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傷口是為了復元:專訪德國史塔西檔案局局長

打開傷口是為了復元:專訪德國史塔西檔案局局長
Photo Credit:Uhlemann, Thomas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是否和解、以及什麼時候和解,受害者才有資格決定,但加害者能用行動來促進和解。「檔案沒解禁,這種事就不可能發生,」楊恩強調:「我們檔案局的責任不是為受害者尋仇,也不是清算加害者,而是在真相和責任釐清後,開啟對話與和解的可能。」

文:林育立

兼顧知情權和隱私權

史塔西(Stasi)透過綿密的線民布線,掌握全國人民的一舉一動。儘管圍牆倒下後,特務匆忙銷毀許多文件,威權統治四十年累積的情治檔案規模還是很可觀:光索引卡片就有四千一百萬張,文件排起來有一百一十一公里長,加上數以百萬計的影像和聲音檔案,全部存放在東柏林的總部和遍布東德的十二處分部,堪稱是獨裁統治的全紀錄。

鑑於過去沒有國家成立過類似的常設機構,開放全民查閱情治單位為自己留的案底,《史塔西檔案法》對檔案調閱的規定非常嚴謹。「史塔西刺探情報,踐踏人權,我們不能蕭規曹隨,」史塔西檔案局局長楊恩(Roland Jahn)說:「我們的做法是兼顧知情權和隱私權。」

在知情權部分,任何人都可以向檔案局提出申請,但只能調閱跟自己有關的案底。申請者在遞件後會收到流水號,最慢半年內就會接到通知,知道檔案局有沒有留自己的案底。如果有的話,工作人員就會分頭去找,最快幾個月、最遲等兩年,文件就能全部整理出來。當事人必須親自到檔案局或旗下的十二個分支機構抄寫,現場可以影印,但不能把正本帶回家,除此之外毋須負擔任何費用。

「曾被史塔西刺探過的人都是受害者,我們這個機關最主要的任務,就是為他們服務。」楊恩表示。

關於隱私權的保障,檔案局也有特殊規定。由於情治檔案上通常不只有當事人,親人、朋友和同事的名字也會同時出現,因此任何檔案只要出現第三人的名字就會被塗黑。不過,曾受雇於史塔西的特工,或打小報告的線民,檔案局對他們的姓名和化名都不做任何處理;也就是說,受害者在查閱自己的案底時,這些加害者的名字自然就會曝光。如果想知道化名某某某的告密者是誰,受害者還可另外申請「化名解密」。

楊恩指出,威權體制的運作相當程度是靠「辦公桌上的加害者」,在史塔西工作的每個人都有責任。「被刺探的人,有權知道是誰刺探他,」他說:「不義就是不義,我自己就從不忌諱把加害者的名字說出來,名字曝光,加害者才會面對自己的責任,真相也才有可能釐清。」

史塔西檔案還有另一項重要功能,就是做為政治受難者司法除罪和賠償的依據。共黨時代坐過牢的政治犯約有二十萬人,目前除罪工作已大致完成,坐牢超過一定天數的人,依法還可以得到比較多的退休年金,無論是民眾除罪或賠償的需要,調閱申請都會優先處理。

清查公務員建立政府公信力

在威權體制的深層結構,公務員與情治單位難免有一定的連動,有時還身兼警察國家的打手,因此史塔西檔案局當初成立的另一目的,就是在國家從威權轉型成民主的第一時間,全面追查前東德公務員和史塔西的關係。

《史塔西檔案法》規定,各機關主管得向檔案局提出詢問,釐清旗下員工在東德時代與史塔西的關係,對象包括司法人員、軍官、公務員、議員、公法人董事和選務人員等。如果檔案局發現某人確實是線民,例如曾私底下向史塔西報告同事的舉止和行蹤,或擔任監視同學的職業學生,就會出具報告和檔案影本,說明他與史塔西合作的時間長短、方式,以及當年被吸收為線民的背景,供各單位主管參考。

曾經為史塔西工作,並不會因此而自動喪失擔任公職或參政的權利,但過去二十多年來,仍有上萬人因當過史塔西的線民而被革職或調職,判斷的標準到底在那裡?

