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學家索卡如何愚弄一群人文學者,以及為何20年後這件事仍然重要?

物理學家索卡如何愚弄一群人文學者,以及為何20年後這件事仍然重要?
圖片來源:The Chronicle Review(Illustration by Julia Schmalz)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1996年,物理學家索卡投稿一篇論文到期刊《社會文本》,其後自揭文章是戲仿某些學院人文學者誤用、濫用科學術語。20年後,曾參與這場「索卡騙局」的人怎麼想?

口述歷史由Jennifer Ruark撰寫
譯者︰林宏軒
校訂︰STS多重奏編輯群

文章來源︰Bait and Switch: How the physicist Alan Sokal hoodwinked a group of humanists and why, 20 years later, it still matters.(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anuary 01, 2017)

起初,並沒有人注意到。左翼文化研究期刊《社會文本》(Social Text)在1996年4月發行「科學戰爭」(The Science Wars)專輯,其中最後一篇文章〈逾越邊界︰朝向量子重力的轉形詮釋學〉(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顯得特別突出,因為它的作者是整本期刊中唯一的科學家——紐約大學的物理學家艾倫・索卡(Alan Sokal)。

索卡豐富地引用女性主義知識論者、科學哲學家和批判理論家的作品——包含兩位《社會文本》編輯,一位是紐約大學美國研究學者安德魯・羅斯(Andrew Ross),另一位則是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的社會學家史丹利・阿若諾維茲(Stanley Aronowitz)。針對他們主張「科學家對科學知識不具有特權」,索卡表示贊同。他寫道︰「正如後現代理論揭示的,關於物理世界所謂的事實,僅是由社會或政治所建構,量子力學破壞了存有的概念自身,為『自由科學』和『解放數學』開闢了道路。」

幾個星期後,索卡在雜誌《通用語》(Lingua Franca)中透露,他寫的任何一個字連他自己都不相信。這只不過是一個大笑話,但這笑話是來自一個重要的動機︰暴露「某些學院人文學科」的含糊、荒謬的相對主義與知識的傲慢。他的埋怨也是政治的︰他擔心倘若幾個世紀以來推廣的科學理性遭到拋棄,將會腐蝕進步論者對權力說真話的能力。

世界各地的報紙對這個騙局見獵心喜,保守派更是狂喜。《華盛頓郵報》的喬治・威爾(George F. Will)幸災樂禍地說︰「解構主義者閱讀的像《社會文本》之流的東西,將永遠不再被稱為『學術期刊』。」惡作劇的成功似乎證實了他們對「終身聘任激進派」的懷疑。

雖然遭遇到尖銳的駁斥,索卡的批評也促使學者們進行一段時間的自我反思,他們舉行校園研討會,大量發表論文探討索卡引發的議題。今天,在JSTOR上搜索術語「索卡騙局」(Sokal hoax),會發現它在法律、文學研究、教育、數學和經濟學等不同領域的文章中被大量引用。索卡為他的批評創造事業第二春,寫了兩本關於這個主題的後續著作。

二十年後,這個事件仍在迴盪。喬納森・肖特(Jonathan Chait)在11月《紐約雜誌》上關於總統競選的文章中寫到,他起初把特朗普(Donald Trump)「看作發生在共和黨中,一個活生生、正在呼吸的索卡騙局」。而當學術人員必須設法解讀特朗普勝選的含意,騙局中的危機議題取得了新的急迫性。關於學者如何抵達真相、公眾如何看待學術專業,這些問題上的意見分歧,以及潛在過剩的懷疑主義,只會變得愈來愈顯著。

接下來,當年接近事件或受其影響的關係人,將呈現他們當時的想法和後見之明。他們的敘述經過編輯以利清楚呈現。


索卡︰在1994年春天,我看到保羅・葛羅斯(Paul Gross)和諾曼・列維特(Norman Levitt)的書《高級迷信︰學術左派及其關於科學的爭論》被引用。我的第一個想法是,哦,不,不要又是那些右翼誹謗言論,講述著馬克思解構主義教授如何接管大學和洗腦我們的孩子。在1990年代初,有一大堆這樣的書,像是迪奈許・德蘇莎(Dinesh D'Souza)和其他人的著作。

