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火、毆打、逮捕、失蹤:五分之一人口蝸居貧民窟,里約市府如何對付這些「都市之瘤」

放火、毆打、逮捕、失蹤:五分之一人口蝸居貧民窟,里約市府如何對付這些「都市之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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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如今,里約市正為了奧運整修門面,「拆除」這個字眼再度躍上新聞頭條。貧民窟居民顯然清楚記得這座城市的歷史,因此對於承諾給他們「像樣的生活」的政府官員開始提高警覺。

文:茱莉安娜・芭芭莎(Juliana Barbassa)

梅特羅(Metrô)貧民窟形狀狹長,就位在六線道的西拉迪亞爾公路(Radial Oeste highway)與地鐵及火車軌道之間的那塊狹小土地上。1970年代到此建造軌道的工人是該區最早的居民,他們在完工後繼續留在此地;隨著時間過去,他們的房子就像自己建造的鐵軌一樣,成了都市景觀的一部分。大多數卡里歐卡匆匆經過此處時,往往不會多看一眼。如果他們真的注意到這個社區,也是因為它向外那一面林立的修車廠;在那裡換機油挺便宜的。但那不是吸引我前來此地的原因。

這座貧民窟也位於馬拉卡納體育場的視野內,距離近到居民光是聽那個混凝土巨碗裡傳出的歡呼聲,就能得知足球賽的比數。這座體育場將舉行世界盃決賽,以及2016年的奧運開幕與閉幕典禮。里約市政府對於這個區域有所規劃:經費高達六千三百二十萬美元的整建計畫包括進入體育場的新穎坡道、停車場,以及一條自行車道。公共工程局在2012年一月提出的一份簡報中,公告了相關細節。

但梅特羅貧民窟不在整建計畫內。

接近這個社區時,我在其中一面外牆上的壯觀塗鴉壁畫前駐足。上面畫的是一個身穿巴西足球衣的男孩在哭泣。他身旁有一顆足球,球上的黑白五邊形已然模糊,變成一個頭顱上的洞。為避免訊息不夠清楚,塗鴉上方的橫幅以精巧的草寫體拼出:「我的社區將因世界盃而受破壞。」

我踏進一條住宅區道路,高速行進的汽車呼嘯聲被孩童玩耍以及電視節目的聲音所取代。這裡的房屋雖然簡陋,但也堅固,以磚頭打造,有些塗上灰泥和油漆,有的則是裸屋。這些屋子全都空間狹小、彼此緊靠,有兩、三層樓高。一群小孩在一個小型的開放區域上追著球,那裡既是他們的遊樂場,也是公共廣場。敞開的門窗裡飄來炸蒜頭的氣味,此時剛好是午餐時間。

即便街上的生活如常,但各條巷弄都有些跡象,顯示外頭塗鴉上預測的破壞已是現在進行式。梅特羅看起來像是被炸彈轟炸過似的。有的住家完好無缺,但隔壁或對面的房子卻已經淪為團團磚塊和水泥堆,混雜著生鏽的鋼筋和碎玻璃,以及一圈圈剪斷的電線和灰泥塊。有時,二樓成了廢墟,一樓卻絲毫無損。

依然矗立原地的房子外牆上都被人用噴漆噴上一個號碼以及市府住宅局(Secretaria Municipal de Habitação)的縮寫SMH。這些是下一批預計拆除的目標。


世界盃足球賽與奧運被宣傳成是一股「改變的力量」,尤其是奧運會,能夠翻新里約的基礎建設,提供補救都市陳窠的動力與經費。然而返鄉幾年之後,我發覺兩項大型賽事發揮的影響力參差不齊,不見得全是正面的。對於伊帕內瑪的高樓,它助長了正在熱潮上的房地產投機買賣,即便賽事吸引的觀光客比較多;對於拉帕和港區的房屋,它雖帶來都市更新,卻也引來一波中產階級化的風潮,改變了波西米亞型社區的性格。巴拉達帝茹卡正經歷一股興建公寓大樓的熱潮,但事實已證明這無法持久。

里約的貧民窟也經歷了重大的改變。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即使在近期的經濟繁榮期間,各貧民窟的人口成長速度也比全里約市來得快。有五分之一的卡里歐卡住在貧民窟裡,全里約的貧民窟超過一千座。

