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瞭解穆斯林極端份子崛起的背後原因,這篇你不能不讀:自由市場的擴張,成基本教義派茁壯的溫床

想瞭解穆斯林極端份子崛起的背後原因,這篇你不能不讀:自由市場的擴張,成基本教義派茁壯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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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查理事件後,以國民陣線黨為代表的極右翼勢力進一步抬頭,出現了越來越多要把穆斯林從法國趕出去的納粹式聲音,而穆斯林群體對西方的仇恨情緒也持續升溫,巴基斯坦等地相繼爆發了對查理週刊的抗議活動,法西斯式的種族衝突若隱若現。亨廷頓所講的「文明的衝突」,只是在社會主義陷入低潮後,階級政治讓位於族群衝突的產物,面對市場基本教義派所釋放出來但無力解決的一系列衝突。

文:林島

伊斯蘭復興運動與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勝利恰恰在同一時段發生,這不是偶然現象,而是波蘭尼(Karl Polanyi)所說的「雙向運動」的結果。在波蘭尼看來,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市場從來不是人類經濟生活的主要形式,市場總是嵌入在社會之中,受到社會的控制,而只是在最近兩三百年以來,市場才逐漸擺脫了社會的控制並不斷擴張,試圖把一切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土地與貨幣——都商品化。

這就是波蘭尼所講的「大轉型」。

勞動力商品化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當國家政策更益發依賴市場自發調節的脫嵌方向移動時,普通人就會被迫承受高昂的代價,工人及其家庭變得更容易處於失業狀態,農民暴露在更大的國際競爭之下,而且這兩個群體都被要求在更少得到幫助的情況下硬挺下去。正是因為市場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所以自我調節市場的每一步擴張都遭到社會的反抗,這種反抗不僅包括傳統的工人運動,還包括了其他社會階層,而國家在這種反抗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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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阿拉伯世界來說,隨著19世紀自由市場經濟在全球的擴張,阿拉伯各國紛紛淪落成西方國家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在從西方大量湧入的商品和資本的衝擊下,阿拉伯世界的封建經濟逐漸解體,大量的小生產者破產,失去了傳統社會的庇護,淪為了城市中無依無靠的貧民。

二十世紀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對帝國主義的反抗本身,就內在地包含著對市場的反抗和尋求保護的願望。所以二戰之後,阿拉伯的民族主義政權沒有走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道路,而是以「阿拉伯社會主義」的名義建立了保護型的國家政權。

在埃及,納賽爾仿效社會主義國家,在工業領域對主要的工業、金融、商業實行了國有化,保障工人的就業和生活水平,限制資本對工人的剝削,在農村了實行土地改革並建立農村合作組織,同時還推行免費教育、建立最低工資和最高收入標準、限制房租和生活必需品價格等政策,為普通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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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的帶動下,利比亞、阿爾及利亞、蘇丹、敘利亞、葉門、突尼西亞等國,也相繼走上了這條「阿拉伯社會主義」之路。在通過社會的保護限制、削弱了市場的作用之後,宗教的社會基礎也大為削弱,曾經在30、40年代的埃及獲得廣泛支持的穆斯林兄弟會在納賽爾時代迅速衰落下去,其他阿拉伯民族國家的世俗力量也牢牢掌握著政權。

納賽爾死後,阿拉伯世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支持和推動下逐步轉向新自由主義,實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的改革。國家讓位於市場之後,原有的保護型的福利體系逐漸解體。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政策導致了大批工人變成市場上任人宰割的勞動力「商品」,生活水平迅速下降。

