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憤怒》:知識人應如何面對「保守人士」?

反思《憤怒》:知識人應如何面對「保守人士」?
Photo Credit:《憤怒》(Indignation)電影截圖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延續上篇討論電影《憤怒》(Indignation)的結局,以及近日的「庫斯克擱筆事件」,作者回顧電影故事、歐洲理性主義發展過程,分享感思。

保守派多數壓迫「理性與自由」之士,古今皆然

上星期推介電影《憤怒》(Indignation)過後,一些朋友急不及待要看,如果有朋友看後感覺它非常不錯,你很可能跟我一樣是個自由主義者(或理性主義),觸動了內心某處執著理性思考而來的浪漫,否則未必感受太深。

故事是悲劇結局,男主角馬格斯繼續不妥協保守校規,叫同學代他簽署「報到卡」,偽裝每星期有出席禮拜活動,那位同學被「當場捕獲」東窗事發,馬格斯只好退學參與韓戰,遭北韓軍人殺死收場,斷氣前夕,他腦中默唸希望奧莉維亞知道自己對她的愛。至於奧莉維亞,她精神病復發後,在治療病院渡過終身,平日望向的牆身貼著馬格斯也喜愛的插花圖案。

說實話,我們覺得這樣的結局悲,自然是相對的,是因為隨時代發展,我們愈來愈講求自由與權利,也有了更多條件抵抗保守壓迫。回想歐洲文藝復興至啟蒙運動時期,真正的宗教迫害屢見不鮮,譬如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天文學家焦爾達諾.布鲁諾(Giordano Bruno)堅決支持哥白尼「日心說」,終被宗教法庭判處火刑,燒死在火柱上。

到了啟蒙運動時期,理性主義者受迫害的情況亦緩和一點,以斯賓諾莎(Spinoza)為例,他是荷蘭阿姆斯特丹人,曾擔任猶太公會會長及學校校長,由於他部分著述以文學手法解讀《聖經》,漸漸形成一種批判理論,不以傳統宗教信仰解讀上帝介入人類世界的方式,結果在1656年被逐出教會,因為教會很怕他的言論會慢慢影響信徒。幸而,那些歐洲宗教裁判所時代結束,斯賓諾莎死不掉,移居到另一個荷蘭城市萊頓(Leiden),這是一個「包容異端」的城市,那裏有不少作家、思想家和藝術家都歡迎他「這類人」來生活。啟蒙時代叛逆的理性主義者,「得罪人」出走開始變得平常,像約翰.洛克(John Locke)和笛卡爾(René Descartes)也會這樣,洛克就是得罪了英王查理二世而搬往阿姆斯特丹;雖然遷居也是成本損耗和犧牲,但對比被迫害致死,也算是文明了不少。

要影響普羅大眾共同革新時代,這是非常非常非常「漫長」的過程

當我藉平克(Steven Pinker)的研究回顧歐洲理性主義、人道主義、自由主義萌芽的過程,才深深感悟近代文明的進展得來不易,執著理性思辨、真理 / 真實的人在每個時代還是少數,只是隨文明的進展人數會愈來愈多,但無論如何都是少數。歷史告訴我們,文明進程之所以逐漸取得成果,後來得到政治制度保障言論自由等權利,起初只是知識精英與社會大眾微妙的互動,互相交流思想、滋養文化而成,而令這樣的事成為可能,主因並非經濟成長令人們尊重個體利益,那是後話了,更早孕育文化土壤的關鍵因素,正是古騰堡(Gutenberg)發明的活字印刷術。活字印刷術在15世紀中葉發明以後的兩百年之間,令印刷產量比之前上升20倍,終於把貴族和知識精英的讀物,逐漸化成大眾可以接觸的東西,形成歷史學家魯夫.恩格辛(Rolf Engelsing)所謂「閱讀革命」(Reading Revolution)。

不過,千萬別以為當識字率及書籍印刷普及,人們的理性思辨水平便會大增,隨街都是科學人和哲學人,跟你大談甚麼力學或知識論。歐洲閱讀文化普及之初,最受大眾歡迎的跟現代社會有點類似,就是虛構小說。曾經,有位退休軍官寫了一封信給哲學家盧梭(Rousseau),就是讀了盧的小說作品《茱莉,或新哀洛綺思》(Julie, or the New Hélöise)後太感動了!信中說:

「您筆下的她,讓我陷入瘋狂。想想她的死,讓我流下多少的淚⋯⋯我從沒哭得這麼慘過。讀這本書對我影響之大,讓我差點想在書中最高潮時結束生命。」

(“You have driven me crazy about her. Imagine then the tears that her death must have wrung from me…. Never have I wept such delicious tears. That reading created such a powerful effect on me that I believe I would have gladly died during that supreme moment.”)

