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美國官員莫衷一是 甚至想將蔣介石趕出台灣

二戰後美國官員莫衷一是  甚至想將蔣介石趕出台灣
共和黨籍的美國總統艾森豪於1960年6月訪台,其左為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蔣介石。/Photo Credit: 姚琢奇 公有領域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1949年1月21日,艾奇遜宣示就任國務卿的那一天,蔣介石推翻他解散國民黨軍隊的命令,撤離中國大陸到台灣避難,建立一個流亡政權。「我們擦身而過,」艾奇遜後來回憶,「我進入中國,蔣介石離開中國。」不過蔣介石與中國的問題後來跟著艾奇遜多年,宛如一個頑固的瘡。

文:華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艾文・湯瑪斯(Evan Thomas)

肯楠鼓吹東西方在德國擺脫軍事對峙的觀點之際,波倫則專注於較實際的作法,希望讓雙方不要因為柏林而攤牌。封鎖對俄國人而言已經成為一個災害,「是他們最愚蠢的舉動。」克雷將軍說。空運補給已經使得蘇聯孤立柏林的意圖變成一個笑話。波倫相信,克里姆林宮正在尋找解脫之道。

波倫所尋找的信號在一月三十一日出現。巴黎一名通訊社記者寄了一張問題清單給史達林,這種試探性的動作通常不會得到回應。可是史達林卻回答了。有個問題問到,史達林是否認為在柏林一事上,金錢是重要因素;這位蘇聯獨裁者並沒有提到錢,不過卻承認僵局拖延下去傷害了德國的發展。

貨幣改革造成為期八個月的柏林封鎖,引起了波倫的興趣。他去找艾奇遜,告訴他克里姆林宮內發生了騷動。他們同意,應該是開始派人進行試探的時候了。在聯合國的代表休息室裡,美國大使菲力普・傑賽普(Philip Jessup)攔住蘇聯大使雅科夫・馬立克(Yakov Malik),與他聊天氣。傑賽普若無其事地問馬立克,史達林是不是不小心才沒提到貨幣改革。馬立克不置可否,對話就此中斷。經過一個月,波倫開始產生了懷疑。可是接著在三月十四日,馬立克致電傑賽普,請他到公園大道的一間公寓與他見面。波倫的想法一直是對的;史達林不斷發出信號。

接下來兩個月,蘇聯坐立不安,試圖開出一個價碼——盟國不建立一個西德政府——可是艾奇遜不為所動。五月五日,蘇聯放棄,封鎖結束。當這個消息在國務院透過電報傳開來時,艾奇遜與波倫特別開香檳慶祝。他們感覺到歐洲的危機已經過去,至少當下是如此。希臘的共黨革命失敗;馬歇爾計畫奏效;柏林獲得解放;西方結盟對抗蘇聯威脅。溫斯頓・邱吉爾宣告:「美國拯救了世界。」

艾奇遜擔任國務卿的第一年,肯楠與波倫在他的眼中逐漸成為魔鬼的擁護者。他欣賞波倫,而且與肯楠比起來,也更贊同他的意見。不過他覺得波倫也喜歡為了爭辯而爭辯。

波倫愈來愈厭倦華盛頓。他已經在那裡待了七年,希望回到海外單位任職。一九四九年夏天,艾奇遜派他到巴黎擔任公使,是大使館裡的第二號人物。

肯楠接任波倫國務院參事的職位,同時仍保有政策規劃處處長的身分,可是他的職責範圍其實縮減了。艾奇遜愈來愈無法忍受這個情緒多變的預言家、抽象的理論家,他似乎覺得任何實際可行的事情幾乎都是有缺點的。後來有許多年,對於外界無法接受自己所提的主張——蘇聯主要威脅在於政治而非軍事面,肯楠還是感到不解。可是對於艾奇遜來說,肯楠所執著的是沒有差異的區別;他所在意的細微差別都是瑣碎小事。說來奇怪,肯楠的文章對他自己並沒有幫助,儘管它們往往深具說服力,但有時散漫無章,對艾奇遜而言也難以理解。艾奇遜不願被肯楠的直覺力所吸引。他喜歡告訴朋友,有一次他花了好幾個小時苦思一份肯楠的備忘錄,才確定其中的意見判斷錯誤,可是又無法指出當中的缺失。

為了去除備忘錄外在的虛飾,艾奇遜找來國務院的一名中階官員,請他重新撰寫那份文件。改寫成官僚文體之後,肯楠在邏輯上的弱點隨即一目瞭然。艾奇遜的巴黎大使兼好友大衛・布魯斯告訴記者C. L.蘇茲柏格,艾奇遜「面臨無法閱讀肯楠的報告及電報的問題,因為它們實在太冗長,而且根本是在賣弄文筆,而非提供資訊」。除此之外,艾奇遜幾乎用不到政策規劃處。他寧願他的顧問是人,而不是機構。

