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K黨到特朗普,簡述美國「仇恨」歷史

從三K黨到特朗普,簡述美國「仇恨」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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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舊時代真的沒有被遺忘,似乎可以很肯定地說,在任何時間他們都不會被遺忘,至少不會是在特朗普的美國。

文:Jon Meacham(《Destiny and Power》作者)
翻譯:Wendy Chang

意思很清楚:美國的命運受到威脅,或說只有受到大家關注的「白人的美國」受到威脅。1948年10月7日,秋天的星期四晚上,維珍尼亞州夏洛特維爾市的維珍尼亞大學卡貝爾大廳裡,南卡羅來納州州長史壯・瑟蒙(Strom Thurmond)正在對一千名觀眾演講,他是南方狄西黨(Dixiecrat)的總統候選人,也是種族隔離主義者。他攻擊杜魯門總統的民權法案,包括禁止立定種族歧視的法案和防止雇用上的種族歧視,瑟蒙譴責這些種族正義的舉動,稱這種措施「會破壞美國的生活方式,並且誇大人權法案」。

瑟蒙的演講被掌聲和起立喝采打斷,他活在所謂舊邦聯的世界中。「親愛的女士和先生,我想告訴你們,」瑟蒙在同年七月,於阿拉巴馬州伯明罕鎮的黨大會上提到:「(北方)軍隊的人數還不足以強迫南方人民放棄種族隔離,讓黑人進入我們的戲院、游泳池,我們的家、或是我們的教堂。」

70年後,在炎熱的維珍尼亞州八月夏天,有一群人承襲狄西黨的仇恨及排外思想,三K黨的支持者(新納粹和各式各樣白人至上主義者)聚集在夏洛特維爾市,就離當初瑟蒙發表演說的地方不遠。大家都知道這個令人沮喪的故事:一個年輕的反對者希瑟・海爾(Heather Heyer)被車子撞死,開車的人曾經被看到和新納粹主義族群一同遊行。

在海爾去世之後,美國總統迂迴了許久,拒絕直接譴責白人至上主義者近48小時,他自己承襲了瑟蒙和阿拉巴馬州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的白人民粹主義傳統。他說,這只是「許多派別」的仇恨。好像崇拜希特拉的新納粹及反對三K黨、第三帝國風暴兵的美國人之間,還有其他派別存在似的。不到幾天內,特朗普就大聲質疑為什麼人們不會因為「左派」而感到不安,更加確立了他情感上認同新邦聯。

一直以來,潛在的極端主義和種族歧視的民族主義,在美國這樣的經濟和社會壓力時期都會飆升。今日的美國人對政府幾乎沒有信任:家庭收入遠遠落後於我們一般對中產階級的期望。正如全世界在夏洛特維爾市看到的那樣——也在右派網路世界看到的一樣,被圍困的白人害怕改變,他們在尋求庇護,倚靠的是一個變動世界也不能從他們身上奪走的東西:他們的膚色。

如果目前忿忿不平的氛圍其源有自,那麼白人至上主義者的緊張似乎相對上比較新,(實際上其合法性也愈來愈高)。現今的邊緣族群看起來一點也不邊緣,而是作為現任總統在民族主義議題上的矛頭。前三K黨大師大衛・杜克(David Duke)在夏洛特維爾市講到:「我們決心要把我們的國家帶回來。我們將實踐特朗普的承諾,那是我們的信仰所在,也因此我們投給了特朗普。因為他說要把我們的國家帶回來,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事。」

