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若是走向極端,將重演兩千年前羅馬共和的衰亡?

美國民主若是走向極端,將重演兩千年前羅馬共和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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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格拉古兄弟改革失敗,羅馬民眾召喚出了更激進的馬略,最後是破壞共和的凱薩。佔領華爾街不受重視,民眾便選出要趕走移工、重設貿易壁壘的川普。若是川普還是無法解決貧富差距,那美國接下來會出現誰?

隨著2008年的金融海嘯,網路上開始出現許多文章議論美國將會走向衰亡。而這些文章中,有不少將美國與羅馬帝國進行類比。然而,這種類比不得不說是一個錯誤。因為與美利堅聯邦相似的,並非羅馬「帝國」,而是羅馬「共和國」。

在歷史上,羅馬經歷了三個階段不同的政體。分別是:王政、共和、帝國。雖說羅馬疆域與軍力的頂峰,是在帝國初期。但史家公認羅馬政治制度最完備、公民與憲政最具有生命力與韌性的時期卻是羅馬共和。羅馬也是在共和時期擊敗強敵迦太基、取代希臘、入侵高盧而稱霸地中海。

美利堅聯邦在建國時代,開國先賢也刻意學習羅馬。例如麥迪遜(James Madison)、漢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等人在撰寫《聯邦論》時就刻意取了一個古羅馬執政官的名字「普布利烏斯」(Publius)。而美國憲法中的三權分立,除了受到孟德斯鳩(Montesquieu)在《論法的精神》中的影響,也是間接在模仿羅馬共和由執政官元老院公民大會相互制衡的混合憲政。

今天美利堅聯邦所面臨的危機,其實也與羅馬共和末期的危機有不少相似之處。為什麼會這麼說?就讓我們先來看一下羅馬共和末期的危機。

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在《李維羅馬史疏義》卷一第37節,說明了這個危機是圍繞《農民法》(Agrarian Law,另有中譯譯為《土地法》)的爭端所發生:

這一部法律主要有兩個條款。一個規定公民不得擁有超過多少犁畝的土地,另一個則是取自敵人的土地應該分給羅馬人民。這對貴族帶來雙重的打擊:

有些人擁有的財物超過法律規定的上限,他們佔了貴族的多數,如今超過的部分得要充公;由平民分享敵人的財物則堵塞了他們致富的途徑。

這個法案爭議反應的,其實是羅馬共和末期,嚴重的「貧富不均」問題。這個問題最終使羅馬的人民分裂成不同階級,爆發內戰。從內戰中誕生了凱薩(Julius Caesar)之類的軍事強人,讓共和瓦解。

羅馬帝國時期的歷史學家,在西方有「傳記之王」稱號的普魯塔克(Plutarch)。在《希臘羅馬名人傳》中,詳細了談到了羅馬共和晚期貧富不均的問題。在第十九篇列傳〈改革敗亡者〉中,普魯塔克談到「格拉古兄弟」(Gracchi)試圖透過《農民法》來緩解貧富不均的問題。

首先上場的是哥哥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按照普魯塔克的記載,格拉古哥哥是一個溫和又有禮的人。因此他推動法案的方法,是用謙和有禮的演講對公眾動之以情,希望能理性的推動法案過關。他在演講中說到:

義大利的野獸都有用來休息和避難的巢穴,可是那些執干戈以衛社稷和願意犧牲性命的人,除了空氣和陽光卻一無所有。他們無處安家立業,帶著妻子兒女到處流浪漂泊。

提比略・格拉古提到,羅馬將領在激勵士氣時,都會要士兵為保護祖墳和聖壇而戰。但羅馬平民並沒有自己的聖壇、祖墳,甚至自己的房屋,他們服兵役奮鬥,只是為了別人的榮華富貴。羅馬平民「自己號稱是世界的主人翁,腳下卻無立錐之地。」(They are styled masters of the world, they have not a single clod of earth that is their own.)而格拉古哥哥的改革方案十分溫和,甚至會從國庫提撥補償金,來補償貴族超過份額被徵收的土地。

