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地理,德國得了軍國主義的病症,英國率先發展民主制度

因為地理,德國得了軍國主義的病症,英國率先發展民主制度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地理是人類行動軋跡的開端。歐洲文明的重大源頭在希臘的克里特島和基克拉澤斯島,絕非意外;因為前者是「分出來的一部分歐洲」,它是歐洲最接近埃及文明的點,後者則是最接近小亞細亞文明的點。 兩者因其島嶼位置,數百年來得到保護、不受入侵者蹂躪,因此得以興盛。地理為國際事務造就的事實,因為太根本,我們把它視為理所當然。

文:羅柏・卡普蘭(Robert D. Kaplan)

有人或許要說,縱使發生九一一事件,大西洋仍然很重要,事實上,大西洋宣示了美國的外交和軍事政策與歐洲不同。同理,我們可以說,俄羅斯直到今天還是一個不安全、雜亂蔓延開來的陸權國家,在十三世紀蒙古人鐵蹄踐踏前即遭人入侵,唯有時間、距離和氣候是它的朋友,它渴望能有出海口。由於歐洲和烏拉山(Urals)之間沒有嚴峻的地理障礙,雖然柏林圍牆這道人為邊界垮了,東歐仍然感受到來自俄羅斯的威脅,和過去幾世紀沒有差別。要說法國人一直很苦惱和德國國界接壤也沒錯——從路易十四以降都是如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由美國保證歐洲的和平。

地理的確是人類行動軋跡的開端。歐洲文明的重大源頭在希臘的克里特島(CreteIsland)和基克拉澤斯島(CycladicIsland),絕非意外;因為前者是「分出來的一部分歐洲」,它是歐洲最接近埃及文明的點,後者則是最接近小亞細亞文明的點。兩者因其島嶼位置,數百年來得到保護、不受入侵者蹂躪,因此得以興盛。地理為國際事務造就的事實,因為太根本,我們把它視為理所當然。

歐洲歷史還有什麼比得上德國是個大陸國家、英國是個海島,更稱得上是核心事實?德國東、西兩側都沒有崇山峻嶺保護它,使它為了應付其危險的地理位置,得了軍國主義或初生的姑息主義的病症。另一方面,英國境內平靖,可往海上發展,領先鄰國發展出民主制度,並且與同文同種的美國打造特別的跨大西洋關係。亞歷山大.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說,英國若非島國,它的軍事機構也會和歐洲大陸國家一樣變得妄自尊大,英國極有可能成為「獨夫絕對權力的受害人」。可是英國這個島國靠近歐洲大陸,長久以來都有遭外敵入侵的危險,所以數百年來,它在戰略上一直關心和它隔著英吉利海峽及北海相望的法國及低地國家的政治。

中國為什麼終究比起巴西更加重要?因為它的地理位置:即便假設經濟成長率和中國相等、人口也大致相當,巴西並不像中國控制連結海洋和大陸的主要交通線;它也不像中國,國土大半位於溫帶地區,氣候使人較不易生病、且有活力。中國面向西太平洋,內陸縱深大,直抵富藏石油和天然氣的中亞。巴西的比較優勢就較差。它孤獨位於南美洲,地理上與其他大塊陸地相距太遠。

非洲為什麼那麼貧窮?非洲雖是地球第二大洲,面積是歐洲的五倍,但它在撒哈拉(Sahara)以南的海岸線總長約只大於歐洲四分之一。而且,非洲海岸線缺乏許多優質天然海港,與阿拉伯和印度貿易相當活躍的東非港口則是例外。熱帶非洲只有少許河流可從海濱往內航行,從內陸高原有一連串瀑布和激流驟降到海岸平原,因此非洲內陸特別與海岸孤立。此外,撒哈拉沙漠自古以來阻擋人們與北方接觸,因此非洲很少暴露在上古以來就很偉大的地中海文明。其次是在赤道兩側冒出一大塊濃密的森林,在豐沛的雨水和熾熱影響下,從幾內亞灣延伸到剛果盆地。這片森林對文明並不友善,它們也未對天然邊界有何助益,因此歐洲殖民主義者所強迫樹立的邊界,是人為的。自然界在非洲走向現代化的路上給了它太多重負。

查看一下全世界最孱弱的經濟體名單,我們會看到內陸國家占相當高百分比。我們發現熱帶國家(即南緯及北緯二三.四五度之間的國家)一般都貧窮,而大多數高所得國家皆位於中或高緯度地區。我們看到溫帶地區、東西走向的歐亞大陸,要比南、北走向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來得富裕,因為技術比較容易在同緯度地區散布,它們的氣候條件相似,因此方便照料植物和馴化動物,能夠快速發展起來。世界最窮地區往往擁有土壤合適度及能支持高密度人口、而非經濟成長的地理條件,這並不意外——因為它們距離港口和鐵路車站太遠。中部印度和內陸非洲是這方面最主要的例子。

