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主義並不美好,但它所帶來的教訓絕不只是「誰背叛了革命」這種層次的討論

史達林主義並不美好,但它所帶來的教訓絕不只是「誰背叛了革命」這種層次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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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托派的「優點」與史達林主義的「缺點」實有更細緻的關係,革命「腐化」後的臭味、腐水都跟曾經討喜的色香味性質有關,並非有誰拿餿水調包了美食。

文:呂昆霖(英國華威大學社會學碩士班)

這篇文章是針對楊進《自稱「共產」的史達林和毛澤東兩人,如何背叛馬克思主義?》一文的回應與評論,該文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不夠「辯證」,把托派(托洛茨基)與史達林主義說成本質上壁壘分明的思想。但這點我必須留待文末解釋;在那之前,我想以此文為托洛茨基主義(以下簡稱托派)的通病做個結算。

 以托派標準定義正統馬克思主義?

如同楊進所示範地,托派把托洛茨基視為列寧的、同時亦是整個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正宗繼承者,因此史達林主義才必須接受托派的檢驗,這點托派確實言之有據:托洛茨基這個名字在列寧作品中,出現的次數遠高於史達林,再者,列寧在1922年《給代表大會的信》裡,確實警告過史達林的粗暴,並稱讚托洛茨基的才能。

但於此同時,托派隻字未提的事情也透露了重要的訊息:列寧點名托洛茨基的大多場合都是在批判他(有《列寧選集》的人,不妨用書後面的人名索引自行查證);如果對列寧而言史達林只是個平庸到不置可否的同志,那托洛茨基便是個才華洋溢,但路線必須嚴正駁斥的辯論對手。

再者,上面那封信一稱讚完托洛茨基,緊接著便批評他「過分自信,過分熱衷於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面」,這點總是被小心翼翼地遺漏。也如同楊進所示範地,托派對「中蘇革命」自有一套壯烈敘事,就我所知比較完整的版本是兩者都「曾經」是典型的工人階級革命(俄國有列寧與十月革命,中國則有陳獨秀上海起義)。

後來革命遭遇瓶頸,恰好是托派「世界革命」理論派上用場的時候,革命會率先在列寧所謂「帝國主義鎖鏈最薄弱的環節」的落後國家爆發;但這些國家的工業尚在襁褓之中,工人階級勢單力薄,所以革命的任務勢必要透過各國互相支援才能完成。

然而恰是托派主張即將實現之際,史達林主義者(史達林與毛澤東)卻竄奪了革命成果,脫離工人路線、脫離國際主義路線、也脫離了民主集中制路線,導致這場革命最後並沒有成功按古典馬克思主義的預言,建立真正草根民主且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政權。

如果我們試著為托派做個心理診斷(就像楊進說史達林等人若非誤解了馬克思主義,就是為了統治的需要而惡意扭曲那樣),上述敘事最刺眼的大概是其中暴露的強烈政治動機,因為它取巧地區辨了托派與史達林主義,切得過於俐落了反而顯得可疑。

托派想沾光又不想沾滿血腥,於是用一套說法圓滿了兩個願望-起義最熱血浪漫的歲月都要歸功於正牌的馬克思主義,後來走下坡都要怪史達林主義的背叛。所以在涉及托派理論本身的對錯之前,我想先下一個註腳:托派自居正統馬克思主義以檢驗史達林主義的姿態,以及那套自己出盡鋒頭別人揹盡黑鍋的史觀,在我看來都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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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托派自己又做得如何呢?