大概,不同書籍尤其小說開始流行,誘發更多的想像力和寫作動機,城市之間文人討論也顯得興旺。人們觸發更多抽象感性思維,嘗試以旁觀者的角度看事,嘗試代入小說角色的情感,雖然這種抽象思維主要源自感性,對他人感受變得較為敏感,然而,閱讀有「抽離自我」的習慣,也間接幫助培養一定的理性思維。隨時代過去,每一代人透過閱讀嘗試抽離、擴濶眼界,便會清醒多一分,隔一段時間,知識分子便會「驚覺」以往一些人和事多麼的不合情理,嘗試討論與改變,這便是文字、文化、科技和知識發展,巧妙融合一起的威力。

總之,回顧歷史,人類這樣文化文明進步,既艱難又緩慢,過程非常漫長,也因不同國家與社會文化有諸般差異。即使《憤怒》那齣電影,講述美國上世紀50年代一些州的宗教保守風氣;實際上,此前20年代亦有所謂「猴子審判」(Monkey Trial),美國田納西州才發生中學生物學老師John Thomas Scopes挑戰保守法例,課堂教導演化論被控罪及判刑。

香港近年一再有文明「倒退」事件發生,當如何應對?

這些歷史一方面令我們欣慰,現代先進社會漸趨自由,理性而叛逆的言論未至於受迫害致死;然而,另一方面亦感歎理性、自由、法治、權利等知識思想普及之慢,進展速度不夠快,甚至偶有倒退的事發生。近日令我們遺憾的事,筆名庫斯克的中學通識教師,不久前因為撰文批評警察集會「支持七警」,被「幫港出聲」派記者到學校施壓,干預他教學以外的社會言論,甚至引來教育局關注事件,更借「社會對教師操守期望十分高,教師應注意言行」之說,略帶批評庫斯克的言論,事後他決定關閉facebook及網站,擱筆一段時間,現在只能期望校長仍然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這是繼2013年小學教師林慧思事件,被民間建制組織壓迫的相類事件,意想不到仍有發生;相信不難明白,這次七警案法庭裁決是否公正、七警集會是否合理,至此實在沒必要一再贅述了。

這些倒退事件,可視為梁振英管治之下,滋養而成以組織互相激烈對抗的文化,社會撕裂成局,一時難以化解。篇幅所限,暫且只能粗略建言,面對香港當前政社困局,我們在爭取進步的同時,認為站在理性和正確的一方,必須示範更多的自制,社交網絡包圍我們的生活,即使面對辯論,也要克制用語,減少激化雙方仇恨情緒的字詞。表達正確的論點、理據之時,也無須排斥「技巧」。

畢竟人心肉造,有時候,能夠顧及對方感受的言語技巧,甚至有意想不到效果。人類從中世紀到現在,理性與開明之士,面對的是殘酷封建政權與宗教的對抗,現代社會相對少了生死相搏的肢體暴力,換來更多是意識形態 / 思潮的對決,「如何」減少不必要的鬥爭損耗,製造有利推進時代的土壤,是每位知識分子不得不深切反思的事,若真誠重視文明與理想,這絕不只是個人尊嚴榮辱之事。

延伸閱讀:

  1. 〈電影《憤怒》不平凡,故事把「口交、理性、愛情、宗教」交織得別樹一幟〉
  2. 〈談《人類大命運》:歷史告訴我們,不認清「真實」會為社會及生命帶來苦難〉
  3. 〈警隊武力愈大、責任愈大,只是「一點點」放縱和腐化後果已不堪設想〉

參考資料:

核稿編輯:周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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