已故的地理學家保羅.惠特禮(Paul Wheatley)對地理決定論做出極精采的總結,他觀察到「梵語(Sanskrit)在五百公尺外就冷冰冰了」。因此印度文化本質上是一種低地現象。地理如何以細膩和明顯方式豐富地影響人類命運的其他例子還很多,我將在本書敘述的過程中一一道來。

但是在我們開始之前,容我先談美國的例子。地理有助於維持美國的繁榮,它也可能是美國具有泛人道主義利他精神的原因。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說:「美國人沒有得天獨厚,他們的天性和其他人沒兩樣。」歷史學者約翰.季根(John Keegan)解釋道,美國和英國可以擁護自由,只因為海洋「保衛他們不受內陸國家大敵侵擾」。美國人總覺得高人一等、沒有歐洲大陸的軍國主義、而且直到二十世紀中葉都能務實,乃是地理的結果,不是地理的特性。

相互競爭的國家和帝國在擁擠的大陸上彼此緊貼毗鄰。一旦發生軍事上的誤判,歐洲國家無法搬到一洋之隔的遠方。因此他們的外交政策不能拘泥於普世的道德,他們保持強大武力互相提防,直到二戰之後美國霸權崛起、控制大局。兩大洋不只讓美國人可以奢談理想主義,兩大洋還讓美國直接進出世界政治和商務兩大動脈:隔著大西洋是歐洲,隔著太平洋是東亞,美國大陸的豐饒資源就位於兩者之間。可是,這兩大洋同樣使美國與其他大洲相距數千英里,也讓美國迄今擺脫不掉孤立主義這個有害的局限。

的確,除了在南北美洲本身勢力範圍之內,美國極力排斥大國政治將近兩百年之久:即使歐洲國家系統在一九四〇年瓦解,也不能讓美國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戰。要到一九四一年珍珠港遇襲,美國才決定參戰。戰後,美國再度撤出世局,直到蘇聯的侵略和北韓進攻南韓,才迫使美軍重返歐洲和亞洲。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外交政策菁英搖擺於準孤立主義和理想主義色彩的干預主義之間:這一切都源於兩大洋。

約翰霍浦金斯大學學者賈庫布.葛瑞吉爾(Jakub J. Grygiel)寫道,地理是「被遺忘、不是被征服」。長期為美、英政府軍事戰略顧問的柯林.葛瑞(Colin S.Gray)寫道:「科技把地理遮掩得只夠被認為是似是而非的謬誤。」不僅如此,用葛瑞的話來說,我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看到,「持續發揮影響或控制,需要武裝部隊在相關地區實質進駐」,任何人真心以為地理已關鍵性地降低影響,那就對軍事後勤太無知了——這是把相當大量的人員和資材從一個洲運到另一個洲的科學。我跟著美軍陸戰隊第一師官兵從地面跨越伊拉克的經驗,只是後勤作業的一小部分,它涉及到把人員和器材設備由幾千英里外的北美洲船運到波斯灣。

美國軍事史學者威廉生.穆瑞(Williamson Murray)在一九九九年十分有洞見地提出分析,他說,即將到來的新世紀將讓美國再度面對兩大洋所構成的「嚴峻的地理現實」,它局限住、也讓我們要把地面部隊派遣到遙遠地區的成本變得幾近瘋狂的昂貴。固然某些戰爭和拯救任務可能藉由空降「突襲」而迅速落幕(譬如以色列一九七六年突襲烏干達首都恩特比〔Entebbe〕機場,救出遭劫持的飛機乘客),地形仍然很重要。地形決定作戰的步調和方法。

一九八二年福克蘭戰爭(Falklands War)緩慢地開打,就是受限於海洋環境,而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時科威特和伊拉克平坦的沙漠,彰顯出空中力量的效果,而在第二次波斯灣戰爭時,即使守住伊拉克廣大、人口稠密的一片地區,卻只顯示空中力量的局限,因此使美軍受到地理貽害:飛機可以投彈轟炸,但它們無法大量運送物資,也無法控制住地面。甚且,在許多情況下,飛機也需要有合理、近距離的基地。即使在洲際彈道飛彈和核子彈的時代,地理還是重要因素。摩根索指出,小型和中型國家如以色列、英國、法國和伊朗,沒有能力像美國、俄羅斯和中國這種大陸規模的國家一樣,吸收同等程度的打擊。因此他們的核子威脅,無法具可信度。這表示小型國家(如以色列)若身陷對峙之中,必須特別消極被動或特別積極主動,才能生存。它基本上是關乎地理的事。