我的第二個想法是「學術左派及其關於科學的爭論」?我的意思是,這實在有點怪異。我是個學院左派,於是我決定閱讀這本書。我了解到原來在學院一角,有人在那裡使用解構主義文學理論或極端社會建構論的科學社會學,來評論科學的內容和科學哲學,然而這些評論往往呈現他們對科學的無知。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圖書館,查看保羅・葛羅斯和諾曼・列維特書中所批評的這些作品,看看他們對這些作品的評論是否公平。在我看來,對大約80%的著作而言,他們的批評是對的。

艾蜜莉・馬丁(Emily Martin,紐約大學人類學教授)︰人們一直告訴我,「噢!你知道那本書有提到你嗎?他們在書中攻擊你。」這些攻擊寫作的語氣是非常不屑一顧和不尊重的,對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充滿中傷。但科學研究是一個剛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發展的新領域,很多令人難以置信的有趣成果正在進行。

索卡︰我想,我可以寫一篇文章來補充保羅・葛羅斯和諾曼・列維特的批評,雖然它可能會石沉大海。所以我有一個想法,寫一篇文章,既是一個戲仿(parody),也是一個明顯沒有對照組的實驗︰我會投稿文章到一個流行的期刊,看看是否會被接受。寫作一篇戲仿的作品可能需要兩三個月。

在我投稿之前,我確實先給了幾個朋友看——我測試他們,看看他們需要多長時間才弄清楚這是一個戲仿。科學家很快就發現這篇文章有問題——要不是戲仿,就是我發狂了。但我主要是給非科學家朋友們看,看是否有任何明顯露出的馬腳。我想讓它不那麼明顯。

我也在搜尋可以出版這篇文章,且有這類意識形態的期刊。雖然有一些這類期刊,但是它們並非完全一樣。不過,《社會文本》確實是在這個領域中。

感謝您提交這篇有趣的文章到《社會文本》。編輯委員會正在對其進行審查,我們希望盡快與您聯繫。
——1995年2月8日安德魯・羅斯寄給艾倫・索卡的信

我希望在有關文化和政治意涵的部分,我沒有鬧太多笑話。正如我在自薦信(cover letter)中所說的,我完全是這些領域的業餘愛好者。無論如何,我期待審稿人的意見和建議。
— 1995年2月8日艾倫・索卡回信給安德魯・羅斯

那年春天,《社會文本》接受了艾倫・索卡的論文。5月15日,索卡在少許修改後,寄出了該文章的最終版本。這篇文章從寫作到出版大概花了近一年的時間。

索卡︰我不知道這個特別的文章何時會被出版,騙局必須保密。在這段時間裡,我努力地找藉口避免會見安德魯・羅斯,即使他的辦公室位於離我只有一個街區的紐約大學。寫一個戲仿作品和在郵件中掩飾是一回事,當一個我無法勝任的好演員又是另一回事。

在我被期刊接受之前,那些已經先看過文章的少數朋友會來找我,並說︰「我可以把這篇展示給我的朋友誰誰誰嗎?他是位哲學家,或一位歷史學家,或一位社會學家,或是某個應該會欣賞它的人。」我的答案總是︰「可以,但你必須發誓他們會保密。」這因而形成一個不斷擴大的人際圈——這是我遇見芭芭拉・愛普斯坦的原因。

芭芭拉・愛普斯坦(Barbara Epstein,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意識史系的名譽教授)︰我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一個朋友說,她想告訴我一些東西,如果我承諾絕對保密。她說,紐約大學有一個物理學家寫了一篇文章,乍看之下是一個科學家轉向後結構主義,實際上,這是一個騙局。

她說索卡想找一個左派、女性主義的人文學者一起共事,此人必須知道一些後結構主義,但不支持此立場。他想寫一篇揭密文章,解釋他為什麼這樣做。我說,「當然沒問題,我加入。」

大衛・格林(David Gleen,自由記者,後來為《紀事報》工作)︰96年2月的某天,我在布魯克林一個觥籌交錯的晚宴上。那裡有位紐約市立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史丹利・阿若諾維茲計畫的研究生。那天晚宴結束前,他提到他聽說一則傳言,有人向《社會文本》的「科學戰爭」專輯提交一篇欺騙文章。我把這個消息傳給我的朋友瑞克・培若斯坦(Rick Perlstein),他當時是《通用語》的編輯,他認為這看來值得追蹤。我回到了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身旁,但他無法給我更多細節。

