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一個人可以愛許多人,各自關係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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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也發現性別相關行為隨文化而異,堪稱千變萬化,遠出乎當時美國人的想像。米德說這些兩性特質皆非「本性」,而是都有可能出現,只不過受原生文化引導、鼓勵或遏止。

文: The School of Life

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

我們用「現代」這個字眼時通常是取正面意涵,歌詠現代科學,享受現代科技的好處,誇耀現代觀念的優越,甚至有點為此沾沾自喜。然而在我們快步奔向更好的未來之際,是否忽略自己某些重要面貌?二十世紀數一數二有名的人類學家米德可以幫助我們探討這個問題。

她先後在德堡大學與巴納德學院攻讀心理學(當時絕少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之後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投身人類學這個相對較新的學門,指導教授鮑亞士是美國人類學研究的奠基大師。早先的人類學家抱持線性進步觀,認為人類一路從「蒙昧階段」進步到「野蠻階段」,再到「開化階段」,但鮑亞士認為世上有各種不同文化,各有獨特的觀點、洞見與不足,現代西方世界不是人類成就的至高頂點,只是一個特定例子。

鮑亞士建議米德到薩摩亞群島做田野調查。薩摩亞群島位於太平洋中央,屬於熱帶,由幾個火山小島組成,當時東邊由美國統治,西邊由紐西蘭統治,正慢慢改信基督教。鮑亞士希望她在那裡研究相對未受科技文明干擾的「原始」文化,指出當地文明亦屬高度發展且別具洞見。米德跟鮑亞士相當有志一同,特別對原始社會感興趣,原因是她認為這類孤立文化如同「實驗室」,展現哪種文化規範最健全有益。她也認為腳步得快,畢竟原始文化正迅速凋零,甚至即將永遠消失。

從一九二五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為止,米德先是來到薩摩亞群島,又走訪南太平洋的其他島嶼。她以人類學家身分與當地土著住在一起,記錄其生活起居,其中大多以捕魚或農耕為生,目不識丁。她學著讓嬰兒摟著脖子,穿當地服裝四處兜晃。由於她只有相機,沒有其他器材可以記錄,所以大多依賴記憶與筆記—當然還有迅速學習當地語言的能力,與當地人打成一片的能力。在其中一座島上,她住在海軍診療所的門廊(比民舍更有隱私),從早到晚都有島民拜訪她,大多只是來閒聊。她學著做個讓當地人肯吐露秘密的外國人。

米德的研究指出現代社會在性生活上特有的缺點。米德自己過著離經叛道的生活,同時跟數任丈夫藕斷絲連,又有個終生廝守的同性愛侶,也就是知名人類學家潘乃德。她認為「一個人可以愛許多人,各自屬於不同關係」。也許因為米德自己既非異性戀者,又有多重伴侶,所以強調其他文化對這類關係的寬大態度,以及背後健康的愛欲關係。

一九二八年,米德出版《薩摩亞人的成年》,描述薩摩亞人對性愛的舒適與開放態度。這是她的第一本研究著作,也是最出名的,研究對象是年紀比她小一點點的女孩:正步入成年的青少女。她想探究她們跟美國青少女是否大不相同,而若是如此,是否能有效法之處。此外,她最想檢驗的想法是「能否藉改變孩童教養方式來改變社會」。結果她發現小孩很清楚自慰這回事,還靠第一手觀察學到性交與其他動作,卻覺得沒什麼好遮遮掩掩,大驚小怪,比不上生與死的議題。同性戀行為有時會出現,卻毫無羞恥之處,性向在一生中自然而然搖擺變化,不必加以定義。

米德發現的許多相異之處不只是出於好奇,更是慣常做法。離婚屢見不鮮,毫不丟臉—照當地說法,只不過是兩人的關係「死了」。愛上不只一個人根本不足為奇,司空見慣。出軌可能導致離婚,卻也不必如此。米德如此描述出軌對象如何獲得元配的原諒:

他由全家的男人陪同,到那個為他受傷的男人家中……求情的眾人坐在屋外,前頭擺放上好軟墊……低頭鞠躬,懷抱至深的沮喪與羞恥……及至晚上(戴綠帽的丈夫)終於開口:「夠了,進屋來,喝點卡瓦酒,我會送上食物,咱們把恩怨拋到海裡。」

米德說薩摩亞文化明白性的錯綜複雜與諸般難題實屬生命循環一部分,發展出管用的相應之道,所以個人性事輕鬆容易許多。比方說,她發現薩摩亞青少女遠比美國青少女在這方面自在,責任較少,壓力較小,不太需要遵守特定的性生活規則,既不必禁欲守貞,也不必非得戀愛或結婚。反觀美國青少年的壓力主要源自身為美國人的本質,不是源自身為青少年。

AmericanSamoa
Photo Credit: NOAA@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薩摩亞群島

米德在此深深批評自己的文化。她看見當時的美國年輕人「得不到關於生命、愛情與死亡的第一手知識,不斷受社會煩擾,不得順性長大,禁錮於脆弱的核心小家庭中,無處可逃,惶然不安」。雖然美國與西方世界已經大幅改變,她的觀察仍多處適用。年輕人仍面臨壓力,往往不得不遵循某些性規範,再加上成年以後的諸多壓力,人生艱難而空洞。現代文明不許我們那麼自由的戀愛與性愛,不容男女關係複雜多變,但這不同於其他文化。

