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藏角度:清朝皇帝不但是繼承元朝譜系的大汗,也是藏傳佛教施主

蒙藏角度:清朝皇帝不但是繼承元朝譜系的大汗,也是藏傳佛教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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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時期的蒙古高原或西藏高原,究竟發生了哪些政權的變動,而不同地域的民族間又是如何互動?此篇書摘將給您一點線索。

文:上田信

從西方角度看皇帝

就西方蒙古高原或西藏高原的居民而言,清朝的皇帝不是中國的皇帝。他是繼承元朝天命的大汗,同時也是守護西藏佛教的大施主。

以蒙古高原為中心的遼闊草原上,在蒙古帝國分崩離析後,歷經幾個政權興亡更迭。十六世紀後期,成吉思汗的後裔達延汗統一蒙古之後,蒙古高原上多位權貴人士紛紛招達延汗的兒子為婿,當作領袖擁戴。因此每個政權都希望與成吉思汗攀上關係,藉此強調自己的正統性。從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蒙古帝國出現不成文的規定,唯有成吉思汗的男系子孫才能稱「大汗」,這項原則就稱為成吉思汗血統論。

達延汗的直轄地在與滿洲族領土交界的大興安嶺西側,是一群稱為察哈爾的游牧民族領土。達延的長子進入察哈爾,延續大汗家的譜系。促成清朝成立的那顆元朝玉璽,就是由察哈爾汗林丹持有,在他死後到了後金皇太極的手裡。因此,清朝可說由達延汗的直系子孫繼承了統治的正當性。

蒙古族的王侯還尊稱皇太極是「博格達.徹辰汗」。這也成了清朝在蒙古世界中提高權威的一大重要因素。

達延汗的三子俺答汗,為蒙古高原帶來新的權威,那就是藏傳佛教的格魯派。格魯派是出身青海的僧人宗喀巴在十五世紀初期開創的新宗派,因為高僧戴的帽子顏色,也稱為黃教。這個宗派有系統性的教義,並且嚴守戒律,很快地超越其他教派,勢力愈來愈大。遠征青海的俺答汗,在當地結識格魯派的僧侶,據說深受感動。俺答汗在一五七八年邀請到據說是宗喀巴轉世的弟子索南嘉措,並為這名高僧獻上「達賴喇嘛」的稱號。「達賴」在蒙古語中表示「大海」,「喇嘛」則是西藏語中的「上師」,這是由高僧的名字「嘉措」(藏語「海洋」的意思)而來。由於索南嘉措是第三世轉世,因此將達賴喇嘛的稱號往前追溯,以宗喀巴的弟子為第一世達賴喇嘛,而他自己是第三世達賴喇嘛。

俺答汗見到達賴喇嘛時,領悟到自己是建立元朝的忽必烈之轉世化身。這麼一來,超越了先前與成吉思汗在血緣上的親疏,轉向透過藏傳佛教來獲得統治正當性的根據。換句話說,他開啟了另一個新的可能性,只要有達賴喇嘛的權威當作後盾,即使與成吉思汗沒有血緣關係,一樣可以冠上「大汗」這個稱號。一旦確定達賴喇嘛為「大汗」這個稱號賦予的權威,就在蒙古高原上擴張其勢力。此外,第三世達賴喇嘛過世後,即稱轉世為俺答汗的曾孫,並讓這孩子在西藏出家,成為第四世達賴喇嘛。這下子突破了西藏或蒙古的民族框架,成了佛教權威拓展的機會。

藏傳佛教裡高僧與世俗權力之間的關係,用藏語說是「mchod yon」,直譯的話是「寺與施主」的意思,也就是說,施主以世俗的權勢來保護佛教,而高僧賦予這股權力在宗教上的權威,兩者之間就是這樣的關係。而運用彼此的這份關係當上西藏最有權勢的人,就是第五世達賴喇嘛。

他為鞏固格魯派勢力,拉攏了將勢力伸展到蒙古高原西側的衛拉特領袖。這名領袖並非成吉思汗的男系後裔,依照成吉思汗血統論並不能稱「大汗」。但藉由第五世達賴喇嘛所賦予的權威,日後人稱「固始汗」。固始汗的子孫成為西藏王,以青海為據點,建立政權。

第五世達賴喇嘛與清朝幾位皇帝的淵源也很深。受皇太極之邀,第五世達賴喇嘛先是派了代理人,之後在順治九年(一六五二)親自赴北京面見皇帝。達賴喇嘛與清朝皇帝互贈稱號,確認雙方「mchod yon」的關係。這層關係從儒教的背景看來,解釋為西藏對清朝皇帝表示歸順之意;從藏傳佛教的背景來說,清朝皇帝則是施主的身分。