《通用語》的編輯知道羅德里奇出版社(Routledge)刊登了即將上市的《社會文本》的目錄在《文化研究時報》(Cultural Studies Times)季刊上。所以我從第38街向南走了幾個街區到羅德里奇出版社所在之處,問他們︰「你們有一份《文化研究時報》嗎?」他們給了我一份,相當確定,上面有即將出版的科學戰爭專號收錄的作者和文章標題清單。

有人連絡杜克大學出版社,但此舉也讓我們有一些焦慮,因為跟出版社索取出版前的樣本期刊(advance galleys of a journal)有些不尋常。但杜克大學出版社還是答應了請求。

我們發現到索卡的論文是個明顯的候選議題這件事,其實緩慢到有些滑稽。當我們確信《社會文本》的專號已經送印,無法再撤回時,我馬上聯絡索卡。我很緊張。我不知道他會怎麼回應。

愛普斯坦︰索卡打電話給我,他問我︰「你認為他是什麼樣的人?你認為他會是史丹利・阿若諾維茲派來的間諜嗎?」

索卡︰我擔心遊戲結束了。這篇文章可能甚至不會出現,因為整個事情可能都被中止。

格林︰他說他想和我親自碰面,而非通過電話,這聽起來有點諜對諜。我們在紐約在第42路和第5街交叉口的公共圖書館長凳上展開了一次會談。

索卡︰我下定決心當我和他碰面時,我會先裝聾作啞五到十分鐘,然後如果他問我的文章是否為戲仿作品,我會說︰「是的,恭喜你!你真的很聰明。」

索卡和格林在三月二十九日會面。

格林︰他很緊張地跟我說,他希望這個騙局可以隱藏一年。他希望這篇文章可以被引用或在研討會上被討論。

索卡︰人們會稱讚這篇文章嗎?會有人引用它嗎?還是人們會完全忽略這篇文章?會有人發現這只是一篇戲仿嗎?

格林︰我沒有告訴他太多我怎麼得到這個消息,但我的確說服他這件事不可能隱藏那麼久。

索卡︰把戲就要被拆穿了。

格林︰他從他的公文包裡拿出一份簡短的手稿,並說他希望《通用語》出版他本人的聲明,並且盡快這樣做。我告訴雜誌的編輯艾力克斯・史達(Alex Star)︰「我要在上午十點三十分和這個人見面,我之後會打電話給你,讓你知道事情如何進展。」但接下來,你知道嗎,竟然是索卡跟在我身後,走上通往辦公室的樓梯。

史達︰這整件事真的嚇到我了。

格林︰索卡遞交了他的草稿,艾力克斯坐在那裡,默默地讀完了文章。然後他決定,我們週末要來好好考慮這件事情。

史達︰我真的非常、非常震驚,但這種感覺就像,假如我們能夠一如往常著手編輯,我們就能繼續做下去。

格林︰在沒有事先取得《社會文本》回應的情況下,替索卡出版文章,史達介入這個事件時的緊張是可想而知的。

史達︰當你是一個編輯,你理當珍惜與旗下作者之間一定程度的信任,但索卡做的這件事,可以說,對我提出了挑戰。這些感覺讓我很複雜,但最終,我覺得他為他的所作所為給出相當明確的辯護,即便有所爭議。而且,你知道,我們把這篇文章刊出來,提出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即使方法很不尋常,但對我來說意義非凡。

時程表很緊。艾力克斯・史達及時收到《社會文本》的副本,並將《社會文本》的封面影像編排進索卡的文章中。《通用語》就在4月16日送印,並很快開始向新聞媒體發出通知。

任何人如果相信物理定律只是社會習慣,就應該從公寓的窗口跳下去來超越那些習慣(我住在二十一樓)。
——艾倫・索卡寫於《通用語》的騙局揭露文章。

索卡︰我當時在明尼蘇達大學參加研討會。全國公共廣播電台找到了我,進行了五分鐘的訪談。然後所有瘋狂的事情就發生了。隔天,《紐約時報》和幾家電視新聞網都打了電話過來。我拒絕了所有的電視節目,因為我不認為電視節目會嚴肅看待這件事情。我的意思是,我不想只是成就「讓我們嘲笑教授吧!」這樣的事情。我想進行認真的討論。

愛普斯坦︰我的一個同事打電話告訴我,有個可怕的謠言在聖塔克魯斯(Santa Cruz)廣為流傳。傳言我就是這篇《社會文本》可怕文章的作者。他不相信這麼可怕的事情,除非我告訴他這是真的。