在數十年得不到有關單位關愛的眼神之後,這些社區如今竟成了幾項受到高度矚目的公共政策的關注焦點。我想近距離看看這些政策的發展情形;像是梅特羅這類社區的遭遇、發生的過程,以及居民在各方面受到的待遇是否能反映出里約更大的轉變。

「不平等」始終是里約最大的阻礙。這一點不僅表現在收入差距,也包括享有公共服務與資源,甚至是基本公民權和人權的高度不平等。富人與窮人所受的待遇在歷史上一直呈現怪異的不均現象,即使是政府單位與警力等機構、法律系統,以及民選官員,對待人民也有貧富之別。

貧民窟是這種缺點的具體呈現。它們聚集了里約與巴西最貧窮、權利被剝削得最嚴重的公民。我希望這些社區能解答我一個最主要的問題:目前進行中的轉變是否深入本質,改變了資源分配、權利以及機會的不平等結構,讓它們不至於集中在某些人身上,或者那只是表面功夫,對真正的現實並無影響?

在里約申辦奧運成功之後歡欣鼓舞的那幾個月,市政府宣布了兩項有關貧民窟的政令,可能會為里約的市容,以及貧民窟居民的生活帶來重大的影響;經過一段時間,它們也能為我提供解答。

其中之一,是2010年7月宣布的一項大膽的都市化計畫。「卡里歐卡生活」是一項耗資四十億美元的計畫,預計在2020年為里約各貧民窟引入自來水、污水系統、柏油路面,以及公共照明。此舉因此成為里約市史上最全面、經費最充裕的貧民窟升級計畫。此外,它還有一項獨特的參與元素:除了都市計畫專家、建築師以及工程師,這項計畫也邀來曾經主導居民協商的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市長宣稱,這項計畫會是奧運社會遺產的展示窗。

來自海外的反應佳評如潮;「卡里歐卡生活」(Morar Carioca)可以成為將貧民窟整合到正規城市當中的全球模範。美洲開發銀行稱其「野心勃勃」,提供了一億五千萬美元的貸款;後來,該計畫還為里約贏得氣候變遷團體C40城市(C40 Cities)所頒發的永續社區獎。

另一項政策則與「卡里奧卡生活」相反。它是里約數十年以來最規模最大的貧民窟拆除計畫,我在梅特羅已經看到這正在進行中。

根據市長的說法,此舉是必要之惡。有些社區侵占了環境保護區、位處公路規劃路線上,或者太靠近奧運場館。他說,因為也不少貧民窟因為位在太陡峭或太濕軟的地區,因此「無法進行都市化」。他解釋,為了居民安全起見,大部分貧民窟都得拆除,因為生活在不穩定的區域,容易面臨洪水或土石流的威脅。

「這是根據大地工程研究所做的決定。」他說,「我們沒在開玩笑。我不想為有人喪命負責,這是為了他們著想。」

2010年1月,奧運公布主辦城市之後僅僅兩個月,這項巨大變動的首批具體細節就出爐了。那是最先要被拆除的一百一十九個社區的名單,梅特羅正名列其中。


梅特羅的居民協會會長是法蘭西蕾德・蘇薩(Francicleide Souza),人稱法蘭西(Franci),我找到她時,她在忙著燉煮一鍋黑豆。她的黑髮包成髮髻,儘管年僅四十四歲,雙眉之間卻有深深的皺紋。她將爐火轉小後,走出悶熱的小廚房,來到巷子裡和我交談。

必須搬遷的消息讓居民十分絕望。貧民窟居民的住家往往是他們最有價值的資產;這些人大多沒有銀行帳戶、沒有存款、沒有退休金,也沒有生活上的替代方案。那些房子代表他們這輩子省吃儉用、添購物品,以求生活改善的結果,是一旦自己不能工作,這片頭上遮風避雨的屋頂,將能傳承給孩子的遺產。失去住家可能會毀掉一個家庭。

政府提出方案,給予梅特羅的居民補償金,或是入住西北邊偏遠的勞工階級住宅區科斯摩斯(Cosmos)的遊民收容所或公辦住宅。法蘭西表示,這兩個方案都不可行。政府提出的補償金額平均為一萬六千美元,這筆錢在里約市的任何一個地方都買不起房子,畢竟此地的平均房價是每平方英呎四百美元。至於科斯摩斯,它的座落地點遠在七十二公里外,可說跟在月球上沒兩樣。從梅特羅先搭巴士再轉火車前往該處,需耗時將近四小時──這還只是單程的時間。居民一旦搬家,等於也要失去工作、失去朋友人際圈,幾乎會斷了與里約的所有聯繫。

