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報紙那批人是恐龍,終將絕跡」——《紐時》過渡新媒體的辛酸

「(做)報紙那批人是恐龍,終將絕跡」——《紐時》過渡新媒體的辛酸
Photo Credit: Shannon Stapleton /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作者就《紐約時報》、《衛報》「內容傳播」上如何面對過渡新媒體的衝擊,也在新傳媒廣告收益困境之外,補充另一些角度。

全球新媒體除了「廣告收益」困境,傳播內容也要迎戰網絡「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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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Brendan McDermid / Reuters / 達志影像

當下,在先進社會生活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逃離科技的影響力,而從事不同行業的人體驗亦與別不同。

已經有一段時間聆聽從事傳媒行業的朋友「大吐苦水」,說法跟全球網絡思潮一樣「兩極化」。一些人痛斥香港傳媒乃至讀者水平低落,都是前線傳媒「老江湖」,彷彿歷盡滄桑一肚怨氣,價值觀一時無法協調新舊模式,深感社會文化枯燥低俗,變相令水平較好的網媒無法生存;另一些人則傾慕「新科技」效應,又相對有更多經營心得,偶爾會批評傳媒抱殘守缺,以為把內容搬上網就叫「搞新媒體」,漠視受眾反應,未有利用人工智能或社群工具錯失傳播效益。以往,筆者曾分享媒體面對網絡浪潮的衝擊,主要反映:幾乎所有經營者都要面對廣告收益大舉被Google、Facebook吞噬的命運,如此困局至今難解。或許,我們暫時撇開這點,把焦點轉到傳播內容的「新舊」模式之上(緊記:新媒體不只有Youtube)。

有時兩極化的言論聽多了,會令人特別注意那些針對內容質素與傳播技巧的「中間」論述,更重要是把事實有條理地攤出來,一起看看發生了甚麼事,先別懷抱那麼多超然的價值觀品評世事,鑽在「傳媒精英vs.低俗讀者」的煩惱之中。所以,最觸動筆者的態度,是去年傳媒人兼作家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的立場,當事情變得混亂和複雜,最好的方法就是停下來如實了解事情發展,有助思考如何走下一步。

緊扣佛里曼的啟示,關於探討新聞傳媒為主的「新媒體」(new media),如果嫌《關鍵轉折》(Tales From the Great Disruption)太多散碎的外媒細節,看得一頭霧水,那麼,台灣資深傳媒人林照真對新媒體(焦點在新聞)整理的研究個案,很值得我們反思困局——如何在網絡科技抹平了內容傳播界限,把傳統媒體轉型到新媒體。尤其有兩大事例值得細味,就是《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與《衛報》(The Guardian)的轉營歷程,兩家傳媒不但歷史悠久,而且經營者真心誠意苦思如何轉戰網絡平台,同時保住內容質素。

轉型初期,《紐時》傳統報社與網站部門「互相看對方不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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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Peter Morgan / Reuters / 達志影像

《紐時》網站版在1996年創立,一開始內部是分裂的,「做報紙」跟「做網站」分別在兩棟獨立大樓,報社新聞部只有少數內容安排擺放上網,其餘都按時截稿等待第二天印刷見報。伊恩.費雪(Ian Fisher)回憶指,兩棟大樓的人員開始互相猜忌,傳統人員抱怨網站部門求快追新,只會拖低《紐時》的內容水平糟蹋招牌,而網站部門則認為他們站在未來,看待那些還在做報紙的人是「恐龍」,意思是他們「遲早絕種」。

隨著網絡生態發展,《紐時》整個架構與人員終於在同一棟大樓工作,而且要緊密溝通的同事都聚在一起,漸漸前線記者最快發布短篇新聞,而編輯除了修訂報導及來稿,還整合更詳盡的內容發布,由原初下午是傳統截稿時間,變成24小時都可以是截稿時間,藉多重分工和緊密合作,著力解決以往人員在「內容質素與傳播方式」的爭執。此外,到了2008年,《紐時》更迎合Youtube潮流成立視訊部門,情況相當於跟傳統電視競爭。總之,內容定位已全面靠向網絡平台,亦逐漸過渡網絡收費模式。

《紐時》接受「網絡平等」,樂見員工搞個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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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Thomas Peter / Reuters / 達志影像

當然,不止公司部門架構,《紐時》在十多年的適應之下,對人才和傳播途徑已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甚至樂見「個人主義」抬頭;例如,若要聘請年輕傳媒人員,《紐時》可能會特意問你有沒有經營社群網絡的習慣,讓人們多關注你的分享,或是否擅長捕捉不同範疇的資訊。

