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賣中國》:官商勾結三種模式——生意人買下黨委書記一條龍服務

《出賣中國》:官商勾結三種模式——生意人買下黨委書記一條龍服務
Photo Credit: Democracy Chronicles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與俄羅斯等其他後共產主義國家相比可發現,能有效解決貪腐問題的是民主機制,然而中共不可能主動改變它所依附的政治與經濟體制,因為這正是中共壟斷權力的基礎。

文:裴敏欣(Minxin Pei)

雖然很多貪污案件屬於「窩案」和「串案」,但勾結到底如何進行還是個謎。本節要探討地方官員和生意人勾結的內在機制。藉由分析這50個案例,我們可以建構出三種勾結的型態。

縱向勾結

生意人能否買通最有權力的官員,也就是黨委書記,是勾結成功與否的關鍵。如果能買通,黨委書記就會用其巨大的強制權幫生意人達到目的。在這種情況,生意人就不需要再分別去賄賂和協調各單位的官員,因為黨委書記就會扮演協調者的角色。正是因為黨委書記會出面協調,所以生意人願意給黨委書記的錢要比給各單位官員的要多。生意人買下的是黨委書記的一條龍服務,他也相信黨委書記會說到做到。從生意人的角度,花大錢買通黨委書記是最佳策略。

黨委書記要幫生意人出面也是有風險的。在制度上,領導幹部不該插手下級單位的決定,也不能逾越自己的分管領域,而地方黨委書記是不管經濟業務的。然而,黨委書記可以「支持」或「建議」某項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計畫,這雖然會讓部屬起疑,但大家都清楚不照辦會有什麼後果。在這種情況下,部屬雖然奉命行事,但通常也會懷疑領導是不是受了生意人的賄賂。而由於領導直接或間接的壓力,他們還是得違反規定奉命行事。

我們樣本中的典型案例是河南省鄢陵縣原縣委書記謝連章。謝連章在2001年到2006年間向18個生意人收受186萬人民幣,並指使部屬將土地、銀行貸款和都市區劃核批給這些生意人。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書記李大倫也同樣在1999到2006年間幫許多生意人拿到採礦權、房地產和工程合同。李大倫還會應生意人的要求直接給相關單位首長打電話或會談(其中有些人向李大倫買過官,自己也搞貪污),這是他一貫的行事風格。王懷中的犯行大多發生在他1995到1999年安徽省阜陽市市委書記任內。他會用強迫的方式,直接下令各單位首長要幫忙行賄過他的生意人。他還很會協調,如果要幫一個忙需要好幾個單位審批,他就會召開「協調會」要所有單位都參加,在會上強迫部屬同意。阜陽市太和縣原縣委書記劉家坤在2007至2012年間也用同樣的方法幫生意人朋友拿到縣內的土地和合同,犯案詳情都記載在判決書中。

雖然地方領導可以強迫部屬幫生意人朋友的忙,但這種作法的風險較高,也要花力氣去確保部屬乖乖照辦。更好的作法是在各單位安插自己人,他們就會努力而牢靠的完成指令。也就是說,如果能拉幫結夥的話,和生意人勾結起來就比較安全省力。買官賣官的盛行讓地方領導很容易就拉到幫結成夥,因為買過官的部屬不但比較忠心可靠,也比較貪婪腐敗。有這些人幫襯,幫生意人辦起事來就方便了。在我們樣本的50個主犯當中,有34個(68%)同時買官賣官,這證明買官賣官所建立起來的網絡有助官商勾結。

其中一個案例是海南省東方市原市長譚燈耀。2009年,一名生意人想把原來以低價向市政府買的土地以高價賣回給市政府。他行賄譚燈耀250萬人民幣,譚燈耀就要求交通局長(以前向譚燈耀買過官)幫這個生意人的忙。本案還有一個共犯是負責市府土地的城開公司董事長,他也曾向譚燈耀買官。負責把錢付給生意人的財政局長也是靠行賄才升的官。內蒙古自治區原副主席劉卓志在2004年收了牛志美42萬人民幣和三萬美元,任命他為錫盟錫林浩特市委書記。在接下來幾年中,劉卓志持續要求牛志美幫一名生意人的忙,而這名生意人也給了牛志美46萬人民幣和2萬美元。