但這些貴族無法忍受,自己的既得利益有丁點的損害。他們無法在論述上對抗格拉古哥哥,便透過挑播另一位護民官馬可斯・屋大維烏斯(Marcus Octavius)來對抗他。在公民大會對法案進行公投時,貴族先操縱暴徒在投票會場製造衝突;再假仁假義的派退休的執政官大老向格拉古哥哥流淚,希望他暫緩公投「停止對峙」不要撕裂羅馬。

之後,當貴族無法抵抗法案通過的民意聲浪時,便開始杯葛執行法案的「三人委員會」,技術性的阻礙他們執行公務。更開始散播格拉古哥哥要趁機濫權,讓自己變成獨裁者的謠言。而當格拉古哥哥試圖以行政手段貫徹法案時,貴族就栽贓他是在進行獨裁統治。最終貴族更派出暴徒,直接將格拉古哥哥刺殺。

提比略・格拉古在臨死前,為了不要讓羅馬因為改革內戰,要自己的支持者不要對抗暴徒,慷慨就義。而悲憤的群眾在格拉古哥哥死後,推出了格拉古弟弟,也就是蓋約・格拉古(Gaius Gracchus)來繼續改革。經歷了貴族對格拉古哥哥的迫害,格拉古弟弟的改革方案便更加激進。手段也從動之以情的演說,發展到對貴族嚴厲尖刻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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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約・格拉古正在向民眾發表演說

蓋約・格拉古要求擴大平民的司法權。讓審判時的陪審團,由300名元老院議員跟300名有騎士身份的羅馬平民共同組成。平民服役時的衣物,從自費從薪資扣除,改為國家免費供給;提高入營年齡門檻到17歲。壓低賣給平民的穀物價格;將公有地分配給平民。擴大羅馬公民權,給其他義大義盟友。

羅馬貴族找不到理由反對上述方案,只好針對格拉古弟弟改革的最後一項,也就是「擴大羅馬公民權給其他義大義盟友」來進行攻擊。貴族煽動族群歧視,故意製造羅馬平民與義大利其他民族弱弱相殘的局面,來增加自身的影響力。並且指責格拉古弟弟陰謀叛國。

貴族這種奸計,造成了羅馬跟盟友之間,打了一場不必要的「同盟者戰爭」(Social War),也造成了格拉古弟弟無法連任護民官。蓋約・格拉古在無官職身份的保護下,遭到擔任執政官的政敵派兵捕殺,最後在追兵來到前請奴隸助他自盡。

而在格拉古兄弟雙雙死去後,改革派只好訴諸更強力的反撲,推出了蓋烏斯·馬略(Gaius Marius)。馬略為了不像格拉古兄弟一樣被貴族殺害,決定開始用「募兵制」打造職業軍力拱衛自己連任執政官。這開啟了羅馬軍人干政的先例;也逐漸讓羅馬軍團從徵兵制的公民兵團,轉為職業軍人組成的私人軍閥。

而後貴族為了對抗馬略,拱出了蘇拉(Sulla)。發展至此,雙方已經成為了黨同伐異的權力惡鬥。蘇拉也著手破壞憲政,大幅限制代表平民階級的護民官權力。而蘇拉在馬略死後,更逼迫元老院選舉他為「終身獨裁官」(Dictator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 causa)。這時羅馬的問題已經從階級問題,發展成為共和存亡的問題。

而後,蘇拉的兩個部將克拉蘇(Marcus Licinius Crassus)跟龐培(Pompey),與馬略的內姪凱薩暫時停止爭鬥,形成了不穩定的和平關係。史稱「前三頭同盟」。但他們仍然繼承了從《農民法》延續下來的政爭關係,最後引爆了羅馬內戰。