到了一九四九年夏天,肯楠已經開始感到「自己像個宮廷弄臣,期望引發熱烈的討論,有權利說些令人震驚的事情,被視為干擾同事的人物,可是當要進行最後的決策時,卻沒有人認真看待」。

決裂時刻出現在九月中旬。肯楠接到通知,政策規劃處的備忘錄再也不必直接交給國務卿,改交給助理國務卿即可。這個訊息對肯楠而言十分清楚:他再也無法直接與艾奇遜接觸,即便他的辦公室就在隔壁。那個月稍後,肯楠通知國務卿,他希望盡快解除政策規劃處的職務,也會在一九五○年六月無限期離開國務院。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艾奇遜宣示就任國務卿的那一天,蔣介石推翻他解散國民黨軍隊的命令,撤離中國大陸到台灣避難,建立一個流亡政權。「我們擦身而過,」艾奇遜後來回憶,「我進入中國,蔣介石離開中國。」不過蔣介石與中國的問題後來跟著艾奇遜多年,宛如一個頑固的瘡。

艾奇遜是歐洲主義者。他對中國所知不多,也不太在乎。在他為一九四八年版的外交關係委員會年度調查報告所寫的序言〈美國與世界事務〉(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Affairs)當中,他並未提及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即便它已經到達二十年內戰的關鍵階段。

艾奇遜並不是典型的美國人。許多美國人長期以來都迷戀著中國,多年來他們聽到兩國之間的特殊情誼、穩定的傳教士交流,以及門戶開放政策。他們讀過《大地》(The Good Earth,見譯註),也深受魯斯的出版品的影響。傳教士之子亨利・魯斯對中國的著迷從童年就開始了,此時他的著迷轉變成可怕的標題,警告著「失落」中國所帶來的後果:「麥克阿瑟說中國淪陷將殃及美國」,《生活》雜誌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如此宣稱。對許多人而言,由於他畢業自衛斯理學院的夫人以及他公開的基督徒身分等因素,蔣委員長在在都像是一個值得支持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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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美國調停特使馬歇爾與蔣介石夫婦

蔣委員長有一些具有權勢朋友。在蔣介石的金條以及中國紡織品進口商亞佛瑞・柯爾柏格(Alfred Kohlberg)的贊助之下,中國遊說團在國會贏得(及買到)了盟友。後來有「福爾摩沙參議員」之稱的加州參議員威廉・諾蘭(William Knowland)喜歡在討論中國問題的國會會議最後舉杯祝國民黨「反攻大陸!」艾奇遜注意到,當諾蘭談到中國時,他會出現一種「狂野的凝視表情」。來自內布拉斯加州波尼市(Pawnee)、曾經是殯葬業者的參議員肯尼斯・惠利(Kenneth Wherry)誓言「振興上海,讓它變得像堪薩斯市一樣」。眾議員周以德曾經在中國當過傳教士,也是美中政策協會(America-China Policy Association)會員,身為中國遊說團支柱的他指控:「自從一九四五年以來,我們的亞洲政策實際上都棄中國政府於不顧。」

周以德說的並不誇張。艾奇遜還清楚記得,馬歇爾將軍一九四六年前往中國尋求內戰問題的和平解決方案卻受挫,如今他想要整個切斷給國民政府的援助。他認為這些援助只會落到共產黨手中,或是流入蔣介石或他太太貪婪的宋氏家族的銀行帳戶裡。

一九四九年二月,艾奇遜在國會山莊的一場非正式會議中試圖向三十五名國會議員說明美國的政策。他告訴他們,任何新的動議都必須等到「中國內戰的煙塵消散為止」。消息立刻洩漏了出去,艾奇遜的政策是「等到塵埃落定」。外界的反應十分憤怒。參議員惠利指控,「一般人都知道,艾奇遜先生始終贊成姑息俄國的政策。」新罕布夏州參議員史戴爾斯・布瑞吉(Styles Bridges)指控艾奇遜破壞了「中國國民黨維護至少一部份中國的自由的努力」。

事實上,艾奇遜正在考慮接受無法避免的結果,承認赤色中國。共產黨外交部長周恩來嘗試性地試探國務院的意向,受到國務院的默許。可是政治氣氛讓那樣的會談注定失敗。「我們不能與共產黨談條件。」杜魯門斷然告訴艾奇遜。赤色中國在七月宣布他們會「傾向」莫斯科,還挾持奉天的美國領事,將他軟禁好幾個月,使情勢更加惡化。