阿拉伯社會主義時期對農民的保護政策也被廢除了,農民日益陷於破產的境地。公共社會服務的市場化和福利的大規模削減導致普通民眾喪失了基本醫療衛生和教育的機會,無法接受教育的窮苦孩子最終只能從事卑賤的工作,拿著微薄的薪水,來勉強維持家庭的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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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之下,阿拉伯國家的民族工業也受到嚴重的衝擊。大多數阿拉伯國家都面臨「高失業、高通膨、高貧困」的困境,阿拉伯國家28%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市郊的「貧民窟」,不足3億人口的阿拉伯世界貧困人口卻接近9000萬,至少73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市場力量的擴張使勞動者失去了最基本的社會保護,隨時面臨著被吞沒的危險。在這樣的背景下,基本教義派運動在穆斯林世界的興起就不是難以理解的事情。這種表面上看起來是要復興「傳統」的伊斯蘭運動,並不是要倒退到前現代社會。

恰恰相反,伊斯蘭的復興是在現代化進程中所產生的現象。正如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指出的那樣,基本教義派運動沒有得到農村的菁英、農民和年長者的支持;其社會基礎,恰恰是現代化進程的參與者,與這一進程的產物,如從農村遷移到城市的城市貧民、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其中百分之七、八十來自於農村)以及城市的下層中產階級,因為這些人最強烈地感受到現代化進程中市場霸權給社會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兩極分化的社會現實與伊斯蘭教義中「社會公正」的信條相違背,伊斯蘭教義中包含的平等理念提供了一種市場之外的替代性的選擇,強調平等與樸素的穆斯林生活方式成為了改革失利者們賴以寄託的思想源泉。而宗教組織則為飽受市場侵奪之苦的穆斯林提供了歸屬感和庇護所。在政府退出之後,宗教組織開始填補政府的空白,充當了社會保護者角色。

穆斯林兄弟會發起的反抗軍政府的遊行。Photo Credit : AP/達志影像

在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組建了廣泛的組織網路,給大量的窮苦人民提供了衛生、福利、教育和其他服務。在約旦,穆斯林兄弟會在這個只有四百萬人的小國家裡開設了1所大醫院,20個診所和40所伊斯蘭教學校。而在加薩走廊(Gaza Strip)地帶,伊斯蘭教組織建立和經營了「學生會、青年組織、以及宗教、社會和教育協會」,建立了從幼兒園到伊斯蘭教大學的各類宗教、診所、孤兒院、養老院。在印尼,一個擁有600萬成員的穆斯林團體組成了一個「世俗國家內部的宗教福利國家」,並通過一個精心建立的網路(包括學校、診所、醫院和大學),為全國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服務。以穆斯林兄弟會為代表的宗教組織通過自己的社會福利網路得到了穆斯林群體的廣泛支持,對阿拉伯世界的影響越來越大。

基地組織等極端宗教力量也是從70年代之後獲得快速的發展。新自由主義帶來的貧困、失業、兩極分化成為滋養恐怖主義的溫床,極端組織從這些人群中源源不斷地獲得補給。2011年革命之前,突尼西亞的失業率高達52%,而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失業情況尤為嚴重,這些年輕人很容易成為極端組織的獵物。

埃及著名的政治評論家穆罕默德·海卡雨評論說:「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在最貧窮的地區蓬勃發展,並從貧困中得到滋養並不是偶然。如果你是一名年輕的阿拉伯人,如果你受了教育,又回到了你的村莊,但是找不到工作,你自然有可能變成激進分子。在過去,你可能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而如今你會變成為一名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份子。」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今天的世界與二戰之前的狀況有某種相似之處。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在2008年之後愈益明顯地暴露出來,金融危機、歐債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全球範圍內的兩極分化造成不同社會群體、國家之間的衝突日益加劇,失業、貧困、騷亂在全球多個國家蔓延。世界無疑已經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是繼續市場化,還是抵制市場化?