「我們只負責出具報告和檔案,至於是否繼續任用,由主管自行裁量,我們不做任何建議。」主管根據當事人說法和檔案局報告,研判當年打小報告的人究竟是出自政治信仰而忠黨愛國,想升官、貪求名利、怕丟掉工作而迎合上意,還是因為把柄落在特務手中,逼不得已才出賣同事和朋友?如果當事人一開始就坦誠以告,主管也可能認定情節輕微而留任這些員工。

「即使是線民也有自願與被迫和程度輕重的差別,主管要看過檔案才能判斷。」不過,一般來說,隱瞞過去與史塔西關係的公務人員,一旦被發現就不適合再擔任公職,對此楊恩的解釋是:「公務機關為人民服務,前提是要得到人民的信賴,人民不信任的人當官,政府的公信力將無從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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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衛城出版
史塔西檔案局收藏的文件,全部排起來有111公里長,堪稱是獨裁統治的全紀錄。
研究最透徹的情治機關

情治機關是威權體制下權力最大、也最敏感的部門,內部往來的公文和內參報告,鉅細靡遺地記錄當權者決策的經過,對有意還原真相的學者和記者來說是一大寶庫。1990年代史塔西檔案剛解禁的時候,整個德國歷史學界最熱門的研究主題就是史塔西;如今相關書籍汗牛充棟,東歐前共產國家的情治機關當中,研究最透徹的還是史塔西。

楊恩解釋,研究者和媒體記者主要是透過史塔西檔案來瞭解當局的決策模式,例如是誰下令監聽?選舉如何作票?線人的報告如何彙整和呈報?進而掌握整個獨裁體制的運作方式。不過,基於保護第三者隱私的前提,《史塔西檔案法》對學者和記者調閱檔案有嚴格的限制,除了少數例外情況,當事人沒有同意誰也不能翻他的案底,與研究主題不相干的檔案也不能調閱。

有記者問,傳聞說,出身東德的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在還沒從政前是史塔西的線民,梅克爾本人也曾爆料史塔西曾試圖吸收她但沒有成功,對此媒體該如何求證?楊恩回應,梅克爾的確來過檔案局看自己的案底,「但除非她本人同意公開,不然任何人都無權過問,這是她的私事。」不過,楊恩補充說:「檔案都開放這麼多年了,這麼知名的公眾人物如果曾是線民的話,大家應該早就知道了。」

監聽譯文全都露

「將東德國安部的組織、刺探的手法和運作方式告訴大眾,協助社會釐清共黨獨裁歷史」,原本就是檔案局的法定任務之一,因此成立之初就設有研究單位,專門負責解讀檔案,至今已出版上百本專書,而且所有的出版品幾乎都可免費索取,或在網站上直接下載。

以2014年柏林圍牆倒塌二十五週年為例,檔案局從年初開始就出版專書,從史塔西的角度還原和平革命的經過。《全國一片沸騰……》(Überall kocht und brodelt es...)一書記錄的是環繞著萊比錫尼可萊教堂和德勒斯登市中心的示威活動,內容多半是印上「高度機密」的公文和文件,包括鎮壓遊行的任務分組、偷看民眾郵件後彙整的報告、示威現場的蒐證照片,以及寫在便條紙上的線人報告,可見東德「維穩」工作之細膩。書中除了特務的姓名和線人的化名,只要有第三人的名字出現就會塗黑。

其他像是史塔西慣用語字典、情治檔案常見縮寫的索引和解釋,和以各部門的組織和運作為主題的二十八冊《國安部解剖學》(Anatomie der Staatssicherheit),特別適合做為研究者的參考資料。例如《M部門手冊》(Abteilung M),探討的是東德的郵政檢查,這是史塔西內層級最高的單位,當時全國15個郵件處理中心都有史塔西的辦公室,雇用兩千多人來拆信和讀信,書中對於如何用蒸氣來融化信封膠、看完信後影印、再小心放回去的過程描寫得很詳細。