蔣介石最後無可避免節節敗退,加上國會大聲抗議,使得艾奇遜想要教育大眾。八月五日,國務院出版一本厚達一千零五十四頁的白皮書《美中關係,特別提及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九年期間》(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這本白皮書十分坦率,內容包含了秘密電報、內部備忘錄,堪稱是一份完整的紀錄。然而,實際看過的人少之又少。媒體只是報導結論:共產黨的勝利「超出了美國的掌控範圍」。

這本白皮書產生了與預期中相反的效果。諾蘭與惠利等人稱它是在「為一個一廂情願、一事無成的政策粉飾太平」。中國遊說團出版自己的白皮書,抨擊艾奇遜讓高尚的蔣介石成為華盛頓捅的「婁子」的代罪羔羊。更糟糕的是,《紐約時報》與沃爾特・李普曼批評這份文件是一份失敗的紀錄。艾奇遜驚訝得目瞪口呆。他早上與菲力克斯・法蘭克福特一起散步時,抱怨報上的報導,這位法官告訴他,他就像一個「受挫的學校老師,相信人的想法會因為事實與理智而改變,然而所有證據都顯示情況正好相反」。艾奇遜後來表示,這本白皮書讓他學到,教育民眾的說法必須「比真相更清楚」才行。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秋天戰勝了國民黨殘餘的軍隊,但是並未因此解決這個議題。此時美國必須擔心共產黨是否會入侵台灣,逼走蔣介石。此外,中國遊說團鼓動美國協助蔣介石進攻中國大陸。艾奇遜告訴杜魯門,這整件事應該視為「兩個中國黨派之間搶奪中國領土之爭」,不過他明白民眾不會同意這個看法。「台灣這個主題彷彿海灘上有一位紅髮姑娘,吸引了許多男孩出現。」他在一九五○年一月寄給老友阿契博德・麥克列許的信上寫道,「就像你最想要的卻得不到。」

相較於艾奇遜,肯楠對於蔣委員長的反感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艾奇遜偏好以刻意忽視的方式來處理問題,但肯楠不同,他想要利用美國軍隊將蔣介石趕出台灣,並在島上建立一個獨立政權,以解決台灣問題。他心裡認為,美國趕走蔣介石,國會便不會再要求支持他。這個奇特而輕率的計畫出自一個自認為務實的非軍國主義者之手,計畫內容已經於一九四九年七月呈現在給艾奇遜的一份備忘錄上。肯楠的行動模範是泰迪・羅斯福;任何人都想像不到他與肯楠有何相似之處。肯楠寫道,羅斯福這位老義勇騎兵也可能秉持「決心、速度、無情及自信」,採取跟他一樣的作法。結果,艾奇遜明智地決定忽略這個天馬行空的分析師要求派出海軍陸戰隊的訴求。

不過當肯楠較為理性的時候,他明顯影響了艾奇遜的遠東政策。肯楠不斷鼓吹一個概念:北平不可能成為莫斯科的傀儡。一九四七年二月,他就已預測「克里姆林宮的那些人會突然發現,他們以為掌握在自己手掌心裡的中國人,已經悄悄從他們指縫間溜走,除了行禮如儀的中國式鞠躬和禮貌性的傻笑,什麼都不剩。」

一九五○年一月,肯楠為艾奇遜撰寫一份演說稿,主張美國應該讓亞洲的局勢自然發展。除非美國先使中國成為它的敵人,否則中國最終會體認到蘇聯才是自己真正的敵人。這場在全國記者俱樂部(National Press Club)照稿宣讀的演說,充分展現他從經驗中學到了如何保持彈性。可惜它在當時沒有引起注意,但後來卻因為一個完全不同的理由而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在演說過程中,艾奇遜在太平洋地區畫出一個將南韓排除在外的「防禦圈」。結果,外界怪罪他促使北韓在不到六個月之後入侵南韓,而這個侵略行動最後賠上了五萬多名美國人的性命。批評艾奇遜的人忽略了幾項事實:史達林早在那場演說之前就允許了北韓人的入侵行動;麥克阿瑟將軍在一年之前也畫過相同的防禦圈;艾奇遜也曾經表明,攻擊韓國會被視為違反《聯合國憲章》。

艾奇遜的演說真正不幸之處在於時機過早。中國與俄國的確發生了爭執,但不是在一九五○年十一月在韓國的美國部隊逼近中國邊界、遭中國攻擊之前。當中國攻擊美國時,艾奇遜十分震驚。這場災難令他感到痛苦,後來也更堅定了他對於亞洲共產主義的態度。

