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評論家:左翼的傲慢、自我中心,瓦解社會運動 香港各派須汲取教訓

Photo Credit: Joshua Lott / Reuters /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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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香港不論建制派或中間派,開始檢討數年以來的政治立場與得失,不樂見社會長期撕裂,務求改變社會問題,作者藉此分享美國多年來社會撕裂的情況,提供多角度反思。

田北辰退黨是覺悟嗎?從錯誤中學習:美國比香港更早面對「撕裂」

如果說政治派系長期撕裂,公共政策改善問題停滯不前,相信美國作為政治鬥爭激烈的社會,大有參考價值;回顧將近20年的歷史,美國社會極左與極右的距離愈拉愈大,中間派則愈來愈小,雖然奧巴馬卸任時民望仍高達51%,可是仍有相當多社會與經濟問題有待解決,間接令躁動的美國人急切求變,甚至成功推特朗普上台。

在了解美國政治評論家保羅.羅伯茲(Paul Roberts) 的檢討之前,我們概略交代近日香港「新中間派」的檢討。

田北辰今日退出新民黨,也可算是他的個人政治檢討,主要是他較難接受葉劉淑儀至今依然過於親政府,這幾年他主張「一簽多行封頂、取消強積金對沖」,葉劉並不同意。田退黨以後,儘管暫無自組政黨的意欲,卻不排除日後另組政治聯盟;的確,早於去年10月初,他已提出何以建制派做不到跨黨聯盟。

曾鈺成今日發布文章〈敗中有成〉借用備受爭議的所謂「思考大師」德波諾(Edward de Bono)的狗狗故事說理,借一隻「鼻塞狗」雖然有缺憾,嗅不出食物位置,在幾個房間中不斷找食物,最終若記得不同房間存有甚麼東西,即使不斷找錯房間,得益可能比「靈敏狗」更多。

其實,曾鈺成這次沒有玩字迷那麼故弄玄虛,只是勸林鄭月娥下屆「汲取教訓,技術治港」,希望她記得梁振英政府錯了甚麼,記住錯誤並且立即繞過它。即盡快找出切中問題要害的做法,自然有望擺脫「梁振英2.0」的陰影,也彌補了曾俊華敗選時所說那「香港失去的5年」。此刻幾乎無人不知,梁一直以來激起鬥爭與對立的做法,眾人皆傷,一事無成。在整個社會各派碎片化之下,到底香港往後的路怎麼走?

回到美國的社會面貌,2012年Kevin Drum發表文章“ You Hate Me, You Really Hate Me”,剖析原本在1960年代,美國父母很少「介意」子女的結婚對象是否來自對立的黨派,反對的家庭比例只佔調查中的5%,而2000年後相類調查反映,竟有3分之1的民主黨員及2分之1的共和黨員,無法接受「兩黨聯婚」,認為來自對立黨派的男女結婚是一種「禁忌」。

筆者曾引述美國人政治立場持續兩極分化,譬如在2000年至2011年,站在自由派(偏左)的立場從19%上升至21%,而站在保守派(偏右)的立場從38%上升至41%;兩極鬥爭激烈換來中間派持續減少,從40%降至36%。

至於選民態度研究,在2008年與1972年選民取態兩極化擴大了一倍,政治學教授阿布拉莫維茨(Alan Abramowitz)稱:「過去三十六年來,民主黨選民從稍微左傾,偏移到非常左傾;而共和黨選民原本就已經相當右傾,現在進一步偏移到極右。」

從美國政客短視行銷極端立場,到左翼人士傲慢瓦解社會力量

評論家羅伯茲總結美國十多二十年社會撕裂的現象,認為網絡世界與商業價值,造就不同政治團體與政客,把政治徹底視為爭奪席位與資源的戰場,忽略長遠針對社會議題解決困難的意志,一切變成「打贏選戰的權宜之計」:

「現代政治階級有愈來愈多人,不僅樂於讓人們分屬誓不兩立的不同陣營,甚至激化選民的極端發展或冷漠,讓他們更好辦事,更加有利可圖。⋯⋯例如選戰顧問,這些人必須取得快速勝利,於是他們為選舉引進更有效率的方法:他們會建議選人漸漸地採取比對手更左傾或右傾的立場。⋯⋯這種自我強化循環帶來的好處,會促使政治人物拋棄中立,從此向極端的意識型態靠攏。溫和與妥協是激不出基本票的。」

