囂張攻擊無助改變,須軟化各地「保守」洪潮

囂張攻擊無助改變,須軟化各地「保守」洪潮
Photo Credit: Carlo Allegri /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近年政治生態兩極化,進步派、自由派與保守派勢力鬥爭激烈,由美國特朗普現象、香港本土派洪潮,似乎不是個別例子,沈旭暉月初分享了美國著名作家Nicholas Kristof的文章,認為自由派漸趨專制甚至歧視保守派,箇中出了甚麼問題不可忽視,有甚麼不同的角度值得我們反思呢?

「自由派」好像開放進步,其實自我感覺良好,卻傲慢得扼殺多元?

沈旭暉曾在「國際評論推介」分享了美國著名作家Nicholas Kristof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名為 “A Confession of Liberal Intolerance” 的文章,那篇文章在美國引起頗大迴響,沈 / 管理專頁人員推介文章時表示:「特朗普勝出美國共和黨初選,令不少美國人反思『liberal intolerance』現象:精英圈子、學術圈子都被左翼自由主義思潮壟斷,共和黨人、保守價值被視為膚淺,但在現實生活,原來卻剛好相反。」

光看這段文字,一度令人誤以為Nicholas有另類見解,文章在駁斥政治上俗稱「自由派」人士(Liberals)表面上思想進步、具深度,現實生活相反,這些自由派保守、膚淺,而通常支持共和黨的保守人士現實倒是進步和具深度的,假如我們未讀畢全文,這短短的推介文字會有這種誤解。實情,Nicholas的文章主要是帶出自由派人士的傲慢,是另一種形式對保守派造成打壓,甚至歧視保守派,令他們終於情緒反彈,造成陣營之間更大的對抗與撕裂,於是才引起美國人反思特朗普勝出共和黨初選,是否順應作者所觀察到的種種跡象。

無論如何,這確實令人重新思考,社會上的知識菁英,相對開放、前瞻、冒險、創新、尊崇普世價值,他們從競爭競烈的社會,逐漸掌握更高階的專業知識,在不同崗位帶動社會進步。他們一旦參與政社辯論,或許出於理據太強,在方方面面面對保守、傳統聲音開始變得偏聽、傲慢和咄咄逼人,視保守派社群只是一批毫無識見的「白癡」,自問論述 / 道理正確,漠視保守派的觀點乃至感受,甚至視之為拖慢社會進步的毒瘤,引起保守派情緒反彈。或許,這種現象甚至不只是美國特朗普受保守派支持的現象,可能近年香港俗稱「勇武本土派」稱之「焦土政策、玉石俱焚」,也有不少相似之處,只是極端程度不一。

自由派或理據很強,但請別「欺人太甚」﹗

歸根結底,筆者認為這是自由派態度上出問題,這不是推理問題(或真理問題),也不是針就某件事自由派理據不如人。或自由派就一些公共政策,提出非常好的「長遠」理想,但在短期實踐過程之中,需要顧及保守派的感受和理解程度,否則保守派感到強烈不被尊重,也可訴諸社會力量的抗衡。

美國有不少保守派是共和黨支持者(下稱:共和人),Nicholas在文中分享不少自由派咄咄逼人的現象。例如,研究指人文學科的教授只有6%到11%是共和黨支持者,社會科學系的教授只有7%到9%。還有一研究指只有2%的英文系教授是共和人,另有18%的社會科學家是馬克思主義者,Nicholas有種隱約的幽默帶出:看來在大學學系尋找馬克思主義者比共和人容易得多。

此外,一項來自黑人社會學家Yancey的研究,有近30%的學術機構偏向少僱用共和人,更甚,有59%的人類學及53%的英文系教授較不願僱用福音派基督徒,顯然,Nicholas認為這亦是一種對保守派的歧視。還有,他引述《美國政治科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反映人們常有強烈的政治偏見,民主黨支持者(下稱:民主人)與共和人。這項實驗民主人與共和人被問及挑選那位候選學生贏得獎學金(虛構人選),這些候選人資訊除了學歷資格、種族還有民主黨或共和黨俱樂部主席,假如資訊包括有俱樂部主,結果有5分之4的受試者會選擇親自己黨派的候選學生,這種牽涉黨派的歧視,程度遠遠超過種族歧視。是故他帶出自由派自詡開放進步,原應包容多元見解,何以實際情況越見專制和歧視?