安徽省霍邱縣原縣委書記權俊良在2010年以低於市價5億人民幣的價格把一個國有鐵礦的採礦權賣給一個生意人。權俊良的共犯之一是國土資源局局長,他這個位子也是以3.3萬元向權俊良買來的。雲南省瑞麗市原市委書記楊躍國的專長是幫房地產開發商拿到土地。他不可或缺的幫手是國土資源局局長,而他的位子也是花40萬買來的(這個局長自己在2009到2013年間也向房地產開發商收賄228萬)。廣東省茂名市原市委書記周鎮宏收賄安插了許多關鍵性的職位,包括常務副市長、兩名副市長、宣傳部部長和公安局長(這些人全都因貪污被捕),這個腐敗網絡在周鎮宏任內(2001至2007年間)幫了他很多生意人朋友的忙。

內外勾結

在內外勾結的型態,是由想要低價取得國有資產或獲得大筆合同的生意人來擔任協調各單位官員的角色。沒有生意人的協調,官員之間很難勾結起來。在這種模式中,生意人分別和各單位有審批權的官員接觸,並向他們保證自己已經買通別的官員。這種保證會讓有權審批的官員比較容易接受賄賂。如果其他單位的同事都上了船,那自己被抓到的風險就很低,生意人要的東西也比較容易被批准。

其中一例是有一名生意人想拿下四川省一個縣有發電廠。他用信封裝了10萬人民幣給縣長,並向他保證黨委書記也已經「處理好了」。廣東煤礦大亨朱思宜也是用同樣的手法。從2002到2008年間,他分別買通了所有相關單位的領導,包括一家公有鋼鐵廠的董事長,讓這家鋼鐵廠一定要買他的煤。在四川南充一件大醜聞案中,一名房地產開發商先是在1999年給了工商管理局長價值400萬的股票以取得一筆土地的開發權。然後他又賄賂了該開發案所在的區委書記和人民影都的兩名經理。為了讓開發案通過建築法規審查,他又賄賂了建設局和規劃局局長。

遼寧煤礦大亨王春成想建一條長達496公里的鐵路,以連接他在內蒙古的煤礦場和遼寧的燃煤發電廠。為了獲得審批,他在2005年行賄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盟委原副書記蔚小平60萬元人民幣,又行賄內蒙古自治區原副主席劉卓志18萬元(在2006到2010年間分七次付款)。在這兩人支持之下,國家發改委在2007年批准了這個項目。在廣西南丹縣,採礦業者長期賄賂縣委書記、縣長、兩名縣委副書記和一名副縣長,讓他們能非法竊占國有天然資源。2001年,一場礦災導致81名礦工死亡,收賄321萬元的縣委書記萬瑞忠夥同其他官員隱匿災情。萬瑞忠是少數被判死刑的官員,原因可能是隱匿災情而不是貪污。

內部人的橫向勾結

樣本中有很多案例是官員之間橫向勾結以圖利生意人。當參與勾結者的職位和權力差不多或差距不大時,就屬於內部人橫向勾結的型態。如果帶頭者的職位較高,在相關單位又有可靠的自己人,勾結就容易成功。當這個帶頭者找部屬幫忙搞非法活動時,部屬會當成是巴結和拉關係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部屬通常都會照辦。

2006年湖南省郴州市一件幾乎涉及所有高官的大案就是一例。一名房地產開發商找上副市長雷淵利,想要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主任用公積金來挹注他的房地產開發項目。住房公積金正好是雷淵利的分管領域,他就把公積金主任和開發商都叫來辦公室開會,非法把公積金借給了開發商。另一個例子發生在浙江省紹興市。在2000年,市長馮順橋夥同其親信副市長俞永谷硬是把一塊地標給了一個開發商,儘管這名開發商出的價格比別人低3,200萬人民幣。副市長俞永谷拿的好處是325萬元。在1998年,瀋陽市原常務副市長馬向東勾結財政局長和建設委員會主任共同侵吞並平分12萬元公款。在前一年,馬向東也夥同建設委員會主任向一名開發商索賄50萬元,做為免除其1,200萬元稅費的回報。這筆賄款被兩人拿到澳門去賭博。

