內外大論述的主要原因。

文:張宇韶(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理論框架、歷史事件與政策產出往往是分析國際關係與相關議題的三個主要軸線。具體來說,理論框架提供研究者思考的高度以及聚焦各類的問題意識,這也是學術社群與一般評論者或網紅名嘴最大的身份差異;歷史事件則是豐富的素材,在史料分類整理與歸納的過程中,除了界定事件的性質外,也賦予理論客觀的解釋力;政策產出則是決策者對於當下權力世界的反應,不論其行為模式理性與否,動態政治發展也得以修正理論存在的盲點。

對於國際關係與比較政治領域而言,如何看待中國在十九大之後的政治發展以及在國際體系中的相對位置,似乎成為學界和輿論的焦點。簡言之,如何將「國際體系」與「國內政治/政策」這兩個自變數相互連結,並在理論/歷史/政策建立起一套分析架構,應是個可行且合理的嘗試。

基本來說,「結構」與「體系」是新現實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假設(不論是結構現實主義或進攻型現實主義皆然),特別是新制度主義論者提出「有限理性」與「鑲嵌自主性」等概念後,結構的假定使得國際關係與政治學典範修正得以銜接對話。直言之,國家的外交政策是結構制約下的產物,或者說,只要主導體系的大國願意做負責任的善霸,讓小國理性地選擇接受現狀,那麼國際關係的無政府本質就得到了相對性的解決方案。從方法論的解度思考,這是一種典型「外而內」的分析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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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種宏觀的系統分析可能簡化了國家「內在變數」的意義,不僅忽略了「外交是內政的延長」的古諺,也無法解釋體系內的接受/不滿者其對外政策仍有明顯的差異:日本與英國都是美國冷戰與後冷戰時期的盟友與體系接受者,但是兩國的外交政策仍有巨大差異;敘利亞與北韓過去都是美國眼中的邪惡軸心,對於美國霸權主導下的國際體系也都有所挑戰,但兩國的對外政策明顯不同。

為了讓國際關係理論更具有客觀的理論框架,我們需要建立「內而外」的補充性分析,透過決策者、比較政治制度、政黨理念、經濟社會發展等變數開展「國家內在變數」的內涵與意義。這樣的典範修正被歸類為所謂「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如果說古典現實主義是國家層次的簡約理論,而新現實主義是國際體系層次的系統理論,那麼新古典現實主義就是簡約理論與系統理論的綜合型理論,目的是為了擴大現實主義典範的解釋範疇以及解釋內涵。

如果以此作為延伸,並思考在研中國崛起的內外意義,謝淑麗(Susan L. Shirk)在其著作〈脆弱的強權〉(China - 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一書中大量運用新古典主義的分析邏輯,嘗試解釋中國崛起諸多的「內在變數」。這些觀點給予讀者不少啟發。謝淑麗的分析有其價值,但關鍵在於國際體系與中國內部因素在2008至2017年都有巨大的變化,這些變化也是其著作難以預測的。

在國際體系層面,2008年的金融風暴曾讓美中建構「G2」的概念,金磚五國與「G20」的興起也意味走向「一超多強」與「多極化」的趨勢。在體系的變化中,中國經歷了胡錦濤到席近平的政經結構的變化:對外論述從「和平崛起/發展」走到「新型態大國關係」;發展模式從「科學發展觀」走向「兩個一百」,市場經濟由「完善」走到「深化」;兩岸關係從「寄希望於台灣人民」走到「國民待遇」,這些內外論述的轉變說明了中共領導人的權力更加集中、中國已經崛起以及國內經社改革走向深水區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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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注意的是,這些內外的變化同時交織、鑲嵌重大的國際事件,這些事件對於中國的政治發展則構成了某種「路徑依賴」的效應,從這個軌跡中我們可作為預測未來中國的發展可能。

第一個值得關注的是美國的相對衰弱以及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間的關聯性。翻開歷史,在冷戰時期中蘇的決裂本質上是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不論是對於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路徑或是對於國際體系的認知,只是最後表現形式以「教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方式為之。就結果而言,隨著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與文革的災難,以及蘇聯的解體以及冷戰的終結,這個話語權的對抗也劃上休止符。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與俄羅斯與東歐國家進行的震盪療法,所謂社會主義中國化的爭議以及後共國家的政經轉型模式又再度浮出檯面,只是這一次是以西方自由主義現代化模式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間的論戰,表現形式則是「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的政經模式及其內容。