必須一再論述這位有「先見之明」的道德心理學家

簡而言之,上述現象印證美國自由派似享有社會特權,保守派儼然受壓迫 / 壓抑的一群。Nicholas Kristof最後提及心理學家海德特(Jonathan Haidt),他一貫以中立態度看待美國黨派鬥爭,從2008年、2012年在Ted Talk的演說,加上重要著作《好人總是自以為是》(The Righteous Mind),均反映他近10年來建立道德心理學的重要見解,筆者雖早已在〈你不夠善良:惹火的道德心理學〉一文中有所提及,可是在論述海德特的部分依然偏少,應可多加補充。海德特在2008年的演說展示許多畫面,箇中核心道理,是指現實世界中我們都知道有開放和保守的人,有前衛破格和維護傳統的人,這些傾向往往影響他們的投票意向,然後他借電影《駭客任務》(Matrix)中男主角在開始歷險之前,被問到假如你一覺醒來要活自己希望相信的世界,就選擇吃「紅色藥丸」;若你希望知道真相就即管要吃「藍色藥丸」。

海德特以此方式打趣了解道德心理學一如我們選擇吃掉「藍色藥丸」,知道不同研究反映人類道德特質,受先天演化、基因、家庭、文化、教育等因素影響,像各種因素激活了不同的道德味覺,對某種味道反應更強烈、更渴求,猶如人們生活對事情的偏好、抉擇主次有別,人們的道德價值、世界觀的差異,相當於電影中置身不同「母體」,你的道德直覺在某種先天基因和社會文化塑造過後,人們很容易認定各自世界的想法才是真理,才是值得擁護的價值。他在演說中隨意猜測,認為親臨Ted Talk聆聽不同講者演說的人,應該大多屬於政治上的自由派,結果,即夕舉手投票發現絕大部分的人確實是自由派,保守派非常之少。

於是,海德特便大膽假定在場人士都願意吃下「藍色藥丸」,以開放心態認識道德心理學,起首即引據史提芬.平克所寫的《白板》(The Blank Slate),表示只要我們願意跳出自己所屬的道德「母體」框架,必須知道人類的大腦並非數十年前部分學者強調,大腦像一塊白板,而是我們早就繼承林林總總的演化直覺,率先構成幾種主要的道德基礎 / 偏好,我們無法不受任何大腦既定機制影響,自以為生活常常能作出「純粹、自我、清晰」的道德抉擇。

「核突」問題:跟雞性交,暗暗揭示人性的道德機制

若放諸政治選舉,自由派每每認為只有愚蠢的人才會投票給共和黨,一切保守的政策相當於落後、野蠻和無知的代名詞。可是,假如自由派所說的做法和理想是對的,這種自視為進步和開放的人佔社會多少?自由派能完全漠視他們的訴求嗎?在他的著作中,屢屢提到一些精彩的研究事例。

如果現在有人這樣問你:

有個男人每星期都會上超市一趟,買一隻全雞。煮雞前,他會跟雞性交,然後再煮來吃。

海德特親身將上述問題訪問美國賓州大學學生,這所大學學生不少擁有開放思維,也常生活在這樣的圈子之中,一旦聽到這種看似奇怪的道德問題,他們會認真思考並嘗試以不同原則判斷,就是給予一個具有道德「正當性」的回答。或許,他們會深信十九世紀哲學家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強調的「傷害原則」以判斷跟雞性交的問題,因此認為雖然感覺很難接受,但他沒有傷害任何雞和人,那人有他的自由這樣做。無論那些大學生最終給出怎樣的答案,至少也是嘗試開放思考,根據一些原則和知識加以推論。然而更大的問題來了,你認為這真的是我們所認識的世界嗎?絕不!這群大學生的思維方式,能夠容忍內心的不舒服和反感,也要提出理由嘗試批判問題,甚至認為姦雞沒有問題,可以在大學裡佔高達73%,但這類人只是美國社會乃至全球中的「一小撮人」,如果以數量比例來界定正常與否,會像賓州大學生如此思考問題的人,根本是少數的「不正常人類」。