2004年,浙江省平湖市一間最大的公司得知市內有一塊很大的土地即將開發。為了要拿到該項目的部份工程,該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找來負責開發的水利局長全保華和負責監督該項目的副市長郭躍榮吃飯。他們擬定一個計畫讓該公司成為下包商,然後以全部工程款的8%(1,000萬元人民幣)作為報酬。在另一件開發案中,這兩名生意人也勾結這兩名官員以低於市定底價15%的低價拿到一塊土地。報酬是600萬元,也就是總利潤的20%。

在以下這個案例中,不同的生意人賄賂了不同的官員,而官員試著建立規則協調利益衝突。湖南省交通運輸廳的三名副廳長在2014年被捕入獄,在這個案子中,某些官員收受生意人賄賂後無法依承諾給予高速公路工程,因為有別的生意人去賄賂了更大的官。然後其中一名副廳長就和下面的項目經理約法三章:一是如果上面領導打了招呼的,不要以我的招呼為主;二是同一個標段有幾個領導打招呼的,項目經理要自己去協調好;三是至少每條路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標段不是靠打招呼得標的。鄉鎮一級也有官員勾結給生意人合同的案例。湖北省秭歸縣郭家壩鎮原黨委書記向宏祖在2013年被捕入獄,他時常把相關人員叫到辦公室,商量如何讓想要關照的投標人得標。

由於貪污文化太過普遍,當官員知道其他同事也在貪污時,官員之間就會產生一種默契式的橫向勾結。在這種環境下,當某個單位的官員收到生意人的賄賂,他大概就知道這個生意人一定也賄賂了其他單位的官員以求完成審批。在某些案例中,他們也都知道生意人和上面領導或其他同事關係密切。行賄者也會暗示說其他單位都已經搞定了,這樣比較容易把官員拉下水。這就是說,官員不必明確知道其他人有沒有勾結。只要心知肚明或懷疑假定其他官員也有參與,就足以讓他有信心收賄給好處。在這些案例中,光是心知肚明和懷疑假定就足以促成勾結。只要行賄者的直覺正確,官員也收下賄款,默契式的勾結就形成了。

相關書摘 ▶《出賣中國》:與黑道勾結的社會學——送禮、分紅、買官和性招待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出賣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起源與共產黨政權的潰敗》,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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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裴敏欣(Minxin Pei)
譯者:梁文傑

美國知名中國研究專家裴敏欣在《出賣中國》中,利用中國媒體與司法部門已經公開的260個貪腐案件進行深度的分析比較,系統性地探索這些貪腐案件牽連的廣度、深度、運作模式、制度與歷史起源,以及對中國國家與共產黨當局造成的危害。裴敏欣指出,大規模貪腐的源頭是1990年代中共不完全的產權改革與中央權力下放的結果。中共菁英刻意製造法律上財產權的模糊空間以上下其手、中飽私囊。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以權換錢的誘惑與日俱增,也成為加官進爵的不二法門。各單位「一把手」與企業家、黑道勾結,非法出賣國有企業、礦產、土地、官位,成為普遍性、長期性現象。這不僅侵害本該屬於中國老百姓的權益、在地方出現「黑道治國」之惡習,也在黨內造成上下交相賊、劣幣驅逐良幣的「塌方式腐敗」。中國統治結構腐敗之深,已經到了如蛆附骨的程度。

《出賣中國》語重心長地指出,由於貪腐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內部生態的一環,不僅大刀闊斧的打貪難以展開,出於政治企圖的打貪反而只會製造統治菁英之間的猜忌與仇恨,危害獨裁政權的凝聚力。本書以嚴謹的學術方法分析中共的貪腐現象以及其與威權主義、經濟發展、民主轉型之間的關係,並對中國未來做出清醒而沉痛的預測。對任何關心中國與中國對台灣之影響的讀者,本書都不容錯過。  

出賣中國
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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