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難以改變政治信念,都是大腦的錯?

我們難以改變政治信念,都是大腦的錯?
Brains Image Credit: Kaplan et al. 2016, CC BY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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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人們的政治信念難以改變?近日一篇神經科學論文提供了線索。

經歷脫歐公投、特朗普當選等政治大事,今年「後真相」(post-truth)成為評論常見字眼,更獲選為《牛津字典》年度詞彙,指「個人情感、信念及主觀論述只要讓人感覺真確,便能較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

話雖如此,人類本來就不是純理性的動物,心理學家早已發現我們有多種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為維持特定信念連事實也可以扭曲。所謂「後真相政治」的種種現象其實並非新鮮事,只是借助社交媒體的力量將之放大到再難以忽視。

近日在期刊《Scientific Reports》上的一篇神經科學論文提供了線索,去解釋為何政治信念難以改變——至少比改變非政治信念如「愛迪生發明燈泡」、「紙袋比膠袋對環境更好」等更難。

大腦保護信念的機制

論文作者是南加州大學的科學家Jonas Kaplan、Sarah Gimbel及Sam Harris,他們引述過往的心理學研究指出,當信念被直接挑戰時人們往往抗拒改變立場,特別是那些對於其身份認同非常重要的信念,有些時候駁斥信念的證據甚至會反過來加強原有立場——這是所謂的逆火效應(backfire effect)。

他們表示,雖然神經科學家已開始研究類似的心理學議題,但只有少量神經科學研究嘗試了解大腦如何保護我們最強烈的信念。

根據其中一個維持信念的模型,對於我們重視的信念,一遇上相反證據的時候會產生負面情緒,而為了減輕這種感覺,我們就會嘗試用各種方式去反駁、忽視這些挑戰。這種合理化原有信念的過程取決於數項因素,而跟社會身份認同有關的信念較難改變——例如宗教、政治取向等。

基於上述模型,作者作出兩項預測︰

  • 拒絕證據或會導致跟脫離外界,增加向內的專注,有證據顯示大腦的預設模式網絡(default mode network, DMN)支援這些心理過程,跟身份認同有關的信念亦可能增加DMN的活動。
  • 如果負面情緒是拒絕改變信念的一個動機,那麼信念被挑戰時可能會增加大腦相關區域的活動,例如杏仁核(amygdala)和島葉皮質(the insular cortex)。
挑戰信念的實驗

研究人員在南加州招覽實驗對象,參與者需要回答兩條問題,研究人員從中篩選出認為自己關注政治、屬於自由派的人。這些人當中需要對一些政治及非政治陳述評分,只有強烈同意最少各8項陳述的人才能夠參與實驗。最終他們找到40人滿足上述要求,平均年齡為24.3歲,當中一半為男性。

實驗期間,每位參與者需要閱讀8句政治陳述,包括「美國應該減少軍費」、「墮胎應該合法化」、「同性婚姻在美國應該合法」等,以及8句非政治陳述,包括「每日服用綜合維他命令促進健康」、「愛因斯坦一般被認為是史上最偉大的物理學家」和「愛迪生發明了燈泡」等。

然後他們需要進行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以觀察聽到與信念相反的言論時其大腦之變化。掃描期間,參與者會讀到4組挑戰原本陳述的句子,例如針對「愛迪生發明了燈泡」這句,他們會讀到「比愛迪生早近70年前,戴維(Humphrey Davy)在皇家學會展示電燈」——這些相反的句子未必有事實基礎。在讀完每組5句的「挑戰句」後,參與者需要再次評價原本的陳述。

結果符合預測

結果發現,在聽完挑戰信念的句子後,參與者對陳述的信心減弱了,但程度上非政治陳述較為明顯。另外,參與者閱讀政治陳述時間較短,但有關的挑戰句子閱讀時間較長,再評價政治陳述的時間亦較短。

掃描結果符合作者預測︰在政治信念受到挑戰時DMN活動增加,而對改變信念的反抗越大者,其杏仁核和島葉皮質的活動亦增加。作者提到,杏仁核對於社交判斷上有重要位置,特別是評估可信程度,例如有研究顯示,對於看到被視為較不可靠的臉孔時杏仁核活動增加,亦有研究發現杏仁核參與偵測欺騙的過程。

今次研究中,參與者讀到資訊並評估其可信度,認為相反證據較不可信的人相對較少改變原有信念,而增加的杏仁核活動可能跟他們的懷疑有關。這些腦區的活動增加及改變信念的阻力顯示,情緒會影響人們判斷的過程,亦跟過往的行為研究一致。

Kaplan指出,杏仁核對情緒及決定有重要角色,其活動可能跟我們信念被挑戰時的感覺有關。他又提到,科學家已知杏仁核參與察覺威脅及焦慮,而島葉皮質處理身體的感覺,對於偵測受刺激時的情緒改變非常重要。他認為研究結果跟「當我們感到受威脅、焦急或情緒激動時,較不容易改變立場」的想法一致。

研究限制

作者提出一個可能反駁︰有關的大腦區域活動改變可能跟信念內容有關,未能反映信念改變。但他們引述自己較早前的研究,指這些腦區不受信念內容影響。另一方面,由於參與者有強烈的政治取向,他們可能對政治議題有更深入認識,甚至已有反駁的論據,從而影響結果。

此外,研究中的非政治信念傾向陳述事實,而政治信念則較為規範性,因此後者相對沒那麼容易受經驗證據改變。他們引述另一研究指出,大腦有不同部份處理「可以驗證」和「不可驗證」的信念,不過同時指出今次實驗中「政治信念」跟「不可驗證信念」的關係不大。

作者又指出,基於所有參與者都強烈傾向自由派,目前未知結果可否推廣至保守派或政治取向較弱的人。最後,今次的研究對象數量較少,讀者不應視作定論,但結果跟其他關於信念、判斷等認知心理學研究一致。

情緒影響判斷,不代表無法交流

雖然面對新資訊仍不願改變立場有其問題,作者表明他們並不認為保護個人信念必然有害,因為保護有用的信念能帶來好處,而且沒有足夠理由就改變立場亦會帶來問題。Kaplan認為,我們應該要知道情緒在認知及判斷真假時的角色︰「我們不應期望成為無感情的電腦,我們是生物。」

面對這些研究結果,我們應該需要學會把意見和個人身份認同區分開來,了解到政治立場、意識形態上的挑戰並不等如人身攻擊。

另一方面,如果想改變他人立場,特別是在涉及個人價值觀、世界觀的議題上,需要更有技巧。有研究顯示,當人們先進行「自我肯定」的動作,例如寫下自己按價值觀行事的良好經歷後,就會較容易接受跟原有信念相異的訊息,亦會較全面比較利弊。

最後我們必須記住,這些研究涉及人類一般的認知機制,並非針對那些立場跟我們相異的人。了解到大腦演化出上述認知機制,我們應當嘗試突破這些限制,從而更有效去交流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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