海德特只要離開賓州大學,往西邊走幾個街口再訪問一般市民,他們絕不會提出甚麼原則、正當性的理由,而且會用疑惑的眼光望向海德特:「你是說你不曉得對雞做那種事(性交)有什麼不對?我還要解釋給你聽?你到底是哪個星球來的啊?」若粗俗一點說,就是會反問海德特,你是傻的嗎?不論死雞活雞,跟雞性交再吃這樣做根本是錯的﹗你還要我認真給你一個理由!?這不是常理嗎?總之這樣做就是錯!

你的道理再強,可能只是小圈子,你眼中漠視其他人如何「成事」?

他舉引2010年,三位文化心理學家喬.韓瑞奇(Joe Henrich)、史帝夫.海因(Steve Heine)、阿拉.洛倫薩揚(Ara Norenzayan)發表一篇研究文章〈全世界最怪異的一群人?〉(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他們指出,長年以來心理學界統計研究的對象,往往是西方社會乃至全球的一小群人,就是海德特碰上那些賓州大學生,他們往往是來自西方(Western),並且受過教育(educated)、在工業化(industrialized)社會生活又富有(Rich),享有民主制度(democratic),將字首加起來恰巧是有趣的「怪異」(Weird)一詞。(*坊間有文章分享海德特的論述時,過於簡化,有時誤導讀者以為海德特舉引「美國人」大多有上述Weird特質,可是他並無此意)

海德特欲帶出的道理非常明顯,簡言之,這批人的思考特質,可以說沒有代表性,他們無論如何開放進步,即使提出的政策和理想都是對的,說再誇張一點,即使這批人的思想論述都是「真理」(Truth),還有遠超他們數量的人不這樣思考,又假使你強硬地認為比自己保守的人是錯誤和落後的,那你作為自由派要做些影響公共社會的事,假如你自詡正確卻一時無法說服他們的「腦袋」,無法跟自由派一般思考事理,你能徹底漠視這批人嗎?你能在實踐過程完全不顧他們的感受嗎?這批人所抱持的觀念你要一刻間消滅嗎?你真能做到嗎?

你看到這裡可能認為,海德特是為保守派說項嗎?要維護那批拖慢世界進步的人?那怕是一大群人,要恐嚇自由派退縮乃至放棄立場嗎?錯了,海德特真切支持自由派,可是他一再強調的是不要妖魔化保守派,在美國政治上,就是不應一面倒惡言惡相攻擊共和人,他說:

「自由主義顯然看似合乎道德,為了和平、勞工權利、公民權利、政教分離,自由派走上街頭。在我們眼中,共和黨就是支持戰爭、大企業、種族歧視、福音教會的黨派。我不明白為何理性的人會自願擁抱邪惡黨派⋯⋯我們支持自由派的政策,是因為我們看清這個世界,是因為我們想要幫助人們,可是他們支持保守派政策,卻是基於純粹的自我利益(降低我的稅金﹗),或是,基於幾乎毫無遮掩的種族歧視(停企資助少數族群的福利計劃﹗)。

我們未曾想過,這世上可能存在著其他的道德世界,在那些道德世界裡,以幫助受害者的方式減少傷害,以追求群體式平等的方式來提升公平,這兩者並不是(他們)主要的目標。如果我們無法想像其他的道德觀,那我們就無法相信保守派如同我們一樣,都是真心誠意相信自己的道德觀。」

海德特是美國民主黨的支持者,但他曾在民主黨的一場演說中對他們大力批評,指他們根本不了解共和人的想法,共和黨的宣傳常常擊中人們的道德直覺,並不是指擊中人們的直覺便是成功,便是正確的道路,而是共和黨人倒是在政治操作上很了解人性,很了解人們的感受,由此出發形成政治社會不可忽視的力量。而他痛心民主黨的良好政策,雖然「怪異」的一群人很懂,卻不能打進人們的心讓社會加快進步,反而以往選舉歷史的傳宣策略失敗收場,少人支持,無論你如何看高自己的道理,亦無法真實地使社會往前進步,只活在自己的道德觀、道德世界、道德「母體」。

不論美國、香港,保守派、本土派的洪潮,是進步人士「逼成」的?