那時,我真的是一個不受歡迎人物(persona non grata)。我在我的系上很清楚就是少數,而且不僅是少數,還是眾矢之的。我在《社會主義評論》中有一篇文章批評後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已經成為十字軍、正統、壓倒性的力量(juggernaut),我愈在這文化之中,我愈不喜歡它。周遭的情緒氛圍與當今選舉的情緒氛圍很類似,不同陣營的人幾乎不相互對話。。

馬丁︰這是一個聰明而實際的玩笑。這件事顯示了編輯沒有做好出版品中部分論文的把關,以及這些期刊幾乎被不可理解的術語所佔據。但是我們許多人都認為,人們對科學研究的目標有很大的誤解。

布魯斯・羅賓斯(Bruce Robbins,哥倫比亞大學人文學科教授,《社會文本》1991年到1998年的共同編輯)︰我記得我正在聽NPR(全國公共廣播電台),突然聽到他們正在討論《社會文本》,我感到好興奮!你知道嗎,我當時第一個念頭是,我們是一個非常小的左翼文化雜誌,突然間,我們讓這本雜誌登上頂峰。但很快地我就瞭解這是怎麼回事。那是一個「哦,糟糕」的時刻。

我以前沒讀過他的文章,直到醜聞傳出後我才去讀了索卡騙局的論文。

一般《社會文本》的編輯程序是由四個人閱讀一篇文章。我記不清楚有誰——我知道有安德魯・羅斯和史丹利・阿若諾維茲,我認為喬治・尤迪斯(George Yudice)應該也有負責審這篇文章。也許一年、兩年前去世的蘭迪・馬丁(Randy Martin),也是這篇文章的審稿人。

喬治・尤迪斯(George Yudice,邁阿密大學的現代語言與文學教授)︰我記得我不喜歡這篇文章,但我同意不需要退稿,並在第一輪討論後將這篇文章歸檔保留。而當安德魯・羅斯在第二輪討論中,提議把文章放入《社會文本》的「科學戰爭」專輯,我和其他編輯部成員取得了共識。[安德魯・羅斯拒絕這次的口述歷史訪談。阿若諾維茲沒有回應《紀事報評論》的採訪。]

羅賓斯︰他們決定錄取這篇文章,因為這是一個科學家的作品——即使作者很彆扭地表達自己,對自認熱衷的這個議題沒有太多認識。對《社會文本》編輯群來說,這名科學家跟他們是同一國的。索卡13度引用阿若諾維茲,這個事實對阿若諾維茲的判斷可能不是完全沒影響。阿若諾維茲是當時還在的《社會文本》期刊創辦人,他比任何人都年長10到15歲。所以,如果他想收錄的——《社會文本》不是一本外審制期刊——如果任何一位創辦人在場,想要收錄這篇文章,這篇文章就可能會被收錄。

我們所有人都對艾倫・索卡透過欺騙手段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感到難過。這種違反倫理的行為是一件嚴重的事…《社會文本》所扮演的鼓勵智識探究開放性的角色將會被削弱。
——來自《社會文本》編輯的回應,由布魯斯・羅賓斯和安德魯・羅斯署名。

索卡︰的確有倫理問題需要考慮。基本上,我們的理由是,我所批評的次文化已經根深蒂固且自我參照,它們大多鄙視外界的批評,使得尋常的智識批評被排除在外。

麥可・貝魯貝(Michael Bérubé,賓州大學文學教授)︰有一種地方有著溫室特質,它接受像這樣的文章,且不會把文章送到同溫層之外,接受更多帶有質疑的檢視。

愛普斯坦︰我對這個騙局毫無道德疑慮,因為在我看來,我們必須創造一個突破點,而這是創造這個突破點的唯一方法。

羅賓斯︰我不認為索卡有什麼倫理問題。如果我有機會欺騙迪克・錢尼(Dick Cheney)(小布殊任內的美國副總統),那個我認為的敵人,我也會這麼做。編輯回應是安德魯寫的,出於團結的理由我簽署了。這真的是他的回應。我認為索卡錯在他認為我們是敵人。我的意思是,我們雖然有認識論上的差異,但那又如何?