原因很簡單,隨著Facebook、Twitter等平台全球流行,人們不再僅僅倚靠大媒體、大平台接收資訊,從事媒體的記者、編輯有其獨立自主的空間發布和分享,(實際上)要限制他們也限制不了,網絡「平等主義、去中心化」經已是既成現實,媒體難以像十多廿年前一樣壟斷發布權力,不過,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文化對《紐時》轉戰網絡百利而無一害,通俗一點說,只要有利傳播效率:最好個個前線人員都是明星。

像一位經濟組記者所說:「我的部落格滿雜的,今明兩天就盤自著好幾件事情,只恐怕時間不夠。現今讀者大部分在網絡上;額外的內容、分析性的報導、段落和圖表靈活自然的整合,都是吸引力所在。我的朋友全都看網絡,沒有人看報紙,網站憑特有的內容抓住讀者,對《紐約時報》也是好事。」

而且,《紐時》一位編輯有近20萬追蹤讀者,當她知道記者同事正在苦惱如何報導網絡凌霸事件,簡單想了幫忙的方法,只要在帳戶詢問有沒有受害者,很快便有不少有這類經驗的人控訴暴力,大大減輕了記者尋求採訪對象的負擔。

《衛報》擁有獨立自主及勇於創新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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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uzanne Plunkett / Reuters / 達志影像

篇幅所限,對比《紐時》的轉型,只能扼要交代《衛報》的歷程。《衛報》轉戰網絡相對來說順利一點,大概某程度要歸功於總編輯艾倫.羅斯布里奇(Alan Rusbridger)的決心,他一直注意《衛報》數十萬份的報章發行量不斷下跌,同時網絡讀者人數上升至2500萬人次,便斷然閃亮地打出「數位第一」(digital first)的口號:

「2011年4、5月間,《衛報》宣布將以數位整合報紙、網絡、平臺相關的技術資源,與開發、設計、編務等人才,並提出『開放式新聞』(open journalism)的主張。」

亦是由於他幹勁,加快統合傳統與新媒體部門,把人員集中在一起,更甚,數位開發編輯喬安娜基爾瑞(Joanna Geary)回想過程,認為除了艾倫的努力之外,《衛報》向來給編輯「很大的獨立自主」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大概,情況猶如上述《紐時》的歷程,樂見甚至鼓勵傳媒人員獨立自主分享,更順應「網絡平等主義」的勢頭,《衛報》這樣的媒體傳統佔盡天時、地利、人和。

得益於《衛報》這種敢於創新、變革、獨立自主和守住內容質素的作風,我們都知道,2013年「斯諾登事件」之中,《衛報》得到斯洛登(Edward Joseph Snowden)的信任,他把有關美國國安局的秘密文件交予《衛報》及《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披露,報導轟動引來全球極大迴響,甚至《衛報》總編也需要配合出庭作供,充分反映網絡傳媒在重大議題上的震撼力,成為人所共知的重要平台。

而在這些歐美世界的事例中,只要平台願意調整傳播技術和人才策略,好好守住質素、發展多元內容,儘管歷程辛酸,還是可以透過品牌效應,由傳統媒體過渡至新媒體。唯獨叫人遺憾的是,不同的社會文化對「怎樣的品牌」才能生存,是十分關鍵的因素。

雖然痛心,但有必要比喻新媒體內容像「販賣商品」——賣不出便關門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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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Dado Ruvic / Reuters / 達志影像

藉著《紐時》、《衛報》兩大事例,我們可以總括新媒體的一些現象。首先,無論國際大媒體如《紐時》、《衛報》,她們跟香港傳媒一樣面對求快追新的網絡生態,可能導致質素下滑的宿命,另外,同樣要接受「一人一智能手機」的科技大解放,促成「網絡平等主義」,人人都擁有發布與評論的工具,企業集團再難完全壟斷話語權。不過,這現象很可能令我們過份批評讀者水平下跌,實際只是十多廿年前一來沒有facebook,二來群眾「手上沒有智能科技」,人們只能被動透過報紙檔、便利店購買報章雜誌,讀者來稿也要透過「寄信」的方式傳遞,期望媒體選中「印出」他們的聲音。

那麼,當時的社會根本無從得知大眾水平如何(至少難公允比較);到了近年新科技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由小學生到老年人均可任意發布資訊,於是部分受傳統高等教育人士看在眼裏「很不爽」,便有了「現在很亂,大眾水平很低」的印象,實質在過往欠缺新科技的世代,無從比較那時數以百萬計的人「若可以」任意發表言論,是否比今日的人水平必然更高?全球各地面對相似的網絡生態,《紐時》、《衛報》很快適應從而改變態度,把群眾參與視為機遇,甚至可增加互動交流、溝通和收集知識智慧,而不只是聚焦在負面的憤世嫉俗,濫諷大眾水平低落;順勢透過網絡互動嘗試改變社會文化,期望促進不同反思。