如此政治生態之下,更嚴重的發生在社運界。譬如,長期以來美國政府無法克制金融業與大企業放任發展,促成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明明當時反映企業壟斷與腐化問題,「按道理」觸及左翼自由派人士的「廣大共識」,可是運動最終消亡,難以形成強大力量解決困局,羅伯茲認為一切在於左翼人士極為自我中心的政治立場,站在小圈子的道德高地:

「佔領華爾街運動並沒有花太多力氣去吸引主流派的加入,這個一意孤行的團體,並沒有興趣對媒體暢談主張,或是與潛在合作夥伴(例如勞工)結盟,也沒有意願或能力提出一貫的議題。實際上,佔領華爾街運動代表了一股政治憤怒的衝動,但缺乏審慎的組織架構或方法,難以成為主流。它比較是『行動者』,而不是『規劃者』。」

羅伯茲指,左翼人士漸漸漠視取得主流人士的支持,是不知不覺受商業價值薰陶,從網絡及科技品生活滿足「自我表現與個人實現」,忘記了推進運動改善社會問題 、制衡政府的歷史功能,反而,愈來愈多人淪為「安樂椅自由派——在舒適安全的自家客廳或辦公隔間裡,參與並痛斥美國的政治現象。」

結果,整個美國社會,由議會到社運界像商人販賣商品一般,只在意宣傳和塑造「自家品牌」,實際議題在空轉中持續消耗,影響所及,即使奧巴馬作為民主黨支持的總統,也無法像小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和詹森(Lyndon Johnson)那般,一旦渴望實行的方案僵持未能通過,倚靠社會動員(如左翼)形成政治壓力,令政治失去了由上而下互相牽引「成事」、解決問題。

美國能寄望千禧世代,香港可以如何?

倒是千禧世代或許出現曙光,美國年輕一代愈來愈多人厭倦了長久以來,只問派系、四分五裂的悶僵之局,他們漸漸開拓更多的包容能力,針對實際議題凝取共識,例如奧巴馬之所以否決了「加拿大油砂提煉的石油運送到美國的鑰石(Keystone XL)輸油管線開發計劃」,正是因為千禧世代純就議題聯合不同社群,有7萬5千人公告:準備要進行圍堵計劃。他們比上一輩有更大的包容與合作空間,利用不同媒介促成其事,而並非純粹經營各自的理念和形象。

是故,羅伯茲強調新世代必須抵抗商業價值,令我們不知不覺陷入短視、速度、利益,甘於無奈絕望,轉而享受生活刺激及變得自我中心,忘卻了凝聚最大的力量,克制、容忍且兼備不同方法,好好預先規劃以真真實實改進社會。

香港不論建制派抑或民主派,正進入「此消彼長」的分水嶺,誰能夠抓住2017年的時機,主動檢討得失,凝聚己方力量,將會成為「捕捉先機、促成其事」先鋒。如果像田北辰也痛定思痛,尋求局部跨黨派合作,檢討得失。那麼,民主派與其被動等待林鄭「離地」邀請民主派人士商議政策,為何他們不能細緻思考最近「33位議員跨黨派」就教育局TSA問題向政府施壓的經驗?在建制與中間派不斷反思進步的同時,為何民主派就毫無識見與智慧自組跨黨派,預先就一些重大議題準備協調機制?

事實上,歷史告訴我們「成就大事的最後贏家」,很可能不是一般人想像「極端天才,從不犯錯(或從沒有錯)」,而是願意承認錯誤,並從錯誤中汲取教訓。像德川家康大約30歲時忍不住被侮辱挑動情緒,結果中了武田信玄的伏擊,嚇得抱著褲子逃跑(有傳他期間嚇至失禁 ),大敗不死之後,練成沉實忍耐的智慧,並自我告誡:「沉得住氣的強者方能戰勝敵人。」、「憤怒為人之大敵。」,終在豐臣秀吉死後一手重建幕府制度。

未來,香港人究竟是等待各方面「氣數已盡,東方之珠徹底衰落」,抑或從過往錯誤之中變得愈來愈有智慧,不再重蹈覆轍?看來,這不應只是曾鈺成向林鄭提出思考,也是我們每一個人也要向自己提出的思考。

延伸閱讀:

保羅.羅伯茲(Paul Roberts)著:《衝動效應:衝動型社會的誘人商機與潛藏危機》(The Impulse Society: What’s Wrong with Getting What We Want),臺北市:遠見天下文化,2015年10月29日第一版。

核稿編輯:歐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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