諾頓・懷茲(Norton Wise,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科學史教授)︰我讀了索卡發表在《社會文本》的文章,我認為這很有趣。那都只是一派胡言。固然,保羅・葛羅斯、諾曼・列維特與其他人宣稱︰科學研究陣營投入了他們所謂的激進相對主義。而你或許能夠找到這樣的極端例子,但它絕不是社會建構主義觀點的基本論點。

艾倫・史雷克(Ellen Schrecker,葉史瓦大學歷史學名譽教授)︰索卡向我們展示的是學術專業知識的墮落。歷史學家進入檔案、向人們進行訪談,試圖從證據找出發生了什麼,而不是依靠二手資訊。基本上,這是訓練有素的心智和證據之間的對壘。這是物理學家在做的,也是生物學家在做的。這也是文學理論家在做的。但我認為,他們的問題是他們連新的資料都已耗盡,所以他們開始竊取我們其他人的成果。

海倫・朗基諾(Helen Longino,史丹佛大學哲學教授)︰毫無疑問,有一些解構主義者試圖反對科學。但是,到目前為止,那是科學研究中的少數。如果索卡把這篇文章投到一個嚴肅的科學研究期刊,人們會看穿它。索卡對科學有非常老派的想法——科學不僅以發現自然世界的真理為目標,而且科學方法是可以成功做到的。

史丹利・費雪(Stanley Fish,佛羅里達國際大學人文和法學教授)︰湯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數百年前說︰「如果沒有言說,也就沒有真實或虛假。」當然,知識是在假設、預設、現有詞彙和現有方法論的脈絡下,由男人和女人做出來的。

懷茲︰你不需要相信特定的重力理論才能確定有重力存在。無論你是亞里斯多德或牛頓,你都不會想從窗戶跳出去,因為落者恆落這個觀點具有有效性,而這和你要持哪一種關於重力本質的觀點去相信這件事無關。

科學研究中讓人感興趣的是一個觀點在與另一的觀點的對抗中,如何被視為是「真實」——這裡的真實必須加上引號——而且這些爭論通常攸關於文化情境,這可不是什麼非常激進的立場。

索卡︰這些(社會建構論)文本經常含糊不清。在某些情況下,這是刻意做出的激進詮釋。或許一旦遭到批評,他們就會退縮並且說︰「我現在不是,而且從來不會是相對主義者。」

史蒂文・溫伯格(Steven Weinberg,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我們科學家並非那麼天真,會認為科學是在真空或是在外太空完成,不會受到周遭文化的影響。我們只是認為我們瞄準的最後結果是無關文化的(culture-free)。

人們確實決定什麼樣的證據是相關的,但我們已經學會如何瞭解世界,以及哪些事物提供證據的標準。我們可能還沒走到這個過程的盡頭,但這個過程並非受到我們的文化所指揮,而是由我們與自然間的互動來指揮。

史蒂芬・希爾嘉德納(Stephen Hilgartner,康乃爾大學科學與技術研究教授)︰索卡簡單地就把人們歸類在一起,這些人往往既不共享知識觀點,也不共享研究問題、學門背景或學術發表的平台。我不是說這些領域之間沒有相互聯繫,但把他們歸類在一起,只稱他們為後現代主義者、相對主義者及其同路人,這樣實在是太鬆散了。這很像一種學術麥卡錫主義,在知識或道德上都不正當。那些對此事件最感振奮的人,像是納許・林博(Rush Limbaugh)和喬治・維爾(George Will),他們早已對美國大學有許多抱怨,自然很樂意將索卡的指控也一併融入他們的論點。

費雪︰索卡事件給那些從未讀過任何後現代主義論述,尤其是對後現代主義者如德希達、李歐塔、傅柯等人的嘗試一無所知的人,一個簡單的方法去拒斥那個計畫。他們認為要做的就是引用索卡騙局,在他們看來這就是全面拒絕這類知識的好理由。

懷茲︰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究竟誰是科學那一邊的文化戰士。有一小群人自己背負起這個身分,去糾正那些他們認為在大學中醞釀的激進相對主義。他們是非常明確的一群人,特別是基本粒子物理學家和一些數學家。基本粒子物理學家一貫地尋找那些可以將世界的每一細節演繹出來的普遍法則、普遍原理。

更早之前,有許多的物理學家是從歐洲移民來的,他們猶記納粹行軍街頭、接管各地大學建築。對他們而言,相對主義和納粹主義之間存在著非常強烈的關聯,道德相對主義便是如此,而這種關聯也過渡到知識相對主義。這種感覺在戰後時期的美國強烈地滋長,因為這被認為是歐洲人如此無力回應納粹的原因之一。