米德也發現性別相關行為隨文化而異,堪稱千變萬化,遠出乎當時美國人的想像。比方說,美國人認為男人的特質是富於效率,理性明智,爭強好鬥,女人則較為輕佻,嫻靜,慈愛友善,但米德研究巴布亞紐幾內亞的部落,在一九三五年出版《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所述結果卻相差十萬八千里。她寫道阿拉佩什部落的男男女女都溫柔乖順,慈愛友善;蒙杜古馬的男男女女都粗暴無情,英勇剛強;最驚人的是德昌布利地區,女人居於主宰地位,遠比男人好勇鬥狠,男人則依賴心強,需要情感支持。簡言之,米德說這些兩性特質皆非「本性」,而是都有可能出現,只不過受原生文化引導、鼓勵或遏止。

米德自然提出一個別開生面的結論:性格取決於文化的程度遠高於原本的想像。不是性別使女人盤起頭髮,傾聽他人心事。不是「種族」使某些國家時常大動干戈,侵略鄰國。反之,背後原由是數世紀以來漸漸建立的社會期望與行為規範形塑了每個人的心理。她提醒讀者「我們務必體認到,在性別與種族的表面分類之下,人人都具備相同潛質,一代傳給一代,只是不見容於社會,於是凋萎消亡」。

現代美國文化也不給這些潛質多少機會,跟原始文化半斤八兩。比方說,我們也許認為男性好戰,因此愛踢足球,但其實原因可能在於(基於武斷理由或純為方便)他們得負責上戰場。同理,我們也許認為女性慈愛,所以愛照顧小孩,但其實是她們被分配到照顧小孩的任務,所以社會教她們要慈愛。在這些假定下,我們忘掉人都有溫和或粗暴的潛質。

米德提出這項批評,躋身一長串思想家之列,他們都認為現代文明儘管科技進步,日新月異,卻忽略或誤解某些人類面向。

由此觀之,米德跟哲學家盧梭十分相似,他認為人類生性孤獨得多,跟現在這個模樣大不相同。盧梭認為,在文明發展之際,人類的本性受社會形塑,往往愈變愈糟,這種人為構築的社會秩序通常透過暴力與壓迫為之,對潛能造成框限。

米德認為時至今日我們依然沒把盧梭的論點當真,錯過許多可能性,個人行為層面如此,社會風貌層面亦然。在她看來,研究其他文化(尤其是未受我們影響的原始文化)有助探索這些可能性。比方說,我們大概能選擇何時慈愛友善,何時爭強好鬥,何時自由抱持某種性愛觀,何時巧妙顧及自己的各種需求。

米德堅信檢視文化規範十分重要,原因是人需要文化提供心理層面的指引。她想像每個文化如同從巴別塔逐出的部族,各有獨特語言,各能做出獨特貢獻:「每個原始部族選了一組天賦、一組價值觀、一種藝術、一種宗教與一種社會組織,此即他們能給人類精神長河的獨特貢獻。」

這種差異的美不在於她所研究的部落處處勝過美國文化(她有時也對部落大力批判),而在於雙方各有千秋,可以截長補短:「我們能從這種對照回過頭來,以澄明的新眼光,自我覺察,自我批判,或許對孩子提供另一種教育。」

米德自己確實從這些人類學研究對象獲益良多。比方說,她跟原始部落裡的父母學習育兒方法,把女兒瑪莉帶大。她請班哲明.斯波克擔任小孩的醫師,部分原因是他接受非傳統做法,例如在孩子有需求時餵母乳,這是米德從研究對象學到的一招(如今這在西方文化尋常可見,有部分要歸功斯波克醫師)。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南太平洋完全去不了,米德轉為研究更「複雜」的文化,例如她自己的文化。她也受託為戰爭目的做研究,首先研究在戰時維繫士氣的方法,接著研究食物分配的社會複雜度,甚至探討美國的民族性,寫下《一位人類學家的美國觀察》,在一九四二年出版。在第三任丈夫人類學家葛雷格里.貝特森的協助下,她創立跨文化研究中心,推動對其他文化的進一步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米德也為美國軍方工作,研究俄國人對威權的態度,設法預測蘇聯在冷戰期間的可能行為。她日益有名,走訪各地,四處演講,在大學教書。整整五十年之間,從一九二八年到她在一九七八年過世為止,她在紐約市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從助理館長當到館長,做出長足貢獻。她著有二十本書,是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獲得二十八個榮譽學位,死後獲頒總統自由勳章。

米德支持許多政治運動,對抗貧窮問題,消除種族歧視,維護女性權益。她著書闡述心理學家所提出「種族」之間的許多智力差異其實無關種族,而是關乎文化知識與常規。她鼓勵讀者與聽眾也把社會問題視為源自文化,能憑新的想法與努力加以克服。她(大概)說過一段很出名的話:「永遠別懷疑一小群有志之士能改變世界。事實上,唯有這種人改變過世界。」

相關書摘 ▶羅爾斯:如果被「無知之幕」罩住,你想活在怎樣的社會?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人生問題的有益答案:偉大思想家如何解決你的煩惱》,先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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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he School of Life/艾倫・狄波頓主編
譯者:林力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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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問題的有益答案
Photo Credit: 先覺文化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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