說來諷刺,海德特在2012年在Ted talk的演說,帶出美國有不少人始終不相信全球氣候危機,不管科學家提出的證據有多強,要人們在傳播氣候危機時,要注意社會大眾的心理認同,否則猶如心中空有真理、知道真相,卻無法改變現實。《風傳媒》最近報導,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知名教授及政治文化評論家杭士基(Noam Chomsky)接受 《衛報》(Guardian)訪談,他對於特朗普(Donald Trump)否認全球氣侯問題,只因「相信」問題沒有那麼嚴重,同時不認為各國會遵守相關協約,所以並不會予以重視,就此,杭士基認為一旦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他的政策會影響長遠全球排放和污染情形,「幾乎敲響人類的喪鐘」。相隔4年,海德特的憂慮可謂一語成讖,自由派認為相當有力且進步的觀點,在保守派的抵制之下,雙方完全沒有妥協餘地,無論是誰的理想社會,有可能達實現嗎?如何促成社會兩極黨派新的諒解,不敢說這「必定」是海德特近年高舉的問題,他究竟有沒有道德相對主義的嫌疑?他真是自由派忠實的支持者嗎?這些都不是重點,重點在於選取他認為當下黨派鬥爭要促成「共識」,才能令社會真正向前,撇除強硬的政治立場,大概這個技術操作問題全球許多社會也需注視,他在書中提及:

「今日美國的政治局勢似乎已是兩極化,爭來鬥去,落到了功能障礙的地步。⋯在過去十二年間,美國人變得益趨兩極化,自稱中立派或溫和派的人數減少了(從2000年的40%降至2011年的36%),保守派的人數增加(從38%上升至41%),自由派的人數也增加了(從19%上升至21%)。⋯時至今日,財政和政治局勢更壞到不行,很多美國人都覺得自己是在一艘即將沉沒的船上,船員都忙著互鬥,沒那心思把裂縫給塞住。」

總之,海德特近10年來反覆帶出人性本有不少強烈偏好,不能以理性思考「一時」說服各個團體(不管有沒有實際利益),甚至說服身邊人也不容易。海德特認為這是大腦自演化而來預先設置好的一些道德心理基礎,或多或少影響 / 干預我們大腦作出判斷。那些針對選舉和人性的具體分析,筆者打算另撰一文帶出更濶的視野。(屆時再交代關於六大道德直覺模組以及基因研究的思考)

說到這裡,香港近年逐漸成形的本土派力量,提出許多極端的公共社會主張,如在本地旅遊、移民、難民、留學等方面均提出傾向「排外」的處理,甚至帶有仇恨,彷彿在呼應美國特朗普代表的極端現象。雖然,香港仍有相當數量的市民不贊同本土派提出的觀念,也對本土派「竟然」得到一定的支持度感到奇怪。現在,當我們了解Nicholas Kristof的省思,以及一再強調心理學家海德特「苦口婆心」的勸言,香港的政客、時評人,除了喋喋不休強調普世價值、進步民主、開明政策之外,是否需要多往凝聚共識的技術考慮更多?即使不是放下自己原則,有需要持續如此囂張鬥爭和咄咄逼人的態度嗎?假如你視對方為橫蠻落後,這種言論攻勢,真有助我們實在改變社會的橫蠻落後嗎?究竟是保守派 / 本土派必然不能被理性說服,還是當中的討論技巧出了問題?自詡站在自由派理性的一方,有沒有首先自省之必要,更顯其思考的高度?這值得香港人在接下來的日子,借鑑美國政治生態作更多深思。(本文就專題化作出修訂)

核稿編輯:周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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