也許特朗普總統不同意他們的說法,但又有誰能確切知道呢?畢竟,他在國家政治崛起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質疑奧巴馬是否在美國出生,從而利用和推動了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反對大家選出第一位非裔美國人的總統。現在特朗普執政了,掌管著他的基本票倉,而極右派正是票倉的一部分,這也讓白人至上主義者在特朗普的混亂政治叢林中,享有特權地位。他可能最後還是會譴責這些團隊,但是只有在搞不清楚何時該停止的時候,既使到那個地步,他仍是會含糊其辭。為什麼?「黑暗是好的。」特朗普的前策略長班農(Steve Bannon)曾這樣說過。當《魔鬼交易》(Devil's Bargain)的作者約書亞・格林(Joshua Green)問及班農關於希拉里在2016年攻擊特朗普在白人民族主義者間的高人氣時,班農回答:「我們有調查了關於種族的東西,它是無關緊要的。」

但事實上,種族很重要。要了解我們站在歷史哪個位置,我們需要了解美國的仇恨歷史,它將告訴我們美國是如何走向一個國家,讓一個前三K黨的大巫師可以聲稱他與美國總統的意志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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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失敗的陰影中:三K黨、重建、布爾什維克

1865年聖誕夜,田納西州的普瓦斯基小鎮,就在李將軍(Robert E. Lee)於阿波馬托克斯法院(Appomattox Court House)向格蘭特將軍(Ulysses S. Grant)投降後的八個月,戰爭的失敗和對於聯邦主導重建的焦慮籠罩著,六位前邦聯的代表者在托馬斯・瓊斯律師事務所成立了三K黨(Ku Klux Klan)。該組織的名字源自kuklos,希臘語的意思是戒指或圈子,有著華麗的頭銜、和用寢具亞麻布做成的服裝和帽子,騎著馬穿過黑夜。

接下來的幾年中,三K黨和其大巫師(Grand Wizard)納坦・貝德福德・弗雷斯特(Nathan Bedford Forrest)在影響力和威脅性都發展壯大,致力於恐嚇被釋放的非裔美國人,破壞重建的局面。在1870年和1871年,因三條聯邦法律的禁止,三K黨無法再做為一股積極的政治力量;然而,其最重要的目標是建立白人至上,在隨後的幾年中實現了:他們反對最高法院的決定,並在1876年總統大選上提出異議,隨之將聯邦勢力逐出路易斯安那、南卡羅來納、佛羅里達等三州的議會。同一年,未來的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和州長班・蒂爾曼(Ben Tillman)在該州的漢堡鎮參與了對非裔美籍共和黨人的攻擊,他本身是白人至上的推崇者。「我們到該地的目的就是為了擊退恐怖。」蒂爾曼在1900年至參議院演講時說到。「而第二天早上,當那些原本逃到沼澤地的黑人回到這個城市,看到七個死亡的黑人躺在一起,肯定有效果。」

1890年代,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 有效地否決了阿波馬托克斯法院的判決,1894年,密西西比州投票將邦聯的戰徽融入州旗中,兩年後,最高法院在普萊西訴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有時簡稱「普萊西案」)中,認可了「隔離但平等」的原則。在李將軍投降的30年之內,輸掉戰爭的憤怒和疏遠的南方白人已經成功地利用恐怖和政治僵化,來重建內戰前美國種族隔離的世界。私刑、燒毀教堂、有系統性地拒絕提供黑人平等受教權和投票權,是南方在這數十年中的秩序。

小說家理查・賴特(Richard Wright)生動地捕捉了吉姆・克勞法下的現實生活。「我們知道,若反抗,我們將會被稱為『壞黑鬼』。」賴特在《1,200萬名黑人心聲》(Twelve Million Black Voices)中寫道,「土地領主將向渴望組建暴民團的貧窮白人宣傳『白人至上』的教義。在一般的歇斯底里狀態下,他們會抓住我們中的一個人——無論是無辜還是有罪,然後像一個紀念品一樣,把人赤裸裸和流血的身軀拖到塵土飛揚的街道上。三K黨用千萬種方式攻擊我們,迫使我們的男孩和女孩離開城市的工作,防止我們這些在土地上生活的人反抗,也禁止我們問太多問題。」