事實上,托派與史達林主義對計劃經濟的見解相去不遠,前者通常認為後者的問題是出在不夠民主,楊進的解法亦大抵如此:史達林並沒有落實官僚隨選隨換、領工人工資,總之就是撕毀了列寧《國家與革命》裡的蘇維埃藍圖。

楊進雖然也批評了一國社會主義自給自足、遺世獨立的幻想,但這個批評有很直接的理由不成立。首先在理論方面,托派為了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自居,經常淡化托洛茨基與列寧之間的歧見;然而列寧並非無條件的國際主義者。

例如在1918年《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莫斯科蘇維埃聯席會議上關於對外政策的報告》《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莫斯科蘇維埃和工會聯席會議文獻》中,列寧就認為比起主動對外輸出革命,第一要務反而是在西歐革命時機成熟之前,先顧好俄國既有的社會主義成果。

況且在現實方面,「一國社會主義」政權之間是有經貿往來的,儘管交易品項、對象與比率的決定往往是政治考量大於利潤算計。中國在1964年試爆的原子彈就是以農產品向蘇聯換取技術支援的例子,更別提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或電影《賣花姑娘》這些舶來品了。

那托派比史達林主義好在更加民主嗎?如果照托派開出的民主解方,是否就能避免上個世紀中蘇陣營的結局呢?這點不容我們隨意假設,畢竟托派從來沒有在這麼大的範圍裡接受實踐的檢驗。對了,這個史實本身倒也是其弱點的另類展現-拒斥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情緒的這種意識形態潔癖,使托派召喚人民熱忱的能力,從來比不上一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如果原作者真如他所述那麼關心臺灣人民自決的權利的話,或許可以考慮對托派進行更深刻的批判。史達林至少曾被視為俄共民族研究的權威,毛澤東亦以民族解放之大旗變通了鬥爭的階級界線;反觀托派在民族議題上的成就是很落後的,既然固守著階級分析,再寬容、人道的民族政策也只是懸置而非解決民族矛盾。

再回到民主這件事上,既然托派沒有治過大國,一個替代的方法是看托派組織本身的運作狀況,見微知著。我想原作者大概在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有不錯的體驗,然而以我自己在另外某個托派組織的經歷,我希望能提出一點不一樣的思考。

我所待的組織確實遵循民主集中制的設計,所有決策都經過層層辯論、確認取得全員共識之後強力貫徹執行,既有民主的程序,亦有集中的效率。然而一方面,草根民主意謂著必須建立深入基層汲取民意的黨組織,於是我們各個支部大約每十數人就配有一名全職幹部,負責規劃每個禮拜的支部會議。

另一方面,願意入黨繳黨費的成員,多少皆已認同了托派的理念,這就設立了共識的底線,眾人如鸚鵡學舌般異口同聲,沉默螺旋效應造就十分鮮明的政治正確色彩;你可以民主地辯論任何決策是否合乎托洛茨基主義的精神,但仍會在質疑主義本身時遭到糾正。弔詭的是,這種氛圍的營造並不仰賴硬性的洗腦或迫害,它完全是放任成員自發呼應、競相配合的軟性結果。

有了這兩方面的觀察之後,我問自己:這個組織在全國的成員也不過萬餘人,若是哪天它膨脹了萬倍,統治著一個數億人的國家,會發生什麼事呢?它綿密的組織、頻繁的會議與狂熱的氛圍能免於僵化嗎?屆時我還認得出它跟一個街頭巷尾婚喪喜慶都要向上彙報、異議者會受到鬥爭的「史達林主義」政權的差異嗎?直到現在我對這些問題仍然抱持著警惕。

基於這樣的反思,當我說楊進的文章讓我感到不夠「辯證」,我的意思是托派的「優點」與史達林主義的「缺點」實有更細緻的關係,革命「腐化」後的臭味、腐水都跟曾經討喜的色香味性質有關,並非有誰拿餿水調包了美食。

政治組織總有權力分配失靈的可能,一個革命組織取得政權後的民主轉型更是險阻;計劃經濟總有生產效率的障礙要克服,要在革命之後重建破敗的經濟又更加困難。史達林主義並不美好,但它所帶來的教訓絕不只值得「誰背叛了革命」這種獵巫層次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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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孫珞軒
核稿編輯:吳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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