另一本同樣在2014年問世的新書《長話短說!》(Fasse Dich kurz!)更是威權研究的突破。檔案局研究部門的主管柯瓦爾楚克(Ilko-Sascha Kowalczuk)在獲當事人同意後,首度發表史塔西監聽民運人士的電話譯文,並與其他檔案交互對照,分析譯文在威權體制下如何被當成檢調辦案的依據:「在美國國家安全局爆發監聽醜聞的此刻,東德這段歷史有助於瞭解情治單位如何監聽和濫用監聽。」

民主國家一樣有情治單位,任務也一樣是竭盡一切手段獲得情報,但楊恩認為兩者存在的目的南轅北轍:

獨裁國家的祕密警察是用侵害人權的手段來維繫黨國統治,反之,民主國家的情治單位是人權的守護者。

因此他認為,如何建立一套監督的機制,讓情治人員知道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確保情報不被當權者濫用,對民主國家來說是很大的挑戰:「多瞭解過往的威權體制如何監聽,能幫助我們思考情治單位在今日的角色,這正是我們出版這本監聽譯文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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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衛城出版
史塔西的工作人員正在用蒸氣融化信封上的膠水,偷拆人民的信件。
真相能促成和解

不過,在臺灣和東歐國家另一種常見的情況是,雖然體制已經從威權轉型為民主,每到選前還是有人指控政敵是過去的「抓耙仔」,被指控的人也急忙撇清,社會上充滿對立和不信任感,楊恩認為,這可能與這些國家沒有真誠面對威權遺緒有關。

德國史塔西檔案局經常與東歐、非洲、亞洲和南美洲的新興民主國家分享檔案開放的經驗,楊恩特別舉波蘭為例指出,在共黨的情治檔案還沒解禁前,社會上到處是流言和陰謀論,許多指控從來沒清楚交代過,直到幾年前檔案解禁,扎實的學術研究出版後,大眾才慢慢把謠言和真相分清楚。

他認為,情治檔案如果繼續由少數人把持,或像一些國家一樣分散四處,就容易被拿來做為打壓異己的工具,「只有開放檔案,讓真相大白,社會才不會被過去的仇恨所困,」他說:「弄清楚過去,往往就能解決現在的衝突。」

為加害者和受害者搭橋,協助加害者走出來面對社會,一直是楊恩的期望,因此檔案局在幾年前資助拍攝了紀錄片《接觸敵人》(Feindberührung)。一名東德的大學生因為在課堂上提出太多尖銳的問題被學校退學,他將內心的想法轉向同年紀的好友傾吐,沒想到好友竟向史塔西告密,害他坐了五年多的牢。

在片中,三十年不見的兩人在導演的安排下第一次見面,白髮蒼蒼坐在一張長桌上,戴上老花眼鏡一起翻閱史塔西檔案。雖然雙方的觀點和立場互異,在討論和回憶的過程中仍努力去理解對方,之後還一起到史塔西的監獄參觀。導演說,這是一個有關「友誼與背叛、希望與失望、責任與原諒」的故事。

也有少數昔日的特務打破沉默,在檔案局主辦的講座上擔任與談人,前史塔西軍官羅思(Bernd Roth)就是一個例子。

2011年,羅思寫了一本書名為《一名史塔西加害者的報告》(Berichte eines Stast-Täters),詳細描述自己從中學時代就被吸收為「非正式員工」,到後來成為史塔西幹員,參與逮捕反政府人士的經過。他與楊恩不時同臺分享自己的過去,還經營臉書粉絲頁,分享轉型正義相關的新聞:「我不是要你們接受我,只是希望每個人都把自己的故事說出來,促進彼此的瞭解。」

楊恩認為,是否和解、以及什麼時候和解,受害者才有資格決定,但加害者能用行動來促進和解:「我自己在講座活動就經歷過,臺下那些當過政治犯的人,聽到臺上的前史塔西軍官公開承認自己踐踏人權,請求在場的人寬恕時,大多不吝給他掌聲,那真是感人的一刻。」

