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野蠻殘酷?細數忽必烈惠民德政,從杖刑到死刑都再三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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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成吉思汗嫡孫的忽必烈,不愧是一位成功的軍事征服者。誰曾料,作為蒙古征服者的他,不僅在戰爭中不嗜殺,君臨元帝國之際,還做出包括「輕典」、節儉、濟貧、置惠民藥局、植樹、禁賭等內容的一系列嘉惠庶民的政績。

文:李治安

一般地說,人們往往是把游牧軍事征服與野蠻殘酷聯繫在一起的。在蒙古四大汗時期,這種看法是正確的。

作為成吉思汗嫡孫的忽必烈,不愧是一位成功的軍事征服者。如前所述,藩王時期,忽必烈本人親自遠征大理,將雲南率先置於蒙古帝國的版圖之內。繼為大汗和建立元帝國後,他又主持實施渡江平定南宋和對安南、爪哇、緬國、日本等海外諸國的遠征,創建了可以和乃祖成吉思汗相媲美的軍事征服功業。另一方面,忽必烈在漢人儒臣的影響下,效仿北宋曹彬,無論是遠征大理,還是渡江攻鄂州,平定南宋,跨海征日本等,始終奉行不嗜殺的原則。從屠城擄掠到不嗜殺的過渡,忽必烈確實經歷了了不起的文明進步與提升。這無疑是在改變蒙古征服者的傳統理念和形象。

誰曾料,作為蒙古征服者的忽必烈,不僅在戰爭中不嗜殺,君臨元帝國之際,還做出包括「輕典」、節儉、濟貧、置惠民藥局、植樹、禁賭等內容的一系列嘉惠庶民的政績。

在刑法方面,忽必烈實行「輕典」和慎刑政策

忽必烈在沿用漢地王朝傳統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度的同時,又對笞、杖二刑作大膽的修訂:「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只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只杖一百七。」結果,從笞刑十下到杖刑一百一十下,統統被減少了三下。

對此,馬可孛羅也有如出一轍的記載:「假如有人偷小東西,不需要處死的,那就用棍子打他七下,或十七下,或二十七下,或三十七下,或四十七下,以至一百零七下。」

忽必烈又效法唐太宗李世民的死刑復奏,曾告戒史天澤等大臣:「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一二日乃復奏。」他還對降元南人將領管如德說:「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令面對再四,果實也而後罪之。非如宋權奸擅權,書片紙數字即殺人也。」復奏或對質後定罪行刑,自然可以避免部分錯殺和枉死。

至元8年(1272),陝西行省官員也速迭兒建議:比因饑饉,盜賊茲橫,若不顯戮一二,無以示懲。忽必烈則聽取中書省的意見,未予批准,依然堅持「強、竊均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待報」的制度。至元10年(1274),全國上奏朝廷待報的死囚50人,忽必烈讓中書省從其中揀出由鬥毆殺人的13例,詔命減死從軍。忽必烈在死刑的判決上,慎重及從寬的原則始終沒有改變。

忽必烈還善於接受臣下的正確意見,隨時糾正執法量刑的某些偏差。

一段時期內盜賊數量增多。忽必烈一度降詔:犯盜賊罪者,皆殺無赦。搞的各處牢獄內囚犯人滿為患。符寶郎董文忠上奏:殺人取貨與竊取一錢,均為死罪,殘酷莫甚,恐乖陛下好生之德。忽必烈立即以敕令革除了上述條款。

有人控告漢人毆傷蒙古人及太府監屬吏盧甲盜剪官布,忽必烈大怒,下令殺之以懲戒眾人。董文忠又奏言:刑曹對於死罪囚犯,已有服辭,猶必詳讞,這次豈能因為有人一句控告,就加以重刑。應該交付有司審閱查實,以待朝廷的處理命令。忽必烈果然派人核查清楚確係誣告,降詔免除了被告人的處分。忽必烈還因之對身旁的侍臣說:「方朕怒時,卿曹皆不敢言。非董文忠開悟朕心,則殺二無辜之人,必取議中外矣。」於是,賞賜董文忠黃金酒尊,以褒獎其忠直。

某年冬季,太廟祭祀,有司丟失黃幔,後來雖然找到,已甚汙弊。忽必烈大怒,曰:「大不敬,當斬。」中書省右丞趙璧卻云:「法止杖斷流遠。」結果,犯罪者得以不死。

一次圍獵中,獵人亦不剌金射兔,誤射死名駝。忽必烈大怒,下令誅亦不剌金。博兒赤鐵哥進言:「殺人償畜,刑太重。」忽必烈聽罷,吃驚地說:「誤耶,史官必書。」迅速下令釋放亦不剌金。忽必烈對史家直書法外行刑有所顧忌,故能夠以個人喜怒服從刑律。