在市場原基本教義派看來,市場擴張所造的後果只能通過進一步市場化來解決,他們用一種完全不可能實現的市場烏托邦來為市場所造成的一系列後果辯護,正如俄羅斯休克療法失敗後,辯護者們把失敗的原因歸結為政客們屈服於社會的壓力而沒有實現完全的、徹底的市場化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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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他們是永遠不可戰勝的:「市場自由主義的烏托邦性質本身恰恰是它在智識上所具有異乎尋常的彈性根源之一。因為諸社會無一例外地在全盤市場自發調節化的懸崖邊上退縮了,所以它的理論家就可以宣稱,任何失敗都不是設計本身的結果,而是缺乏貫徹它的政治意願所造成的。市場自發調節的信條(編按:新自由主義學者哈耶克的看法)由此就無法被歷史經驗所證偽,它的鼓吹者也有了無懈可擊的理由來為它的失敗辯護。」

撇開市場基本教義派那種自欺欺人的夢囈不談,在如今的全球大環境下,人類將可能面臨兩種前途:

一種是通過階級反抗運動來重建社會保護。波蘭尼認為,經濟自由主義原則與社會保護措施之間形成了深入骨髓的社會緊張衝突,而這種衝突直接發生在對這兩種原則持不同態度的階級之間,「廣大的勞工階級則對打破市場法則毫不畏懼,並公開挑戰市場。」這樣,經濟領域的衝突演變為政治領域的衝突,從而將整個社會都囊括進來,「在這個市場經濟衰落的最後階段,階級力量之間的衝突決定性地登場了。」

另外一種是走向以種族對抗為基礎的法西斯主義。在波蘭尼看來,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正是市場失敗所造成的結果。市場經濟的擴張和「脫嵌」導致經濟-逐利的原則侵入乃至主宰一切領域,導致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衝突加劇,並最終導致經濟和政治體系全民癱瘓,法西斯主義由此而生。今天的世界也面臨著同樣的威脅。

在法國,隨著經濟形勢的惡化和失業率的增高,極右翼的「國民陣線黨」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他們鼓吹極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認為外來移民加劇了法國的失業狀況和犯罪率,增加了法國人的不安全感。在201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國民陣線黨在法國贏得近25%的選票,成為最大贏家。而在德國,新納粹勢力也逐漸開始崛起,2013年極右勢力製造的仇外暴力案件數量增長了20.4%。

德國的反伊斯蘭遊行。Photo Credit : AP/達志影像

就在《查理週刊》恐怖襲擊事件前一天,德國爆發了3萬人的反「伊斯蘭化」抗議遊行,打出「歐洲愛國主義者反對西方伊斯蘭化」的標語。仇視西方的伊斯蘭極端勢力和仇視伊斯蘭的勒龐式種族主義是一體兩面,都是社會強勢階級主導的市場擴張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產物。但是他們把鬥爭的目標不是指向新自由主義、指向剝奪弱勢群體的社會強勢階級,而是指向其他族群,用種族衝突取代了階級政治,從而遮蔽了實質性的社會矛盾,保護了市場化的社會秩序。

查理事件,就是後一種衝突的產物。如今法國的失業率高達24%,族群衝突就成為轉嫁矛盾的最好手段。法國學者多米尼克•加圖指出:「『伊斯蘭化』為薩科奇政府成功分擔諸多社會問題帶來的壓力,而這一工具,也被歐蘭德政府完美地繼承下來,因為政治家發現,無論面對多嚴重的社會問題,只要舉起打擊恐怖主義的大旗,大多數法蘭西民眾就會重新和政府團結起來,為了法蘭西的生存,準備克服一切困難。」

查理事件後,以國民陣線黨為代表的極右翼勢力進一步抬頭,出現了越來越多要把穆斯林從法國趕出去的納粹式聲音,而穆斯林群體對西方的仇恨情緒也持續升溫,巴基斯坦等地相繼爆發了對查理週刊的抗議活動,法西斯式的種族衝突若隱若現。亨廷頓所講的「文明的衝突」,只是在社會主義陷入低潮後,階級政治讓位於族群衝突的產物,面對市場基本教義派所釋放出來但無力解決的一系列衝突。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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