沒有人想離開,可是壓力排山倒海而來,要他們非接受條件不可。

「他們告訴我們,我們沒有任何權利,連我們自己住家的牆壁都不是我們的。」法蘭西說。

我知道實情並非如此。巴西憲法保障每個住在未利用土地上超過五年的人,都有權在法律上主張擁有土地;但是若要執行這項權利,需要金錢、法律知識以及時間,但這些都是貧民窟居民缺乏的。由於巴西司法制度效率不彰,即使是擁有法律協助的人,都可能得花上二十年,才能取得土地所有權。

法蘭西說,大約有一百個家庭在唯恐失去財產的壓力下屈服,接受了政府在科斯摩斯提供的住處。其他家庭則繼續堅持。隨後,拆除工作展開:拆除人員會前來拆掉人去樓空的房屋。由於貧民窟的公寓彼此共用牆壁,仍留在原地的房子因此開始出現安全問題。法蘭西的房屋屋頂上就冒出一條裂縫;其他人說,拆除工作造成他們的房子岌岌可危,一場豪雨可能就會讓房子倒塌。

想到他們與街道之間唯一的東西可能被拆除,某些人著實嚇壞了,而且這能交換到什麼?換到哪裡?什麼時候?實在令人擔憂。但就像法蘭西這樣,有些人拚了命也要留下來。

法蘭西在十九歲時獨自前來里約,也是一位來自東北部、搬到里約找工作、飽受驚嚇的女孩。二十五年後,她有了一份工作、一個她與丈夫攜手建立的住家,還有她在梅特羅貧民窟裡扶養的家庭。每當決心動搖時,法蘭西就走到住家外頭,盯著那幾個噴漆縮寫──SMH──還有提醒她可能就是下一個拆遷戶的號碼。

時間一久,居民的壓力愈加沉重。由於房屋拆除後的瓦礫沒有運走,這個社區開始看起來開始像座垃圾場。吸食古柯鹼的毒蟲住進破爛的空屋內;他們在距離法蘭西這些家庭幾公尺外的地方抽菸、打砲、大便。他們把塑膠杯和錫箔杯改成簡易吸毒管,用過後就亂丟在拆後的破屋裡。垃圾堆成了老鼠築巢的地點。這種改變開始削弱剩下的兩百六十七戶家庭的意志力。

當政府官員帶著更好的條件又來到梅特羅,開口提供附近一個住宅區讓居民安頓,又有大約一百戶人家接受了;不過那些公寓還要好幾個月過後才能入住。法蘭西說,那是一場盲賭,為了一個承諾,他們拋下所有,但生活早已變得十分悲慘。

「我們從頭到尾都很害怕、不安。」法蘭西說,「那讓人心力交瘁。」

選擇性的拆除工作持續進行,破壞了社區的完整性,以及仍堅守原地的居民的抵抗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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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向國際奧委會以及當地的2016里約奧運籌委會提出梅特羅的問題時,他們不斷重複市政府的官方說法。「所有住戶離開時,絕對都與市政府簽過協議,並得到補償金,搬遷期限也是根據法律訂定的。」他們在一份官方聲明中如此表示。

他們的回應與我親眼所見的情況並不相符。相關法規禁止逼迫民眾遷居遙遠的住宅區,不准在替代住宅完工前破壞民眾的住處,也禁止補償金過低;然而我在造訪期間的所見所聞,卻是正好相反。然後責任劃分的騙人把戲卻允許他們將負擔丟回給地方政府。

市政府裡有個主導拆除工作的特別單位。貧民窟即將拆除的房屋牆上所噴的縮寫便說明了一切:SMH,市府住宅局。我在這個單位裡訪問的人是若熱・比塔爾(Jorge Bittar)。我有滿腹疑問──有多少人要搬走?為什麼那個區域還沒有具體規劃,也還沒有地方供他們住,就急著要趕走他們?

除了梅特羅,還有一百多個社區已經成為完全拆除的目標。這三年間已有一萬五千多人被迫搬遷,接下來得搬走的人還更多。市政府住宅局內部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可有專業和人力去研究每個個案、提出適當的配套措施?如果有,那些報告在哪裡?