至元9年(1272),忽必烈得知天下牢獄關押囚犯越來越多,於是命令諸路死罪以下的犯人全部暫時縱放回家,預定秋七月歸京師受刑。屆時囚犯全部歸京,忽必烈又惻然憐憫,決定赦免其罪。忽必烈找來一些文臣起草戒諭天下的詔旨,都因為不能宣達聖意而無法稱旨。最後,翰林學士王磐奉命草擬釋囚詔旨進讀,忽必烈非常滿意,稱讚道:「此朕心也,欲言而不能形之於口,卿能為朕言之。」這似乎也是在仿效唐太宗。

元末葉子奇所言:「天下死囚,審讞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估計就是實施忽必烈至元九年詔旨的結果。如果這種推測可以成立,上述忽必烈詔旨不僅帶來至元九年全國囚犯的一次大赦,還導致了元中後期死囚長年不加刑而老死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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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12年(1275)元軍大舉進攻南宋之際,藩邸舊臣姚樞上奏:「南方官府以情破法,鞭背文面,或盛行竹絡投諸江中。」忽必烈立即下令:「鞭背鯨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後來,禁止鞭背,還與「禁斷王侍郎繩索」、禁止跪甕芒碎瓦等法外酷刑,一併列入了朝廷刑律。此舉使元帝國的刑罰趨於減輕放寬,對消除南宋的刑罰弊端和樹立新王朝的寬仁形象,也有積極意義。

一日,忽必烈聞知江南一道觀內仍設有南宋皇帝的土木遺像,於是對身旁的石天麟說:「僧當致之大辟,何如?」石天麟解釋道,金代大同寺院中一直保存有趙宋帝后祠像。忽必烈瞭解到此番情況,就沒有再去追究道觀當事人的罪責。忽必烈在使用死刑方面還是能夠傾聽忠告和以史為鑑的。

刑部侍郎趙炳處理一樁攜妓登龍舟案件,按之以法,不久,該人死亡。其子到忽必烈駕前告御狀,為父親伸冤。忽必烈降詔責備趙炳。趙炳卻堅持說:「臣執法尊君,職當為也。」忽必烈聽罷大怒,命令他出宮。事後,忽必烈並沒有懲罰趙炳,還對身旁的侍臣說:「炳用法太峻,然非循情者。」輕刑慎刑與執法如山,的確有些不太和諧。忽必烈主張輕刑,又能夠對臣下秉公執法的行為,抱理解態度,這是需要很大度量和勇氣的。

在位35年間,遇到大臣受鞫受罰甚至犯罪被殺等情況,忽必烈多半比較慎重,盡可能多問多讞,弄清犯罪事實,盡可能做到處罰得當,避免誤罰誤殺。

中統4年(1263),阿里不哥南下歸降,其黨羽一千餘人被拘捕,「將置之法」。忽必烈詢問陪侍的怯薛官安童:「朕欲置此屬於死地,何如?」安童回答:「人各為其主,陛下甫定大難,遽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忽必烈極為讚賞安童的意見,最終僅殺其中為首者十人。

至元初,有人控告丞相史天澤子侄布列中外,威權太盛,久將難制。忽必烈先是降詔罷免史天澤的丞相官職,令其等待審問。平章廉希憲上奏說:「知天澤者,陛下也。粵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著治效,以其可屬大任,故使丞茲相位。小人一旦有言,陛下察其心跡,果有跋扈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一人訟臣,臣亦入疑矣。臣等承乏政府,上之疑信若是,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廉希憲援引諸多事實替史天澤開脫,說明他的無辜和清白,甚至把自己的去留也連帶進來。結果,忽必烈慎重考慮一天後,接受廉希憲的意見,撤銷了讓史天澤接受「對訟」審查的命令。

至元16年(1279)安西王相商挺因另一名王相趙炳被殺案牽連下獄,忽必烈甚為震怒,曾下令:「商孟卿老書生,可與諸儒讞其獄罪。」後來,忽必烈親自向符寶郎董文忠等核實商挺在趙炳被殺案中的責任,最終給予籍沒家資而釋放商挺的處分。

忽必烈又擅長運用「廷對」、「廷辯」等方式,解決高、中級官員的有關獄訟。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副使王忱彈劾罷免鎮南帥唐兀台,唐兀台交結朝廷大臣,向忽必烈誣告王忱,一度把王忱逮繫至京師。「廷對」之際,王忱得以面陳真相,忽必烈大悟,下令唐兀台抵誣告之罪。又如王文統與李璮勾結謀反案,伯顏被誣私藏南宋玉桃盞案,盧世榮奸惡被劾案,桑哥奸贓被劾案等,都是經過多次審讞和「廷對」、「廷辯」,才作出或殺或釋等處置的。