有趣的是,在改革開放初期,針對所謂馬克思中國化的意識形態詮釋,北京採取的是「方法論的實踐」而非「本體論的探討」的迂迴態度。簡言之,就是把自身的政經模式概括為「社會主義普遍下的特殊化」,並在毛澤東「實事求是」與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唯物實踐哲學中找到意識形態的論述核心。因此在其語境中才會出現「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發展為中心,以改革開放與四個堅持為基本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的思考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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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胡錦濤在十八大的〈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相較,十九大的〈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標題就具有鮮明的習近平個人風格。對於習近平而言,中國崛起已經成為客觀事實,除了西方現代化發展路徑,中國模式或是中國夢足以成為其他後輩發展國家學習的典範,這也意味所謂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已經可以擺脫「普遍下的特殊」的從屬關係,身置可以一躍為「特殊下的普遍」的主導地位。

這就是現在中國領導人口中的「新時代」,一個威權保守的中國已經崛起,這樣的現代化的內涵與西方自由主義本質迥異,誰說經濟現代化就意味要走向西方的民主化?更何況中國有自己的「社會主義民主」,本來就和「資產階級民主」不同。

第二個值得關注的事件是發生在2010年的茉莉花革命,雖然事實證明這是一場不成熟的民主運動,其政治轉型的後果必沒有朝西方自由主義所預期的方向,阿拉伯世界的經濟仍在衰退,對於人權的戕害並沒有趨緩,國內政治的穩定性仍遊走在內戰邊緣。

諷刺的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政治領導人與輿都關注到,經濟發展、社會控制以及政治鎮壓是威權政體統治正當性的基礎,也是這一場民主運動爆發的原因。中共領導人充分意識到,「維繫一定程度的經濟成長藉以進行有效的社會資源分配」是展現國家能力的基本前提。

此外,國家機器必須對萌芽中的市民社會與政治異議分子採行嚴厲的鎮壓與控制,同時高舉集體主義對於秩序與穩定的訴求,如此才能落實阿圖色所言的「意識形態國家」與「鎮壓性國家」的本質。不論是處理劉曉波等異議分子的方式,或是增加社會控制與網路監控的維穩預算,都說明了中共的思維,這一切到了十九大前後更是達到了顛峰,對於網路全面封鎖以及對於「低端人口」的清洗已經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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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可觀察的是指標則是中國在舉辦北京奧運與上海世博會的整體發展評估。政治轉型學者往往將1936年的柏林奧運以及1988年的首爾奧運進行比較,何以納粹在奧運後走向國際關係體系的挑戰者,在一系列外交上的冒險後發動戰爭?何以南韓這利用全球化的潮流在奧運前後推動民主話語政治轉型?這兩個個案是否可以在中國的未來找到某些線索與投射?

國際體系與大國態度顯然是主要的解釋項。在經歷一戰的巨大傷亡以及全球經濟大恐慌後,孤立主義與綏靖政策是三十年代國際關係主要內容,在欠缺大國角色以及國際組織或安全機制(國際聯盟與羅家諾公約)無法發揮功能下,希特勒在內政外交政策上足以發揮威權政體的鎮壓與挑戰者角色。首爾奧運則是舉行在冷戰即將解體的前夕,以美國為主的西方世界熱衷推動第三波民主轉型,韓國的經濟也在東亞模式中嶄露頭角,異議份子與萌芽中的市民社會力量抓住了此一契機,推動了國家社會之間的妥協改革。

若與前兩者相較,美國的角色與中國威權政體之間必然存在博奕關係,如果特朗普揚棄了亞太地區地緣政治的思考,重新走回美國孤立主義的傳統,那麼北京自然擁有更多的自主性去發展「意識與鎮壓國家」或「強國家弱社會」的現代化模式。我們有道理相信這個現象正在發酵,因為與柯林頓在九十年代所提出的「接觸與擴大交流:市場與民主」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相較,特朗普顯得市儈與重視戰術格局。

雖然在全球互賴的當下,中國在標榜「保守威權」的內向型崛起的過程中,未必扮演激進的國際體系挑戰或修正者,但在亞太地區的主權與安全議題上,北京自然有其發言權與主導力量,這也是習近平把兩岸關係置入整個內外大論述的主要原因。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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