幾乎從一開始,艾奇遜就對中國南方的鄰國越南採行強硬路線。一九四九年,他的確短暫考慮過一個「理論上的可能性」:胡志明是另一個狄托。可是到了五月,他就認為這位充滿魅力的越南領導人並不是克里姆林宮的爪牙。胡志明是否「既是共產主義者、也是民族主義者」的問題「無關緊要」,因為「所有殖民地區的史達林主義者都是民族主義者」。中國淪陷所引發的政治迴響可能讓他的看法更堅定。艾奇遜指出,蘇聯在一九五○年二月正式承認胡志明「應該排除了胡志明的目標具有『民族主義』性質的任何錯覺,也揭露出胡志明骨子裡是中南半島當地獨立的最大敵人」。

艾奇遜對於越南的觀點受到他自己對法國的顧忌的強烈影響。法蘭克林・羅斯福曾經希望逼迫法國放棄它的殖民地,包括越南在內。艾奇遜心中還殘留著老式的自由主義觀點,使得他同樣提防著殖民主義,然而他也想盡一切必要的努力鞏固法國,成為西方聯盟的一員。法國在這些年來是一個左右搖擺的不穩定盟邦,既擔心德國復甦,又老是專注在自己的問題上,包括它搖搖欲墜的帝國。

艾奇遜認為,如果獲得一個強大的法國需要付出扶持其東南亞殖民地的代價,那就這麼做吧。在一九四九與一九五○年,艾奇遜關心的是法國,而非越南。越南只是個小刺激,不過是一連串類似的麻煩地區裡的其中一個。此外,他表明自己希望出面處理胡志明的是法國,不是美國。一九五○年三月,他告訴國會:「我們不希望陷入一個局面,讓法國人說:『你們接手吧;我們沒辦法繼續下去。』我們要法國人留在那裡。」

一九五○年五月七日,法國同意舒曼計畫(Schuman Plan),與德國共享煤與鋼鐵——這是重建歐洲的重大步驟。就在同一天,艾奇遜建議總統開始提供一千萬美元的軍事補給讓法國在中南半島使用。艾奇遜的特別助理盧修斯・巴特爾(Lucius Battle)後來解釋,國會下定決心要在遠東砸錢對抗共產主義,而艾奇遜認為美國也可以將經費送到越南,至少對法國有幫助。於是落石開始出現,山崩爆發:接下來四年,美國花費二十五億美元資助法國在東南亞節節敗退的戰爭,這個數字超過馬歇爾計畫在法國進行重建的金額。當然,這只是開始。


譯註

《大地》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Pearl S. Buck)的小說,描寫中國農民依賴土地生活的故事。當時許多美國人便是透過這本書瞭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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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美國世紀締造者:六個朋友與他們建構的世界秩序》,廣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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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華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艾文・湯瑪斯(Evan Thomas)
譯者:吳緯疆

這是一部冷戰史,而且是有關冷戰的起源與思維的歷史。全書以艾奇遜、哈里曼、羅維特、麥克洛伊、肯楠、波倫等六位被譽為外交賢哲的公職生涯說明美國政府與美國人民如何創造「美國世紀」、建立「美利堅和平」。20世紀上半葉,全世界便經歷了兩場世界大戰(1914-1918,1937-1945),當納粹德國與日本陸續戰敗投降後,我們共同面臨的是戰爭的摧殘與經濟的凋敝。此時,佔有世界經濟總額一半的美國若回到原先的國策—如同一戰後的孤立主義,各地都將面對蘇維埃的紅色大軍,這不只歐洲的困境,也是中國、朝鮮半島、伊朗、土耳其等地的難題。

從小羅斯福、杜魯門、艾森豪、甘迺迪到詹森,從馬歇爾計畫、柏林危機、杜魯門主義、韓戰、古巴飛彈危機到越戰,艾奇遜這6人的故事也是戰後美國追求全球和平的遠見與挫敗的歷史,其中當然有誤判,而更多的是睿智與勇氣。6位外交賢哲共同聯手並由艾奇遜出面,才讓詹森總統認清越戰的本質,放棄了骨牌理論的神話,最終願意光榮的撤退。他們所協助建構的美國全球戰略與和平建構影響深遠,不僅以圍堵政策讓蘇維埃解體贏得冷戰的勝利,在意識形態喧鬧的20世紀能以冷靜的思維面對難題、放棄追求全面勝利的傲慢的智慧依然值得今天的我們學習。

美國世紀締造者
Photo Credit: 廣場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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