在凱薩自己寫的《內戰記》第一卷中,凱薩自己提到。在穿越盧比孔河(Crossing the Rubicon)進軍羅馬前,向士兵喊話的內容,主要就是細數從格拉古兄弟被殺以來,貴族破壞改革的惡行。還有攻擊龐培反改革的作為,比蘇拉侵害代表平民的護民官權力為禍更烈。凱薩與龐培間進行的「羅馬內戰」(Caesar's Civil War)其意義便是平民對貴族反改革所進行的總清算。

凱薩在平民支持下大獲全勝,雖然稍晚被刺殺,但他姪子屋大維便繼承他的基業,建立羅馬帝國。這場以內戰做結的政爭,實際結束了羅馬共和,開啟了帝政。但無論普魯塔克或是馬基維利,都認為這並非平民的錯,而是貴族反改革所造成的結果。馬基維利在《李維羅馬史疏義》卷一第37節提到:

理由在於權貴之士的野心如此之大,竟至於很快就把那個城市帶向毀滅,除非城裡有種種途徑或種種方法把他擊倒。所以,如果說《農民法》引起的紛爭費了三百年的時間使羅馬淪為奴役狀態,假如不是有平民一直在牽制貴族的野心,方法包括這一部法律以及其他的胃口,該城或許會更快被奴化。

從這事還可以明白,把財物看得比榮譽還重的人何其多。羅馬貴族總是不經太大的抗爭就把榮譽讓給平民,可是一說到財物,他們捍衛立場之冥頑無以復加,平民為了滿足胃口竟得要訴諸前文論及的非法手段。

馬基維利說得很清楚,就算平民在手段上有錯,也是捍衛既得利益的貴族冥頑不靈所逼出來的。一開始,格拉古兄弟進行的是相當溫和、理性的改革。就連立場傾向譴責平民破壞共和的西塞羅(Cicero),在西元前63年就任執政官,反對當時平民派的演說《論土地法案》(De Lege Agraria Oratio Secunda)中都承認道:

羅馬人啊,坦率地說,我並不想否定各種各樣的土地法案本身。因為我記得有兩位最傑出的公民,羅馬人們最能幹、最忠誠的朋友,提比略・格拉古和蓋約・格拉古,他們讓平民在公共土地上定居,而這些土地從前為私人佔有。

我和大多數執政官不一樣,我不認為這是一種罪惡,而是讚揚格拉古兄弟,憑著他們的建議、智慧和法律,我看到許多管理部門有序地建立起來。

西賽羅在接下來的演說中論述,他反對的是後來平民派為了對抗貴族,破壞共和憲政的擴權。但馬基維利很清楚的告訴我們,這是在貴族冥頑不靈的反改革下,不得不為的結果。從提比略・格拉古、蓋約・格拉古、馬略到凱薩。我們可以看到平民走向極端,是因為他們的改革訴求一次又一次的被既得利益者給阻擋。而歷史也告訴我們,既得利益者一時的阻擋,不會讓改革結束;而是會讓他以更具破壞力的方式捲土重來。

但古羅馬的《農民法》跟今天的美國有什麼關係?

在這裡我們借用一下馬克斯(Karl Marx)的分析框架。在《資本論》與《剩餘價值學說史》中,馬克斯追求的平等,並非消費財的平等,而是「生產財」的平等。用淺白的用詞來說,就是每個人都要有平等使用工具努力工作的機會。但麻煩的地方,在於金錢在現代,既有交換消費財的用途,也有當作生產財的「資本」用途。

而在古羅馬,農業時代最重要的「生產財」當然就是土地。因此事關分配土地規則的《農民法》,自然是改革最大的爭執點。而在今日的美國,土地雖然仍是「生產要素」之一,但已經不像古羅馬時代這麼具有決定性。在今日佔有決定性的生產工具,便是上一段所說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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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佔領華爾街行動的群眾