清朝掌握了達賴喇嘛權威

進入十八世紀,中歐亞幾股世俗掌權勢力針對達賴喇嘛的權威,展開一場愈演愈烈的爭奪戰。一六七九年,當噶爾丹居於劣勢,蒙古高原態勢明朗後,執政的桑結嘉措終於公開宣布第五世達賴喇嘛的死訊,並推舉祕密選出的一名少年繼任第六世達賴喇嘛。

衛拉特固始汗的子孫在西藏人口中的「a mdo」(也就是青海)建立政權,成為西藏王。一七〇五年在拉薩召開的公開會議中,青海的西藏王拉藏汗否定了拉薩擁立的第六世達賴喇嘛之正統性,接著他更推翻達賴喇嘛政權,殺害執政的桑結嘉措,與清朝聯繫。

清朝不信任支持噶爾丹而增加混亂的桑結嘉措,因此一開始就支持拉藏汗。第六世達賴喇嘛被拉藏汗抓住後,在押送至北京的途中於青海過世。拉藏汗強行介入達賴喇嘛政權,造成西藏族對蒙古族的反感,推舉了一名在東西藏出生的嬰兒為第七世達賴喇嘛。

噶爾丹死後,衛拉特準噶爾部的策妄阿拉布坦將勢力從準噶爾盆地拓展到東突厥斯坦,還企圖趁這場混亂一舉拿下西藏高原。一七一七年派遣軍隊到拉薩,殲滅了孤立無援的拉藏汗。清朝正式承認已成長為少年的第七世達賴喇嘛,在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擁立這名少年,派遣遠征軍到西藏。達賴喇嘛這個權威來源的象徵已經在清朝手中,準噶爾沒有對抗的籌碼,未開戰即自西藏高原撤退,清朝就這樣將西藏收於勢力範圍內。

十七世紀在西藏高原上激盪出的餘波,也影響了西藏文化的周圍地區。雲南北部除了西藏族之外,還有納西族等民族,配合彼此生活方式,共同分享生活領域。當時西藏族之間密宗的色彩濃厚,許多在家修行的人,都信仰藏傳佛教的噶舉派。格魯派勢力隨著第五世達賴喇嘛進入雲南地區,在與噶舉派的武力衝突伴隨來的宗教鬥爭隨即展開。格魯派受到清朝的支援,在十七世紀末鞏固了在雲南的優越地位。

雲南的西藏寺院松贊林寺 作者上田信攝於二○○四年
Photo Credit: 上田信
雲南的西藏寺院松贊林寺,作者攝於二〇〇四年

雲南省最大的西藏佛教寺院,就是松贊林寺。這座寺院是由第五世達賴喇嘛發願興建,之後發展成為雲南格魯派宗教活動的據點。主殿供奉著宗喀巴與第五世達賴喇嘛的塑像。這座寺院位於的中甸縣,成了雲南藏傳佛教的重鎮。現在為了招攬觀光客,則引用歐美人士熟知的理想國「Shangri-La」之名,在二〇〇二年更名為「香格里拉縣」。

宗教上的震盪對雲南的政治與經濟也造成莫大影響,前面提到過,明代時期將據點設在麗江的納西族木氏,受命為土司,在接受明朝的支援下欺壓西藏族。在明代遭受木氏壓迫統治的雲南西藏族,響應格魯族擴張勢力,推翻了木氏土司的統治。

清朝身為格魯派最大的施主,在十八世紀前半將西藏列於保護下,因此,在西藏與中國之間當作緩衝的木氏土司,存在價值變得極低。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清朝廢除麗江土司,改由中央派遣官員來治理這個地方。後面會詳細說明,這項治理制度的變更就叫做「改土歸流」

改土歸流之後,雲南與西藏之間的交易比過去更興盛。這也是盛世的一部分。在「茶馬古道」這條交易之路上,每個交通要塞都會有西藏族經營的旅店,以及載運貨物的馬匹商隊來來往往。從中國內陸或雲南南部載運茶葉、砂糖、棉布等商品,前往西藏;再從西藏運送毛皮、麝香、藥材等到雲南。西藏需要的銅製產品,也在麗江生產。麗江成為交易路線的必經之地,常保繁榮。

在明代是政治城市的麗江,到了清代脫胎換骨成了商業都市。木氏土司統治下的麗江街頭不但維持原有的風格,更增添了文化上的深度。改土歸流之後交易的發達,更為麗江街頭增添華麗風貌。這些歷史的底蘊,在麗江登錄為世界遺產時都受到很好的評價。