打了幾個星期的電話,加上無預警拜訪,我終於在某個星期五下班時間前找到受訪的對象比塔爾。

在他的玻璃牆辦公室裡,比塔爾打開一張馬拉卡納體育場周邊區域的建築示意圖。圖上能見到平坦的長坡道,通往那座橢圓形大體育場。在梅特羅旁,隨意搭建的修車廠已經被改建成一排整齊的店面,倉庫也被改成小型工廠。房屋已不見蹤影,就像當時它們也沒出現在我最初看見的簡報投影片中一樣。

「我們會提供他們像樣的生活條件。」比塔爾還在重複奧運籌委會和市長講過的老調。

那次短暫造訪已蒐集到足以完成一篇新聞報導所需的相關說法,但卻無法解答我心中更大的疑問。在返回辦公室的路上,面對週五夜晚的車陣,我回想起法蘭西幫家人煮午餐、孩子在屋外巷子裡玩耍,還有讓貧民窟看來千瘡百孔的瓦礫堆。這個故事裡還有更多值得挖掘的內幕。


像法蘭西這樣的民眾會對里約政府表現的善意沒有信心,是有原因的。消滅貧民窟的宣傳活動在里約見怪不怪,跟那些社區一樣,都是里約的一部分。

州政府始終沒有妥善規劃供低收入勞工或窮人居住的住宅,因此他們只好在未利用的私人或公有土地上蓋起自己的房子。里約市人口在1870到1890年間成長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但房屋數量只增加百分之七十四。從那時起,一直到1906年,里約市剛被解放的黑人與歐洲移民人數暴增;新居民人數超過了可供人居住的生活空間,比例將近三比一。到了1920年,人口普查紀錄中出現了第一座經認定的貧民窟普羅維登西亞(Providência),當中共有八百三十九戶住家,六家商店。

即使規模逐漸擴大,貧民窟的存在還是仰賴一種脆弱的利益平衡。一方面,這些社區讓里約的窮人能住在離工作機會密集的富裕區域不遠之處。政府大致上對這些聚居地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裡能提供供應穩定的廉價勞動力,而且無需投資公帑。另一方面,大部分居民都沒有土地所有權,是否能占用該處,都在有關單位的一念之間。只要一項政治或經濟上的變化,就可能將數萬人逐出家園。

這種情況發生在二十世紀的最初幾年,里約大約有兩萬名窮人在一次都市更新計畫期間遭逐出市區的廉價公寓。後來在1960年代又發生一次,當時經歷過快速工業化的十年之後,巴西內陸有大量人口移民里約,導致貧民窟居民增加近一倍,從大約十七萬人提高到三十三萬五千人。

這種現象讓那些把貧民窟社區視為問題的人更加不安,其中包括右翼里約州長卡洛斯・拉塞爾達(Carlos Lacerda)。他擬定了里約州史上最激烈的貧民窟剷除計畫,在1960至65年之間驅逐了四萬兩千多人。巴西的軍事統治者為該計畫提供了聯邦的助力,在1968年成立一個縮寫為CHISAM的單位。該單位的目標,是在1976年前徹底消滅里約的貧民窟。

收拾家當,走出門外,眼睜睜看著自己蓋的房子被拆掉的那種悲痛心情,銘刻在地貌上,也記錄在歌曲裡,就像森巴歌手阿東尼蘭・巴爾波沙(Adoniran Barbosa)的〈Saudosa Maloca—鄉愁小屋〉:「如果你不記得,先生,就讓我告訴你,眼前這棟高樓原本是一棟老房屋……」[1]

這些社區背負著沉重的污名。政策制定者和許多民眾都將貧民窟說成是都市之瘤,玷污了里約這座美妙城市的優雅形象。CHISAM的首席協調官吉伯托・科法爾(Gilberto Coufal)便用這種疾病與感染的說法,解釋光是為貧民窟提供基礎建設也無濟於事的原因:「貧民窟居民的想法、行為和生活,再怎麼樣都會是貧民窟居民那一套。」他在1971年告訴《巴西日報》(Jornal do Brasil),「貧民窟居民生的小孩長大後,心智上還是個貧民窟居民。」

CHISAM的計畫是讓被迫離開家園的民眾搬進公共住宅。許多家庭一開始很樂意搬家,相信那對下一代來說會是一個更安全、健康的環境,也渴望能得到一間擁有土地所有權的住宅。只是,當他們步下載運家當的卡車,卻赫然發現自己真的被逼到了邊緣。那些公共住宅的地點位在里約市外的偏遠郊區,沒有大眾交通運輸設施和工作機會,連最基本的基礎建設都付之闕如。