在追究阿合馬黨羽過程中,忽必烈一度將中書省參政咱喜魯丁和左右司員外郎劉正等逮繫至御前,進行此類「廷對」、「廷辯」。忽必烈問:「汝等皆黨於阿合馬,能無罪乎?」劉正回答:「臣未嘗阿附,惟法是從。」後來的數日,其他阿合馬奸黨多伏誅,劉正一直被械繫,最後,忽必烈諭旨:「劉正衣白衣行炭穴十年,可謂廉潔者。」於是,劉正被釋放回家。

至元28年(1291),已升為中書省參議的劉正,因處理湖南馬宣慰庶子爭蔭而誣其兄匿藏南宋官府黃金等案件,受到控告。忽必烈召劉正詰問:「匿金事在右司,爭蔭事在左司,參議乃幕長,寢右而舉左,寧無私乎?」劉正再次申辯明白,最終解除了忽必烈的懷疑。

忽必烈之所以「輕典」和慎刑,似乎有兩個原因:一是他的寬仁理念,二是藏傳佛教作佛事影響。忽必烈曾說:「天下事如圓枘方鑿,能少寬之,無往不可。」忽必烈此番話雖然引自「老臣」言,但他本人已深信不疑,故可反映其寬仁理念。至元9年(1272)忽必烈已皈依藏傳佛教,當時,八思巴為首的喇嘛在宮廷內外屢興佛事,「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為福利。」後者對忽必烈的影響想必不算小。

忽必烈的尚節儉,也是非常突出的

忽必烈曾批評察必皇后支用太府監繒帛,促使察必親率宮人用舊弓弦編織為衣,取羊臑皮縫為地毯。又批評太子妃闊闊真使用織金臥褥。可見他節儉成性,對皇室親屬和貴為后妃者也嚴格要求,禁止她們奢侈揮霍。

王惲說:忽必烈「躬先儉素,思復淳風,如輕紵衣而貴紬繒,去金飾而樸鞍履,至衣服等物銷織鍍砑之類,一切禁止」,殆非虛言。

忽必烈特意把成吉思汗所居地的青草一株,移植在大都大明殿前丹墀內,號曰「誓儉草」,目的是讓子孫後代「知勤儉之節」,「思太祖創業艱難」。

忽必烈又將所用皮裘舊帶藏於上都大安閣一篋箱中,並訓諭道:「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樸儉,可為華侈之戒。」

對忽必烈的上述做法,武宗時朝臣們也有不同評價。侍奉過忽必烈的宦官李邦寧表示贊同,某宗王則言:「世祖雖神聖,然嗇於財。」此宗王的抱怨不是沒有道理。在慷慨賞賜宗王方面,忽必烈遠不及窩闊台汗、貴由汗、蒙哥汗和武宗海山。那些習慣於享受濫賜優遇的蒙古諸王,自然會感到忽必烈對他們的賞賜有限而「嗇於財」。

救濟貧困、舉辦惠民藥局、道旁植樹和禁止賭博,也屬於忽必烈的惠政。

救濟貧困,雖然是漢地王朝的傳統政策之一,但在忽必烈在位期間發揮得相當出色。

忽必烈即汗位初的中統元年(1260),就詔告有司以糧食賑濟鰥寡孤獨廢疾之人。至元8年(1271),命令各路設置濟眾院收留此類人員,並供給糧食柴薪。至元19年(1282)改名養濟院。此外,對遭受水旱疫癘災害的民眾,官府常常調錢糧賑給。如至元3年(1266)以糧三萬石賑濟南饑民,以課銀一百五十錠賑甘州貧民。

又有常平倉、義倉儲糧賑濟。常平倉和義倉均設於至元6年(1269)。常平倉模仿漢唐舊制,豐年米賤,官府增價糴購;歉年米貴,官府減價糶售。義倉,每社置一倉,社長掌管,豐年每丁納粟五斗,驅丁納粟二斗,災年就便供給社眾。至元21年(1284)新城縣水災和至元29年(1292)饑荒,即是使用義倉儲糧賑濟的。

馬可孛羅也說:

