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入境處尋求庇護有多難? 兩名學生親身體驗香港的難民政策

向入境處尋求庇護有多難? 兩名學生親身體驗香港的難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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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流落異鄉須尋求庇護,會怎樣求助?兩名學生早前進行測試,了解尋求庇護者在香港能否找到適當協助。

「難民」這個議題,隨著歐洲地區近年出現二戰後最龐大的難民潮而漸受關注。不過,在香港,難民仍然是一個極隱形的群體。

即使近期有政客提出一些有關難民的討論,但討論中卻鮮有視其為人,只把他們當成入境機關文件中的一些數字,而且相當負面:他們往往被指為社會秩序的破壞者,或是掠奪資源的寄生蟲。

他們更被指摘為拖延難民審核程序,令超過10,000個個案積壓至今。需要來港尋求庇護者,往往有各種原因而逃離家鄉,當中有人因懼怕身份曝光後遭本國政府或其壓迫者報復,而鮮有站出來,但他們均是有血有肉的人。

學生扮演難民,了解香港政策

為了揭示尋求庇護者在香港的遭遇,嶺南大學學生Yuriy及交流生Matilde進行了一個十分特別的計劃:嘗試以外國人的身份在香港找尋有關尋求庇護的資訊,以了解香港對難民的政策。

首先她們讓Matilde扮演一位從土耳其到香港參加運動比賽的庫爾德族人Sevin,並嘗試在港尋求庇護——Sevin在港參與比賽途中,忽聞惡耗,得知父母因捍衛庫爾德文化而被政府監禁,更可能遭受虐待,Sevin若回國極可能面臨同一遭遇。

Sevin顯然不能回國,但不回國,就要面對大量難題:在簽證到期後,如何不會被驅逐出境和遣返?她可以在哪裡居住?她如何以即將用盡的金錢度日?她要如何證明她回到土耳其就會受到不人道對待?她需要準備什麼證明文件?

入境處能否提供足夠援助?

萬無頭緒中,她決定向入境處求助。但她瀏覽入境處的網站無法找到任何有用資料,因此她決定致電入境處。

Sevin不懂廣東話,英語也不是特別流利。她也沒有香港的電話卡或是手提電話,更糟的是,電話亭在香港幾乎已全面絕跡。她千辛萬苦找到電話亭後,卻發現挑戰才剛剛開始。

由於語言不通,她幾次致電入境處都被電話錄音弄得不知所措,也無法成功與職員直接通話。在幾次嘗試後,她已經幾乎用完打電話用的硬幣。她唯有轉而向其他部門和團體求助,但均遭受冷待,只著她致電入境處。最後,她只餘下極少金錢,幾乎無法照顧起居飲食。

任何人——包括難民——均有人權

當飾演Sevin的交流生Matilde回憶整個體驗時,就慨嘆難民的生活比想像中難過:

如果我真的是一個尋求庇護者,我肯定會更迷失。Sevin在香港只能短暫居留,也沒有任何親友能幫助她,前路茫茫,若被遣返又要面對受到虐待的威脅,在港又找不到支援,一定充滿恐懼。她真的需要一個能有效提供清晰資料的系統,讓她可以明白申請免遣返聲請的程序和找到一個適當的居住環境,以確保她的基本生存權,並免遭遣返回國受到不人道的對待。

她的體驗揭示在香港尋求庇護,其實並不如想像中容易。一個人生路不熟的人,光是要尋找到有關申請庇護的資訊,已要耗費一段相當的時間。嶺南大學的兩位同學,希望藉此計劃推廣難民的人權,並希望香港政府能夠以人權為基礎處理難民問題,確保他們的安全及尊嚴。

她們說:「難民失去了他們本來國家對他們的保護,但作為人,他們仍有安全及有尊嚴地生活的權利。所謂人權,就是生而有之的權利,而非個別政府可以決定是否保障。」

今天(6月20日)是世界難民日,1951年的今天,《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在聯合國通過,確立了尋求庇護的基本權利以及國際社會的合作與責任。她們希望社會能藉這一天多關注、多了解難民這個社會群體所面對的困境,並明辨問題的徵結所在——責任不在這些需要支援的人,而是在行動緩慢而效率不彰的入境處。

以下是兩位學生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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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鄭家榆
核稿編輯︰周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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