消息傳開後,尚未搬遷的貧民窟居民開始反抗。那個時期的報紙刊登了居民因為拒絕離開而遭槍擊、毆打、逮捕甚至失蹤的故事。平托海灘(Praia do Pinto)貧民窟原本位於萊布隆的黃金地段,但在1969年5月11日半夜,正當居民在睡夢中時,這座貧民窟卻在大火中付之一炬。居民當時的簡陋棚屋大多以木材建成。新聞報導指出,共有五千名居民無家可歸,三十二人受傷;雖然有人在受訪中表示,有些鄰居在大火中喪生,但是官方始終沒有公布死亡人數。

卡塔昆巴(Catacumba)貧民窟位居高處,俯瞰拉各亞潟湖與伊帕內瑪,當地居民反對政府的提案,提出了自己的社區改善計畫。他們的計畫刊登在1969年9月15日的《日報》(O Dia)上。

「這座貧民窟可以進行衛生化與都市化。」他們寫道,「我們不要救濟、捐助或施捨。只要有公權力認同,我們將自行出資興建自己的房屋。」

然而里約政府沒有理會居民的提案。卡塔昆巴社區的兩千一百五十八戶住宅全數遭到拆除,住戶四散到幾處公共住宅。根據1972年州政府都市規劃局的一份報告,官方給的理由是,該區「土壤不穩定,以及附近羅德里戈佛雷塔斯潟湖(Rodrigo de Freitas)的污染」。這種以居民安全及環境為理由的藉口,幾十年後將再度出現。

直到1973年結束運作為止,CHISAM共計拆除了六十二座貧民窟。平托海灘和卡塔昆巴都是典型的例子。被拆除的社區中大約有百分之六十跟它們一樣,原本都位於南區的高價土地上,後來被迫遷移到偏遠的西邊及西北邊郊區。「上帝之城」(Cidade de Deus)是那些住宅開發案當中的一個,它容納了來自六十三座不同貧民窟的人口。它的故事很典型──官員棄之不顧、早期的住戶生活艱困、落入毒品走私販的掌控,緊接著暴力問題日益嚴重。幾十年後,這個故事寫成了一本書,甚至拍成一部同名電影(台灣上映片名為《無法無天》)。

隨著1970年代步入尾聲,軍方逐漸放鬆對國家的掌控;巴西走上開放之路,大規模強制遷移的夢魘亦逐漸消散。1980與90年代,除了特殊案例之外,「拆除」這個字眼大致上已從公共論述中消失。1992年,有一份都市規劃文件首度提出「將貧民窟整合到正規城市中」,並「保留它們的在地特色」。「Favela-Bairro—貧民窟到社區」這個都市化計畫在1994年開始在貧民窟鋪砌街道路面,裝設公共照明。這似乎象徵政府對貧民窟的態度已有所改變。

如今,里約市正為了奧運整修門面,「拆除」這個字眼再度躍上新聞頭條。貧民窟居民顯然清楚記得這座城市的歷史,因此對於承諾給他們「像樣的生活」的政府官員開始提高警覺。

自從里約上一波拆除熱潮以來,情況改變了多少?

附註
書籍介紹

里約熱內盧:陽光、森巴、基督像背後的危城真面目》,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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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茱莉安娜・芭芭莎(Juliana Barbassa)

里約熱內盧,巴西第二大城,這裡曾經是葡萄牙帝國的首都,也將是歷史上首座舉辦奧運的南美城市。沙灘、海浪、足球、森巴、誘人胴體及山頂上的白色基督像,這是里約的風貌,也是世人對這座港口城的投射和想像——然而,在這般悠閒歡樂的表象背後,這座大城暗藏了什麼危機和問題?

美聯社資深記者茱莉安娜・芭芭莎,在巴西經濟起飛、申奧成功後,以駐外特派員身分,重返自己的兒時故鄉——里約熱內盧,開始進行最前線的觀察。由於通曉葡萄牙語,芭芭莎能利用這個母語,以在地人身分進入里約人的真實生活;身為專業記者的角色,又讓她能從理性、客觀的立場,剖析這座大城面臨的各種問題。這種「外來的在地人」的獨特身分,讓里約得以在她的報導中,具體呈現迥異刻版形象的真實面貌。

(八旗)0URP0009里約熱內盧-立體300dp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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