清朝與中歐亞地區

十八世紀中葉,準噶爾在領袖過世後隨即發生內訌。這時的清朝皇帝是愛新覺羅弘曆(乾隆帝),他趁著這場混亂,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出兵進攻拿下伊犁。接著在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派遣軍隊到自噶爾丹以來都在準噶爾勢力範圍下的東突厥斯坦,並在隔年攻占塔里木盆地。這是清朝版圖拓展到最大的時候。為這個地區屬於新的疆域,因此命名為「新疆」。

清朝在中歐亞地區的疆域,也就是蒙古高原、青海、西藏,以及東突厥斯坦,這些都稱為「藩部」,由「理藩院」來負責管轄。理藩院的前身是後金時代管轄蒙古族的蒙古衙門,到了康熙年間之後從管轄中國的六部獨立出來,負責管理藩部的行政,以及對俄國的交涉。清朝對於藩部的治理,基本上維持當地原有的治理機構,在軍事據點派駐軍隊,採取有狀況時維持治安的模式。

清朝針對內蒙古的蒙古族,仿效了八旗制設定行政區,指定出各旗的游牧地區範圍。旗長稱為「札薩克」。之後在清朝的影響力遍及整個蒙古高原,便賜予各地領袖札薩克的稱號。根據劃定每旗的界線,清朝可藉此控制各個蒙古族領袖的勢力,不致超出範圍。清朝採取這種治理手法的背景,就在於防止像過去的準噶爾,出現稱為游牧帝國的政權。

在西藏高原上,隨著清朝將統治權限集中到達賴喇嘛政權,政治的行使也交由西藏貴族與僧侶等四人合議制來主導。大臣制訂的政策,經過與清朝駐拉薩的西藏辦事大臣協議後,接受達賴喇嘛裁決後就能實施。

一七八八年,尼泊爾的廓爾喀王朝為了壟斷與西藏及印度之間的交易,進攻西藏。清朝一派出軍隊, 廓爾喀就收兵,與達賴喇嘛政權交涉。然而,談判一破裂,廓爾喀王朝再度展開攻擊,清朝遂於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派軍擊退廓爾喀軍。

廓爾喀軍之所以進軍西藏,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受到高僧的恣意煽動。經過這次,清朝深切感受到必須控制握有大權的僧侶。於是,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宣布,未來在決定高僧轉世人選時,要將候選人的名字寫在象牙籤上,投入金壺之中以抽籤方式決定。這就是「金本巴瓶制」。

至於居住在東突厥斯坦的穆斯林,則承襲過去準噶爾的治理方式。清朝的總統伊犁等處將軍長駐伊犁,統率屯駐於塔里木盆地綠洲的軍隊。一般行政與徵稅都交由地方上的有力人士負責,基本上清朝官員避免直接與當地居民接觸。

明朝皇帝眼中只有儒教的世界中心,因此對於中歐亞的人並未建立起權威。請各位回想一下,遠征蒙古高原的朱棣(永樂帝),後來並沒能統治高原;相對地,清朝的皇帝不但是繼承元朝譜系的大汗,同時也是藏傳佛教的施主,因此得以維持在中歐亞地區的權威,並且以間接治理的方式在十八世紀穩定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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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海與帝國:明清時代》,台灣商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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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上田信
譯者:葉韋利

此書一改歐洲觀點的霸道史觀,重寫征服、開發、文明化的西方論點,用鮮明的人物生平,重構五百年明清時代:一直以來,西方史學界對於中國明清時代的評論都不佳,從黑格爾的停滯論,到二戰後費正清的「衝擊─回應」論,甚至連接受馬克思主義史學體系的中國史學家們,本身也將明清所屬的十四至十九世紀歸類為「封建制度的末期」,是一個封閉又陳腐的時代。

然而以往的評論觀點,都是以「陸地」出發,如今,我們以海洋上發生的運輸、交流和貿易等層面,重新評價明清帝國,並發現在近代中國被評為負面遺產的「朝貢制度」,竟是當時維繫東歐亞地區秩序的最佳經貿體系。

自元末至鴉片戰爭,一三五一年的紅巾賊之亂到一八五一年的太平天國,橫跨五百年,明清王朝在各種層面上承襲原生北方大地的蒙古帝國,超越了自秦至宋的中華框架,無法單純用中國朝代史或歐洲開發史來定義,我們將從海洋對帝國的影響,重新評價明清時代在全球歷史中的地位。

海與帝國 明清時代 書
Photo Credit: 臺灣商務印書館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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