當大可汗看見五穀豐富和低賤時,他命人聚集和儲藏多量的五穀。在各省有大的房子,專為儲藏五穀而建造。他叫人很細心的看視這穀,使在三四年內不致腐爛。自然的,他所貯藏的有各種穀,和小麥、大麥、黍米、稷等等。他貯藏極多。所以每當一種穀缺乏和饑饉時候,大可汗就去乞助這些貯藏……譬如小麥,市價賣出,每斗值一貝桑忒。他賣四斗值一貝桑忒,他施捨出去多量的穀,所以全體皆能夠得到一些……我將再告訴你們他如何給汗八里城窮人許多施捨物的。你們必須知道,他有一張單子,記著汗八里城中許多可尊敬和高貴家族。他們因運氣不好,陷入窮苦悲境,不能做工和缺乏食物。在這些家中可以有六個、八個、十個、或更多或較少的人口。大可汗給那些人家麥子和別種五穀,使他們可以有全年的生計。

這樣人家是非常之多。相當時候來到,這些人家向官吏請求恩施。這些官吏奉命,施捨皇帝的各種財物。他們住一個宮裡,宮是專門劃出為他們用的。請求人以後填在一張紙上,說明他們上年接受多少恩施,始足維持生計,使來年也按照這數目再給他們。大可汗也供給他們衣服……如有人來到大可汗宮中要飯,是不會被拒絕的。所有來者皆得到施捨物。專管這事的官吏,沒有一天不施出三萬多碟的米或稷或粟。

馬可孛羅所說的「宮」,估計就是養濟院。其他大體也能夠與上述漢文賑濟記載相印證。馬可孛羅還指出,蒙古原本沒有向窮人施捨的習慣。忽必烈此種行為,是受了僧人慈悲說教的影響。

設惠民藥局,可追溯到窩闊台汗時期。中統2年(1261),忽必烈命令王祐正式開局,官給鈔本,月營子錢,預備藥物,以良醫掌管,為貧民治病。後來,各路普遍設立惠民局,且與醫戶戶計相配套,成為另一件嘉惠百姓的仁慈事。

關於道旁植樹,至元9年(1272)2月,忽必烈頒布聖旨命令從大都到各地隨路州縣官府和民眾在城郭周圍、道路旁邊種植榆樹、槐樹。還規定:官府所種植的樹木歸民家使用,官府負有保護成材的責任。

馬可孛羅也有類似的記錄:

大可汗命在大道兩旁栽植樹木,每株相距有兩步遠。這路是欽差、商人和人民所通行的。這些樹實在都是很高很大,可以從很遠的地方看得見。大可汗這樣做,所以人們能夠看得清道途,不致走錯路了。你們就在沙漠路旁邊,也能找到這些樹。這樹使商人和遠行人覺得很大的舒適。

馬可孛羅把種樹之事講的如此詳細,或許是因為他曾經在這樣的道路上往返行走,親身感受道路旁邊栽樹的諸多益處。

關於禁止賭博,至元23年(1286)二月,忽必烈頒布聖旨:「禁約諸人不得賭撲錢物……如有違犯之人,許諸人捉拿到官,將犯人流去迤北田地裡種田者。」後來,浙西道按察司審理平江路常熟縣姚千六賭博案,淮西江北道按察司審理黃梅縣王佯兒賭博案等,均遵照這道聖旨行事。

無獨有偶,馬可孛羅也記述了忽必烈禁止賭博:

當今在位的大可汗禁止一切賭博和欺騙。這些事情在這些人群中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多風行些。為要斷絕他們這種的習慣,他常對他們說:「我已經用我的兵力克服你們。你們的一切全是我的。如果你們賭博,你們就是拿我的財產來做孤注一擲的輸贏了。」然而他並不從他們拿走什麼東西。

忽必烈似乎懂得,一位君臨天下的帝王,除了轟轟烈烈的政治作為以外,諸如輕刑、節儉、賑濟、醫藥、植樹之類的惠民善行,也不可或缺。這也是爭取子民愛戴之心的必要手段。後者或多或少受到儒家、釋氏的影響和滲透。忽必烈的輕刑等惠政,帶來了元朝相對安定的社會局面,有利於經濟文化的恢復發展。元末葉子奇說:「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矣。」葉氏的說法,應該是基本屬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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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忽必烈傳》,台灣商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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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治安

成吉思汗以蒙古的鐵騎掃蕩了歐亞大陸,建立起蒙古大帝國聞名,但是,如何去統治管理一個文化先進、經濟發達的地區,成吉思汗沒能來得及回答,而忽必烈基本上解決了這一點。他在一批蒙漢臣僚的幫助下,依照漢法建元改制,所制定和實行的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政策既為元朝的百年江山奠定了基礎,也為後來的清朝統治者提供了非常珍貴的經驗。

本書不僅是描繪一位王朝開創者忽必烈汗的偉業,更注意到蒙古原有文化對於忽必烈決策上的影響,如何成為複雜民族與文化的共同帝王,是忽必烈終其一生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是讀者理解與閱讀此傳記應具備的起點。

忽必烈傳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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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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