愛普斯坦︰索卡事件並非僅僅與科學研究有關,而是關於學院文化。人文學科的學者,尤其是那些特別有抱負的人,注意到科學在學院中的資產不斷上升,而人文領域則在衰退。因此若有一位科學家投奔後結構主義,幾乎可說是政變成功,這讓他們沒有仔細閱讀索卡的文章。

後結構主義的一部份工作,是年輕學者努力標定出一條特殊取徑,而該取徑試圖用文化來抗衡政治、經濟。不同於那些過時的經濟決定論者,我們認為文化才是主要範疇。但隨著我們經歷了1998年的經濟衰退,然後2008年的經濟崩盤,真的很難再說經濟學不重要。

索卡︰我覺得那些對後結構主義的熱情已經比過去少很多,這裡面有一小部份可以歸功於我,但最主要是歸功於小布殊(George W. Bush)和他的朋友,他們展示了打擊科學在現實世界中可以帶來的成果。當初那些可能不是死硬派相對主義者、但同情此思潮的學院左派,也已經有了其他想法。

朗基諾︰學術上對立的雙方已彼此靠近,雖然不是每個人都這樣,但我想你會發現,一些文化研究和社會研究學者,在闡述他們研究的結論時更加謹慎。

索卡︰安德魯・羅斯已經不再寫關於科學或科學哲學的文章,在紐約大學研究生嘗試籌組工會時,他和我有相同的信念,而且在過程中我們都站在同一邊。布魯斯・羅賓斯和我在2001年或2002年成為朋友,當時我們合作寫了「美國猶太人的公開信」,呼籲我們的政府對中東採取和平政策。

羅賓斯︰對於做這件事我沒有任何問題,我們的關係很友好。

史達︰很多以前的對手已經意識到他們彼此實際上有很多共同點。當你瞭解你們分享同一個信念,認為大學應該是一個相對不受約束的智識探究和自主的地方,並且支持大學應該避免預算削減和政治干預這些重要的事情。這時候那些戰鬥就看似沒這麼有爭議性。

貝魯貝︰現在我們正式邁入「後事實」的年代,我認為索卡事件有一定的急迫性。我在五年前就已經開始回顧此事件,給予索卡他應得的評價,當徹底的知識論懷疑主義被動員來支持氣候變遷,或被用於任何科學問題之際。

溫伯格︰我從未在國會議員那裡聽到任何遙遠的後現代名詞。我認為反對重視氣候變遷的力量全然出自經濟考量,就像抽菸對你有害或含糖蘇打對你不好的問題。有經濟利害關係的人反對所有這些事情,這和科學戰爭沒有關係。

史雷克︰真正困擾我的是索卡和回應索卡的人無法意識到這件事是如何在更大的世界中上演。騙局是十分聰明的,但他應該對真正發生在那裡的事情有更廣闊的觀點。如果他沒有寫的話,我不認為事情會改變。然而他沒有環顧一下四週,看到學術專業早已遭到攻擊。今天是40年來攻擊學術專業的高潮。如果你只是想要玩弄解構,這沒什麼大不了的,但如果你想拿氣候變遷開玩笑,那就一點也不好了。

貝魯貝︰現在人們普遍認為在校園裡最有爭議的事情,是處理性別和性、中東或氣候變遷議題。我的意思是,科學家並沒有豁免權。我從不認為他們會有,不過這花了幾年來證實我的論點。反智的力量和對我們在校園中所做所為的懷疑,很快就會風聲四起。

索卡︰在美國文化中持續存在著一種反智潮流,它貶低頂尖的教授,並樂於拿任何理由來嘲笑他們,這是負面的。

貝魯貝︰比起相信希拉莉・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在一間披薩店經營兒童性交易的同溫層(echo chamber),出版索卡論文的同溫層可以說無害的多。現在我們談論的東西遠遠超過知識論是否封閉的問題,完全就是不折不扣的瘋狂。

史雷克︰我們正處在美國生活中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反智主義時刻,這是危險的。


譯者簡介︰林宏軒,離經叛道遠離醫學系的孩子,成為中山大學社會所學生後,有幸能夠長期待在南方,看到南方人如何看待社會運動,也希望將社會運動與社會學真正結合。希望找到不僵化的大理論。找回科學與左派的共同土壤。但仍沈迷純藝術,醉心文學。

本文經STS多重奏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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