白人至上主義者的仇敵並不局限於黑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後的幾年裡,三K黨又復興了,一部分是由於電影《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主要針對移民、羅馬天主教徒和猶太人。大家恐懼的是,艾瑪・拉撒路(Emma Lazarus)詩歌中「擠滿的群眾」(huddled masses)將會摧毀白人認知中的美國人。隨著各個民族和宗教背景不同的人們湧入城市 - 移民被認為是全球共產主義陰謀的代理人 - 熟悉的農場生活漸衰落反而給三K黨帶來了新的力量,此時的三K黨在1925年和1926年分別在華盛頓州的賓州大道上大舉遊行。

二・帝國的餘燼:新納粹主義的興起

1941年9月11日星期四,美國航空英雄和孤立主義領袖查爾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在愛荷華州狄蒙因舉行的美國第一委員會集會上發表演說。他自作主張又一廂情願地覺得(如同他曾經說過的那樣)自己是在為「絕大多數無法看報、新聞短片或是無法聽廣播的美國人」而發聲。此刻他下定決心、是時候清楚了解國家正面臨一個關鍵的問題:美國猶太人的角色,畢竟這關係到是否要跟希特拉(Adolf Hitler)對抗。「所有具基本人類尊嚴的人,都不會寬恕德國對猶太人的種族迫害。」林德柏格在狄蒙因說,「但是」,接下來的話就是劃時代了:「所有誠實和具有遠見的人在看待他們的反戰政策時,都能夠看到反戰政策的危險,不管是對我們還是對他們。他們對我們國家最大的威脅就是他們對電影、媒體、廣播、政府巨大的所有權和影響力。」

在大戰前,美國對於納粹的同情十分明顯。天主教神父庫格林(Charles Coughlin)說:「當我們真的和美國猶太人堅持到底時,他們就會覺得自己在德國受到的待遇根本沒什麼。」親納粹團體在麥迪遜廣場花園舉行大型集會;1939年2月由German-American Bund贊助的集會,聚集了約兩萬人高聲歌頌「Heil Hilter」。

孤立主義是一個複雜的現象,但恐懼是眾多不同的因素中相當普遍的主題:恐懼的糾纏、害怕犧牲美國人和他人的利益、害怕將國外需求提升到國家需求之上。即使在珍珠港事件和希特拉於1941年12月對美國的戰爭宣言之後,仍然有人把反猶太主義(包括否認大屠殺)和有害的反社會主義與種族主義意識形態混為一談。最後,冷戰的焦慮助長了新納粹主義。正如三K黨從俄羅斯革命後、1920年代的恐懼中獲益,二戰後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將其理想與右派反共產主義的啟示性言語掛鉤。當時正是麥卡錫主義、極右派組織「約翰伯奇會社」(John Birch Society)的時代,「彈劾厄爾・華倫(Earl Warren)」的看板隨處可見,白人公民委員會也存在。1963年11月理察・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進行了一場演說,為他後來在《哈潑雜誌》(Harper's)的封面故事以及著作《美國政治中的偏執》(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提供了基礎,書中分辨出了對美國造成基本威脅的極端陰謀論模式。

霍夫斯塔特寫道:「偏執狂發言人在全世界無所不在,亦存在於整個政治秩序,人類價值觀的整個體系之中。他一直在試圖處理文明路上的障礙,不斷地生活在轉折點上:現在如果不動員起來抵抗陰謀論,是否就會太遲了。」不管是1790年代光明會的恐懼,還是1960年代反共產主義者的黑暗焦慮中,霍夫斯塔特從中都看到重複出現的傾向,巨大的力量破壞美國生活或政治,甚至有時候是兩者都被破壞。(而移民、猶太人、國際銀行家往往是受害者。)霍夫斯塔特也點出:總是有戰爭要使美國再次偉大,因為總有人認為美國的偉大是建立在擊敗「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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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永遠隔離:反抗復興