其二,他們逐漸接納內容發布「去中心化、去權化」的情勢,輿論環境改變,不是任何一個媒體單位可以輕鬆操弄,變相要面對讀者「市場」,無可避免迎接市場競爭模式,面對龐大讀者群,一如零售商販賣商品面對龐大的消費者。即使資深傳媒人不喜歡把傳媒內容視作「商品」,為了更鮮明地突顯創新科技帶來的衝擊,「商品」確實有其不錯的象徵意義(也許聽上去令人反感,或稱「半商品」情感上會舒服一點)。

無論如何,一個不容否定的事實,當全球傳媒受雲端科技影響,Facebook、Twitter等社群平台顛覆了舊有傳播模式,解放了昔日傳媒壟斷傳播工具生態,某程度上,平台的生存非常倚賴社會大眾,的確很像商人販賣產品一樣,內容必須考慮「一時一地」的大眾需要,而且包含的資訊類型眾多:文字、圖像、影片、遊戲;報章、雜誌、專欄樣樣有。

故此,生存之道跟內容對社會的影響力、價值,以及是否符合不同人的需要,非常影響一個平台的融資和向讀者收費,從而決定能否持續經營下去,久而久之,當新科技抹掉了過往的技術壟斷,「群眾」變成維持一個產業的重大力量——不論是談商品抑或傳播內容。情況是非常類似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所說的「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意思是當商業市場出現新技術,那些透過新技術普及產品的公司,很可能大舉淘汰舊有模式:

「最好的理解方式,就是將其視為一套演化系統,不斷創造,並且以類似演化在大自然中運作的方式,來嘗試解決問題的新方案。有些解決方案比其他的更具有『適應性』。適應最好的便存活下來,並且傳播開來。不適者就遭到淘汰。」

香港社會文化狹窄導致「某些內容滯銷」無法生存

香港作為小城市,傳媒生態正是面臨比歐美社會更嚴峻的考驗,當傳統印刷行業衰落之際,歐美社會接收資訊的模式、喜好較為多元,從而雙向塑造不同類型的媒體品牌能夠生存,過渡至新媒體。反之,香港社會有頗長的一段時間,教育、傳媒未有塑造更廣泛和多元的閱讀傾向,致使除了生活消閒、科技與娛樂文化大盛之外,其他類型的題材沒有足夠的受眾支持,猶如一種產品全面滯銷,無人理睬,只能無奈結束公司一樣;不然,兩極化之下(極大、極小都能生存,中間一大片消失),就需要倚靠獨特的個人創意經營Youtube Channel或其他。

上星期五,筆者應邀到教育大學就「香港新媒體(網媒)的生存之道與前景」為題稍作分享,而本文把當日未有全面觸及的部分,作為延伸補充(另外,有學者把Facebook等社群平台出現後的媒體影響,界定為「新新媒體」(new new media),以區別此前純粹把資訊擺放網上但影響有限階段)。

只是,談「新媒體」是一個龐雜又吃力不討好的話題,因為談「香港」新媒體你不能迴避更廣濶的範圍,根本一切媒體震盪從美國雲端科技而來,科技影響所及,媒體只是其中一環,可見,只談香港生態會淪為見樹不見林,這就是話題龐雜之處。而吃力不討好的地方,則是面對年輕學子,要平衡理論與經驗,不能囿於課堂環境空談抽象理論,要盡量把真實世界面貌呈現出來,好讓他們盡早理解社會發生甚麼事,「新媒體」到底面臨怎樣的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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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林照真著:《新聞,在轉捩點上:數位時代的新聞轉型與聚合》,臺北市,聯經,2017年5月。
  • 馬特.瑞德利(Matt Ridley)著:《無所不在的演化:如何以廣義的演化建立真正科學的世界觀》(The Evolution of Everything: How Small Changes Trasform Our World),臺北市:商周出版,2016年11月。
  • 麥可.夏皮羅(Michael Shapiro)、安娜.希亞特(Anna Hiatt)、麥克.霍伊特(Mike Hoyt)合著:《關鍵轉折:內容媒體的科技轉型之路》(Tales From The Great Disruption: Insights And Lessons From Journalism’s Technological Transfromation),新北新:新樂園,遠足文化,2017年1月。
  • 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著:《謝謝你遲到了:一個樂觀主義者在加速時代的繁榮指引》(Thank You for Being Late An Optimist’s Guide to Thriving in the Age of Accelerations),臺北市,天下文化,2017年1月初版。

核稿編輯:鄭家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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