但是擁抱地形圖以及山脈和人,並不是要認為世界無可扭轉地受到族裔和宗派分裂——它們抗拒全球化——所驅動。全球化本身刺激地方主義復活,在很多狀況下已內建在族裔和宗教意識中,它們又定著在特定的地貌上,因此從地形圖最容易解說它。這是因為大眾傳播和經濟整合的力量,已經削弱許多國家的權力。由於通訊技術進步,泛伊斯蘭運動在整個亞非伊斯蘭弧上力量大增,即使是個別的穆斯林國家,本身也從內部遭到圍攻。

以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為例,就地理而論,它們恐怕是地中海到印度次大陸之間兩個最不合邏輯劃出來的國家,地形圖也顯示阿富汗至多只稱得上是個弱國。是的,伊拉克因為美軍攻打它而土崩瓦解。但是我們可以聲稱,薩達姆.海珊的暴政——我在一九八〇年代親身經歷過,它也是迄今阿拉伯世界首屈一指的暴政——本身是由地理決定的。因為從一九五八年第一次軍事政變以來,伊拉克每個獨裁者必須比前任更加高壓,才能震懾住由庫德族、遜尼派及什葉派阿拉伯人拼組起來且無天然疆界的這個國家,一個族裔和宗派意識沸騰的國家。

我曉得這個論據不能推演得太過頭。沒錯,分隔庫德斯坦和伊拉克其他地區的山嶺,以及中部遜尼派和南部什葉派各自割據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比起渴望民主,可能更是影響事件翻轉的樞紐。但是沒有人能預卜未來,一個合理穩定且民主的伊拉克肯定不是完全不可企求:就好像東南歐的山嶺分隔奧匈帝國及較窮、較欠開發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也在數百年來分隔巴爾幹各個不同的族裔和教派團體,可是它們並不能注定我們在當地介入以制止內戰。我在這裡說的不是有一股無法平息的力量,人類無力對付它。我是盼望主張溫和接受命運,最終在地理的事實中安定下來,以便克制在外交政策上的過度熱情,這股熱情我本人也難辭其咎。

我們愈能克制這股熱情,我們參與的干預就愈會成功;這些干預愈成功,我們的決策者未來站在輿論的法庭就有愈多行動空間。

我明白我要抬高基座上的地理是一件危險的事。因此我在本書研究過程將試圖把以撒.柏林的告誡銘記於心。他在一九五三年發表著名的演講,次年以〈歷史的不可避免〉(Historical Inevitability)為題發表文章,他譴責相信「地理、環境和族裔特性等重大非人力量(vastimpersonal forces)決定我們生命及世界政治方向」這種想法為不道德和懦弱。

柏林責備阿諾德.湯恩比(Arnold Toynbee)和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主張「國家」和「文明」比起代表它們的個人「更具體」,也主張「傳統」和「歷史」等抽象事物「比我們更聰明」的看法。在柏林看來,個人和他的道德責任至高無上,他或她因此不能把自己的行動——或命運——全然或大部分怪罪到地理和文化等因素上面。人類的動機和歷史有很大關係;它們不是用更大力量可以解釋並化解的幻覺。地圖是詮釋過去和現在的起點,不是終點。

相關書摘 ▶《地理的復仇》導讀:噴射機與網路不能使我們喪失地理與歷史的敏感度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地理的復仇:一觸即發的區域衝突、劃疆為界的地緣戰爭,剖析地理與全球布局終極關鍵》,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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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柏・卡普蘭(Robert D.Kaplan)
譯者:林添貴

國際觀察家卡普蘭再次為我們展開一張版塊分據、勢力縱橫的國際關係輿圖。他不懈地遊走於世界四方,落實行萬里路的實地踏查精神,結合其淵博精深的地緣理論基礎,提出對全球政治、社會、勢力角逐的精闢分析。本書旨在重申「地理因素」於國際局勢中的核心位置——天然環境極為重要,卻常遭忽視。作者由近現代各大地理學家與地緣政治思想家的發現、理論及視野為起點,一路追探地理思維的轉捩衍變,更以生動筆法及第一手經歷,帶領讀者前進世界各處角力地帶的熱區,一一檢視各大文明國家的氣候、地緣、鄰界、實體生活風景。

他直接面對紛爭,妙析全球區域危機及轉機,以過往為師,盱衡當下乃至未來處境,更行遍歐洲、俄國、中國、印度、土耳其、中東阿拉伯世界、巴爾幹半島、美洲大陸等地,預見下一輪國際勢力衝突迴圈或共生和解的可能景象。他亦強調了台灣的關鍵戰略地位,以及做為「不沉航母」的樞紐力量。

本書最終揭櫫一項永遠無法撼動的事實:要掌握全球的未來,必得從地理、自然條件、國界劃定等實際面來衡量審視,再次向地球村主義者證明,地理界線乃是不可逾越的環境決定因子,塑造人類政治、軍事、經濟、貿易、文化的命定處境。

地理的復仇
PhotoCredit:麥田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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