特別是在南方,種族一如往常都是個不時出現的議題。1948年,當明尼阿波利斯市長休伯特・韓福瑞(Hubert H. Humphrey)在費城召開民主黨大會,走進「人權的陽光」時,瑟蒙和種族隔離主義的一行人離開了大廳,向南走去,在伯明罕鎮集會,並成立了狄西黨。杜魯門總統在狄西黨叛亂的同月集合軍隊,不滿的人對共產黨人和公民權利感到擔心,開始帶著邦聯的旗幟進行集會,試圖將其理想和迷惘的一代連結在一起。

1950年代中期,學校種族融合政策實行之後,歧視仍無所不在。喬治亞州於1956年將邦聯戰徽納入州旗,南卡羅來納州於1961年於議會大廈上吊起了邦聯旗幟。到了1964年,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承諾永遠「隔離」的人)將南方白人民粹主義帶到國家舞台上。

華萊士為美國仇恨的現在政治帶來了一些有趣的現象:與支持者的內在聯繫,此吸引力混淆了菁英的視線。一名女記者告訴華萊士傳記的作家馬歇爾・弗雷迪(Marshall Frady),華萊士是一位頭髮向後梳、嚼著雪茄菸的角色,比任何人的形象都還要更生動立體。這名記者在描述華萊士於新漢普郡的演講時表示:「他在演講時,你可以看到觀眾席的人,看的到他們的眼睛。他讓這些人生平第一次感覺到某樣東西。你會不自覺回應他。我呢,我的心是撲通撲通地跳。我的眼睛無法離開他,還有人當場為他尖叫。你幾乎要愛上他,即使你知道他不過是個小麻煩。」

四、在我們這個時代

仇恨會一直跟隨我們,但不能讓它成為定義一個特定時代的特徵。1995年,當蒂莫西・詹姆士・麥克維(Timothy James McVeigh)轟炸了奧克拉荷馬市的聯邦大樓時,兩黨領導人紛紛站起來譴責。克林頓總統對哀悼者說:「讓我們自己的孩子知道我們將有抗拒恐懼的力量。」「當有人討論仇恨時,我們應該要挺身而出反對。當有人談到暴力時,我們應該要挺身而出反對。面對死亡,讓我們崇敬生命。」在那黑暗的幾週,美國步槍協會曾為一封募款信抗辯,該封募款信針對的不是殺害無辜者的兇手,而是聯邦的特務,他們被槍枝遊說團體領導層嘲笑為「引爆政府的暴徒」。

讀到這封書信,身為步槍協會一員的喬治布殊(George W. Bush)總統退出該協會。喬治布殊說道:「為了攻擊秘密特務機構或者美國菸酒槍炮及爆裂物管理局人員,或任何政府執法人員,他們穿戴納粹盔和黑色風暴兵團軍裝,想要『打擊守法的公民』,根本是對良民的惡毒誹謗。」六年後,喬治布殊依然存有同樣的精神,他堅持認為美國的恐怖主義戰爭不是對所有伊斯蘭教的戰爭。他說:「恐怖主義分子是自己信仰的叛徒,實際上他們試圖劫持的是伊斯蘭教。」

總統如此慈悲的態度在改善狠毒和暴力的此時此刻至關重要。當我們受到來自最上層的鼓勵時,會更傾向選擇正確的道路。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曾經指出,總統是「道德上的優先領袖」,而且在暴風雨的不安和暴虐時期,這個國家會尋求白宮的幫助。

而目前看來,我們是徒勞無功的。展望未來,白人至上主義者可能會重蹈夏洛特維爾市的覆轍。上週末的遊行表面上是要展現對要被移除的李將軍雕像的支持,現在新興、大膽的運動人士正在波士頓和舊金山策劃示威遊行,在南部,絕大多數的邦聯紀念館為白人民族主義者提供了一個目標豐富的環境。舊時代真的沒有被遺忘,似乎可以很肯定地說,在任何時間他們都不會被遺忘,至少不會是在特朗普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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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彭振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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