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通過新的安保法,現在的日本依然很難重返軍國主義

就算通過新的安保法,現在的日本依然很難重返軍國主義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即使安倍政府所推動的上述法案都能夠通過成為日本法律,要真正實施起來也還會受到日本國內的諸多嚴格限制,尤其是對外用兵。

文:梁雲祥(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本文上集請見:如果沒有西方列強打著「文明的傲慢」的旗幟入侵東方,是否就不會有日本軍國主義的出現?

戰後日本軍國主義的覆滅及其思想殘餘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美軍以盟軍的名義單獨佔領日本,並按照美國的意願對日本進行了改造,其主要內容有民主化和非軍國主義化改造,前者就是要消除日本的專制體制,後者主要內容有解散日本軍隊、撤銷日本軍部大本營等與戰爭有關的機構、整肅和審判戰犯、解散鼓吹軍國主義的右翼團體等。

從1945年8月美軍進駐日本到1952年4月日本根據《三藩市和約》(又稱《舊金山和約》)獲得獨立,期間雖然也有因冷戰爆發,及中國內戰形勢導致美國對日政策發生變化,使美國對日改造有不徹底的一面,但是對軍國主義的整肅,至少作為體制及其政策的軍國主義已經徹底覆滅。

波茨坦會議。Photo Credit:wikipedia

首先,經過戰後美國主導的民主化和非軍國主義化改造,日本建立起了權力相對制衡的民主體制。天皇及其天皇制雖然還存在,但是憲法規定天皇僅僅是日本國家的象徵,已經不可能影響日本的政治權力。

正如一位美國人所說:「戰後的天皇制已非常接近成熟的北歐民主國家所建立的現代王國的形式。天皇家族完全脫離政治,只是民族團結的象徵,穩定的標誌,以及連接過去時代的安慰人心的感情紐帶。任何可能用皇位來影響政治的做法都遭到堅決的反對。除此之外,作為一種永久性的沒有爭議的民族裝飾品,天皇制似乎已普遍被接受。對於像日本和北歐那些主要通過演變而不是革命手段取得民主制度的國家,這種君主制是個合適的形式。」

而且,除去天皇之外,在戰後日本政治中真正發揮作用的首相及其內閣,也很難將權力集中和實行專制,而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設計,使得任何首相都難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去行事,尤其是想要專制,那麼首先就會被趕下臺。

與此同時,戰後的日本政治中軍人的影響幾乎不復存在,初期根本沒有軍隊,即使是後來建立的自衛隊,也僅僅是作為技術性的職業軍人存在,絲毫沒有政治權力,在戰後日本政治格局中沒有絲毫地位。因此,軍國主義存在的政治基礎已經被破壞,政治上的專制與軍部的結合導致軍國主義的可能性已不存在。

其次,在戰後的日本社會,戰爭受到詛咒,和平主義成為主要的社會思潮,崇尚武力的傳統已經變得越來越淡薄,尤其在戰後長期和平環境下的富裕生活以及目前日本社會老齡化和少子化的現實情形之下,戰爭和暴力更是受到日本社會的普遍反對。

比如最近圍繞安保法案的爭論以及日本國民的反對聲浪,就是因為擔心由於該法案的通過日本有可能被拖入戰爭。在如此的社會環境下,戰後歷屆日本政府也不再以戰爭作為推行國家政策的工具,在國際事務中基本上主張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問題。也就是說,戰後的日本社會已經不具備產生軍國主義的文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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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正是由於接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國際社會在戰後不但通過建立聯合國試圖實現永久的世界和平,而且還通過建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等經濟組織試圖實現全球經濟的相對一體化,以便消除國家之間的經濟對抗從而最終導致戰爭的爆發。

尤其在冷戰結束之後,世界進入了新一輪的全球化時代,國家即使面臨經濟危機,也已經不再是單純一個國家的事情,越是有經濟危機的時候才越需要國家之間的合作,那種通過武力搶奪經濟資源和市場的觀念和做法已經不能被世界所接受了。

戰後的日本,通過和平的方式實現了經濟的崛起,所獲得的利益遠遠超過戰時通過武力所獲得的利益,因此日本沒有必要再重蹈覆轍。即使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經濟長期處於蕭條狀態,至少有一部分日本人認為這是日本所面臨的又一次危機,但是日本選擇通過進一步的開放和國際化度過這場危機,並沒有試圖對日本的現有政治結構做重大的調整,或者希望出現一位帶領國家走出危機的領袖人物。也就是說,目前的日本同樣不存在重新走向軍國主義的社會基礎。