獨裁真的過去了

「檔案沒解禁,這種事就不可能發生,」楊恩強調:「我們檔案局的責任不是為受害者尋仇,也不是清算加害者,而是在真相和責任釐清後,開啟對話與和解的可能。」

楊恩本人就和當年把他驅逐出境的史塔西軍官見過面,「他當面向我解釋事情的來龍去脈,對自己的所作作為表示懺悔,我們兩人後來都有如釋重負的感覺。」他從這次經驗中學到,只要雙方都夠坦誠,還是有和解的可能。

不過,真相有時也讓人心痛。楊恩調閱案底時才發現大學老師的舉報是他被退學的關鍵,「更令我感到失望和震驚的,是坐牢時給予我很大慰藉的律師,原來是史塔西派來的線人。」

儘管真相如此不堪,楊恩還是認為,任何人都不該輕易放棄調閱自己案底的權利。在檔案剛開放的前兩、三年,申請調閱檔案的就有一百多萬人,可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人性的基本需求,「史塔西曾經奪走我對人生的決定權,翻開自己的案底,可以幫我把被偷走的人生找回來,從此我再也不用活在欺騙當中。」

「我沒有認識任何人在看過自己的案底後後悔的,德國也不曾發生因為檔案公布而挾怨報復的例子,」楊恩的心得是:「有人說不要撕裂傷口,可是有的時候,傷口就是要打開才能復原。」

史塔西檔案局的檔案庫規模驚人,雖然要事先登記才能一探究竟,每天來參觀的國內外團體還是絡繹不絕。中庭的「革命與圍牆倒塌」常設展有六百多張老照片,是柏林針對東德變天過程最詳細的展覽。緊鄰檔案局的史塔西博物館(Stasimuseum),直到今天仍由當年占領史塔西的民運人士經營,展品包括特務用來監聽和開信的器材,其中情報頭子梅爾克的辦公室陳設,從1961年到現在就沒有動過,成了柏林熱門的觀光景點,每年造訪的人數高達十萬。

隨著原史塔西軍官餐廳改建的遊客資訊中心和圖書館,可望在2019年柏林圍牆倒塌三十週年前夕完成,楊恩將這個嚴酷的威權歷史現場建設成「討論獨裁、民主、人權」的「民主校園」(Campus der Demokratie)願景,正一步步實現。

「身為記者,我一輩子都在學新的東西,本來就不太容易大驚小怪,可是出任局長這些年,我還是不時感到詫異,」楊恩感慨:「情治檔案是背叛、告密和投機最直接的證據,當你知道人性有這麼多陰暗面,可以扭曲到這種地步,連最親的人都可以出賣時,還是不免感到沮喪。」

不過,「我每天來上班,還是多少有鬆一口氣的感覺,因為獨裁真的過去了,」楊恩肯定地說:「獨裁是可以克服的,現在終於可以大聲說我們知道真相了。」

清查黨產不是為了報復:看德國如何建立機會均等的政黨政治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衛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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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育立

二戰結束,戰敗的德國在美蘇兩大陣營的角力下一分為二,東、西德隔著柏林圍牆各自發展;直到1989年,受東歐民主化浪潮影響,柏林圍牆倒塌,1990年,兩德正式統一。然而慶祝的氛圍尚未退去,在國內,德國要面對東、西德整併問題;國際上,因二戰時的種種罪行,德國仍需反省與尋求和解。統一後的德國會怎麼走,全世界都在看。

20多年過去,繼受過往傲人文化與罪愆的德國,奮力擁抱改變、面對轉型:人口組成變得繽紛多元;原本破敗的前東德區成為最受歡迎的居住地點;率全球之先推動能源轉型,讓世界看見非核家園的實踐可能;直面過往之不義,認真處理納粹與東德時期對於人權的迫害……統一後的德國再次變得強大,不過不再以軍國主義的姿態,而是以自身的政治經濟實力、科技與產業創新以及人道關懷重返世界舞臺,成為驅使歐盟持續向前的心臟。

本書由駐德資深記者林育立歷經多年採訪而成,以冷靜而熱情的視角,講述的是一個遭遇各種極端困境卻始終勇於面對的國家,從廢墟中重建,重返榮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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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衛城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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