所以當今美國財富集中在1%富人的手上,並不只是代表這些富人生活水準較好,而是代表生產工具被只佔1%的人口所壟斷。這跟羅馬共和末期,貴族壟斷土地造成的問題一樣。當問題在2008年金融海嘯開始浮現後,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便是美國民眾針對這個問題所進行的第一場實質抗爭。

以歷史來看,這場抗爭相當溫和。溫和到只訴求奧巴馬(Barack Obama)總統組織一個委員會,來監督華爾街對國會的遊說。而群眾的抗爭手段相較提比略・格拉古,也是溫和到不行。格拉古哥哥為了向貴族施壓,還曾經以護民官的職權封印國庫,暫停整個羅馬的貿易活動。美國的抗議民眾只是號稱要暫停華爾街的交易,實際上卻沒有實際阻擋華爾街的經濟活動。

但這場抗爭,並沒有造成美國政府對19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經濟政策進行反思,美國政府甚至出動了軍警鎮壓這場非暴力抗爭。然而就像古羅馬的例子,當民眾的訴求被政府忽視,下一波席捲而來的反撲將更為劇烈,更為衝擊憲政秩序。

很多人將「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視為歐美選民的反智現象,稱作「後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但這樣的解釋,就跟西塞羅對羅馬平民派的批評一樣,只專注在平民派對共和的破壞。卻沒有如同馬基維利一樣,更深入到問題整體的因果脈絡。

2008年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並非沒有看到美國經濟的問題。美國前聯準會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世界經濟的未來版圖》一書中的解方,或許能夠代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觀點。格林斯潘認為要解決美國的經濟問題,便是要抑止過度消費,提高儲蓄率,提升生產力。而他認為要提升生產力,便是要進一步削減聯邦政府在社會福利的支出,並且讓傳統製造業自然倒閉。

格林斯潘所持的理由在於,社會福利造成的保障心態,會讓勞工家庭不願意存款,放心大量消費。而政府為了籌措社福財源,會向銀行或外國貸款。而憑藉美國政府的信用,當然不會貸不到錢。但美國政府將會吸走,本來可能會投注在生產與創新的融資。另外,由政府來決定這些資金的分配,也容易造成「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的問題。

格林斯潘對提升生產力的論述很有道理,但他的理論同樣反應了新自由主義一貫的問題。無論是格林斯潘論述美國的國內政策,或是其他經濟學家利用「比較利益原則」(Comparative advantage)來說明全球市場的好處,新自由主義的問題意識都只聚焦在「提升經濟總量」。卻對「公平分配」的問題束手無策。若是某些人就是分配不到生產力提升的好處,你要如何說服全球經濟總量提升對他是有好處的?

從這裡來看,提比略・格拉古描述羅馬平民的箴言「自己號稱是世界的主人翁,腳下卻無立錐之地。」在今日仍然成立。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站在理性的角度,批判英國脫歐、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反自由貿易政策會損害世界經濟的總量,批評反全球化的群眾反智。這其實就跟共和末期的羅馬將領,要士兵為保護祖墳和聖壇而戰一樣。羅馬將領要士兵征服世界,但士兵卻享受不到征服的成果;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要民眾支持提升經濟總量的政策,卻不負責讓民眾分配到生產力提升的果實。

格拉古兄弟改革失敗,羅馬民眾召喚出了更激進的馬略,最後是破壞共和的凱薩。佔領華爾街不受重視,民眾便選出要趕走移工、重設貿易壁壘的川普。若是川普還是無法解決貧富差距,那美國接下來會出現誰?

而其他國家也不用太高興。美國民主若是走向極端,不見得會讓美國的對外政策變軟。羅馬從共和步入帝政時期,也是征服能量最強烈的時期。入侵外高盧、進攻不列顛、對迦太基城進行種族屠殺、併吞本都王國、入侵亞美尼亞、鎮壓猶太人起義、消滅埃及托勒密王朝,都是在這個時期發生的。要是美國真的走向極端,世界恐怕都要因為美國釋放壓抑的帝國主義能量而恐懼。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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