總之,作為一種體制及其政策的日本軍國主義顯然已經不存在了,而且想重新復活也有相當的難度。當然,作為思想意識形態的軍國主義殘餘卻不能說已經完全消失,在日本社會,仍然還有人在鼓吹回到過去的軍國主義體制,並不時地閃現試圖恢復過去軍國主義政策的苗頭,如在日本社會總是對過去的歷史缺乏深刻的認識,對鼓吹軍國主義或懷念軍國主義的一些活動也比較容忍。

不過軍國主義的這些殘餘思想並非日本社會意識形態的主流,反對戰爭的和平主義訴求仍然是日本社會的主流,絕大部分日本人還是痛恨軍國主義體制及其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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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2萬人包圍國會新安保法。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安全困境」中如何看待日本軍國主義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的政治格局確實發生了一些變化,越來越趨向於保守化和右傾化,具體反映在日本社會越來越不願意承認過去的侵略歷史、越來越強化同美國的同盟關係、越來越想要擺脫戰敗國地位、越來越強調外來威脅而試圖強化其軍事力量,等等。

但是,這些動向是否就意味著軍國主義的復活,值得商榷。總之,不能簡單地將我們不喜歡的一切日本人所做的政治行為都歸咎於軍國主義。

如上所述,依據事實,我們應該承認作為體制及其政策的日本軍國主義已經不再存在,同時也必須要看到在日本社會,仍然存在著軍國主義的思想意識形態殘餘。

對於日本的軍國主義思想意識形態殘餘,當然應該警惕和反對,尤其在目前日本政治總體保守化和右傾化的政治生態下,軍國主義的思想及其行為就有了更大的活動空間。但是對此也不應過度解讀,危言聳聽,似乎日本仍然是一個軍國主義國家,或者要恢復成一個軍國主義國家。從目前的日本外部和內部政治環境來看,日本既沒有確立恢復軍國主義的國家發展目標,客觀上也很難再恢復軍國主義的體制及其政策。

那麼,應該如何解讀日本國內所發生的一系列常常被我們國內媒體指責為軍國主義的政治現象呢,比如目前安倍政府積極推動在日本國會通過的安保相關法案,以及已經修改了擴大武器出口範圍的「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制訂通過限制公民某些自由權利的「特定秘密保護法」,通過「防衛省設置法」修正案提高職業軍人在政治決策中的作用,甚至還試圖修改和平憲法憲等等,這些政治行為不論最終能否完全實現,確實會使得日本在軍事安全方面走得更遠,但是在現有國際環境下和日本現行體制下,仍然不能將這些政治行為簡單地解讀為軍國主義。

今天日本在安保政策方面的強化已經不同於20世紀3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時代的政策,它是在聯合國框架或至少在日美同盟框架內的強化。如果是按照聯合國憲章在聯合國範圍內的軍事活動,比如參加國際維和行動,當然不應該過分指責;如果是跟隨美國進行某些軍事活動,也要看這些軍事活動本身是否符合國際法,而不能簡單定義為軍國主義,除非我們同樣認為美國所進行的所有軍事活動也屬於軍國主義。

而且,即使安倍政府所推動的上述法案都能夠通過成為日本法律,要真正實施起來也還會受到日本國內的諸多嚴格限制,尤其是對外用兵,並非像過去戰時軍國主義時代那樣隨隨便便,在這種情況下日本要恢復軍國主義仍然是非常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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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對日本的軍國主義耿耿於懷,關鍵的問題還是中國人自己的感受,在20世紀70、80年代中日關係友好的時候,日本的軍費遠遠超過中國,長期保持世界第二、三位的水準,但是那時我們並沒有指責日本在恢復軍國主義,在2008年兩國領導人簽署的第四個政治檔中也稱,戰後日本所走的路是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

因此,最重要的問題還在於如何處理和改善中日現實關係。換言之,正是因為目前雙方關係處於一種「安全困境」的狀態,所以任何一方軍事上的變化都會被另一方認為是威脅。近年來中國軍費的增長及其軍事力量的增強同樣被日本視為威脅,上述日本有關防衛法案的修改或通過,就是在2012年中日釣魚島爭端出現之後安倍政府以所謂「中國威脅論」為理由而實現的。

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警惕任何時候都不能放鬆,但同時,也不可片面誇大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可能性,否則反而會自挖陷阱對日採取不必要的強硬政策,也會刺激日本的右翼更加認為所謂「中國威脅」而要求日本增強軍力,這樣就會形成惡性循環,最終反而有可能會導致「自我驗證」,促使日本國內軍國主義殘餘思想意識形態向著體制及其政策轉變。

也就是說,如果中國對日本的軍事壓力增加,日本的一些保守政治家就有可能利用所謂「中國威脅論」強化日本國內的專制權力,增加軍備,甚至借助於危機發生而強化專制和軍人權力,最終實現再次的軍國主義化。如果真出現如此的情景,那當然對日本、對中國乃至對整個亞洲甚至世界就都是一場災難。

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楊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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