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抗爭不只關乎金錢:銀行家與企業家在反送中的角色

這場抗爭不只關乎金錢:銀行家與企業家在反送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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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林鄭月娥說「條例已死」,但她尚未正式撤回法案。許多人認為如果法案在未來死灰復燃,將會對香港經濟帶來災難,也讓這些「商人」們走上街頭抗議。

《TIME》原文章發布於7月11日)

文:Amy Gunia
譯:Phyllia Hsu

Conrad Wu是一位長期的創業家,他的生活裡鮮少有休閒時間或假期,他每一天都忙於工作,經營自己在2013年創立的運輸App、2015年與他人共同創立的洗車服務App,還有構思新的生意。

在難得的空閒時間裡,這位38歲的青年便在香港——這個他出生長大的地方,當起Uber司機。他有一個女兒和一位生病的母親,母親的醫療費都由他負責支付。

儘管有營運公司及養家的雙重經濟壓力,上個月Conrad Wu還是毫不猶豫地讓他的公司Call4Van罷工,以抗議目前暫緩立法的逃犯條例。修改過後的逃犯條例將允許把嫌疑犯引渡至中國大陸,接受中國不透明且專制的司法系統審判;引渡條例共包含37項罪行,任何人只要被指控其中一項,中國便有權利要求引渡——不只本地人,外國人也適用。在此工作的外籍人士,甚至只是在機場轉機的高階主管,都有可能遭到拘留。

如Conrad所說,Call4Van為了「捍衛自由」在六月份罷工。Call4Van是一百多間罷工公司裡的其中一間,其他還有許多咖啡店和零售店。

相較於法案通過後可能造成的影響,金錢損失只不過是小事。

Conrad告訴《TIME》,「法案一但通過,本地企業、甚至整個經濟狀況都會受到嚴重影響。」

香港人過去一整個月的大規模抗爭登上國際頭條,上街抗爭的通常多是年輕學生,但引渡條例引起來自社會各界的反對。有些坐著輪椅的老年人在遊行路線上被推著前進、父母們帶著幼兒一起行動;教師、宗教團體、家庭主婦都加入了抗爭行列—甚至律師、銀行家、企業家及其他領域的專業人士都表現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團結。

Dickson是一名香港銀行家,他也是反對修改引渡條例的人之一。從他位於金融區的辦公室窗戶向外看,可以看到抗爭者們在街上群聚,那棟大樓裡還有許多家避險基金和銀行。他穿著商務襯衫及半正式的長褲,看起來和抗爭有些不搭,但這並沒有成為阻止他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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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The Yomiuri Shimbun via AP Images / 達志影像

「我在午休時間下樓參與大約兩小時,我真的很想繼續往前走,但那是一個上班日。」30歲的Dickson告訴《TIME》關於那場他參與的平日抗爭。有其他幾位同事也利用了午休時間參加遊行,「我想到的都是條例通過後會造成什麼影響,很多客戶會開始把錢匯出,而銀行家們可能會搬到新加坡」。(根據路透社報導,一些香港富豪已經開始將資金轉移到海外。)

32歲的Kay是任職於一間大型國際銀行的投資銀行家,也盡其所能地參與抗爭——儘管她的工作時數總是很長,常常因太晚離開辦公室而無法參與,不過她找到另一種表達意見的方式。利用在工作中磨練出來的能力,她幫忙撰寫在G20前刊登於國際報紙的廣告,以引起國際對香港的關注;此外她也參與一些募款活動。

我可以告訴你這個條例將會影響所有人——一件事情如果影響了所有人,它就會影響經濟。

香港的繁榮建立在商業之上。從19世紀作為鴉片進口港開始,貿易讓香港轉變為大型城市,被視為商業重鎮。現在,香港是交易人的聖地,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到這個金融中心尋找工作與商機。商業存在香港人的血液之中,他們為股票及房地產著迷;數不清的大樓上鑲著跨國企業的Logo,為香港形成一道令人印象深刻的閃亮天際線。

儘管香港於1997年回歸中國,但中國承諾會給予香港高度自治權。獨立的司法與強而有力的法治是香港被評為世界經濟自由度第一的重要因素,也讓香港成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僅次於紐約和倫敦。香港的股票市場在今年四月市值正式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三。

因此香港人有足夠的理由對北京的侵犯感到憂心,尤其是引渡造成的威脅。香港政府將政治犯罪排除在可引渡的罪行之外,但香港人並沒有因此被安撫,因為北京向來以編織刑事指控——如挑起爭端、引發麻煩——來排除異己而惡名昭彰。

「人民擔心這是不是代表著香港及中國司法體系中間的牆多出了一扇門」香港律師Kevin Yam告訴《TIME》。

香港的吸引力,正在失去當中

面對廣大民意反對以及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抗議遊行,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6月15日宣布暫停修法。

目前為止,修法的失敗及隨之而來的抗議活動尚未對香港企業造成太多損害。「對企業而言,日常影響很大程度來自於業務的持續性及辦公室的便利性」風險管理公司Pinkerton副總裁Grant Strudwick告訴《TIME》,但現在企業們「開始評估長期前景」。

儘管林鄭月娥說「條例已死」,但她尚未正式撤回法案。許多人認為如果法案在未來死灰復燃,將會對香港經濟帶來災難。

「對試圖把部分資產放在香港的中國人、在香港開店的外國人或外國公司、以及香港本地人與本地企業來說,香港將會失去一些吸引力。」Gavekal Research的經濟學家Will Denyer告訴《TIME》,這間公司的總部就在香港。他認爲若實行逃犯條例,從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到技術共享等所有事情都會遭到擾亂。

香港在中國發展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是中國與世界交流的門戶,一直以來有許多貨物及資本在這裡流通。不可否認地,從1990年中期開始香港的重要性降低,當時香港只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不到三分之一,而今日這比例更是降到只剩不到3%——但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資仍然是透過香港進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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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香港發達的金融市場被中國當作開放內陸產品的實驗場——例如前幾年推出的債券通計劃,讓外國投資者可以透過香港交易所購買內地債券。香港也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樞紐;更重要的是,外國投資者大量進行交易的香港的股票市場是內地公司籌措資金的重要管道。截至2018年底。共有1146家內地公司在香港上市,市值達2.6兆美元,連上海都無法與之相比。儘管中國政府規劃在2020年前要讓上海成為世界金融中心,然而資本管制及過度控制削弱了上海的吸引力。

作為金融、運輸、貿易及航空樞紐,香港同時還被指定為「大灣區」的關鍵角色—這是北京的經濟發展計畫,提升11個城市的投資及基礎建設,並企圖讓此區域能與矽谷抗衡。此外,若中美貿易戰遲遲無法解決,香港股市對中國的重要性或許會達到史無前例的高度。

「現實情況是,如果貿易戰升級,香港被中國公司當作能夠替代紐約、讓公司上市的地方。」律師Yam說。

有傳聞指出中國內地的公司對在美國上市變得更加謹慎。科技龍頭阿里巴巴是在美國上市的最大中國企業,據悉,他們正在考慮在香港進行二次上市。而中國最大的半導體製造商最近宣布從紐約證券交易所退市,儘管其交易量較低,維持上市的成本很高。

「關稅只會更加極端」前投資銀行家David Webb告訴《TIME》,他現在經營一個金融及公司治理分析網站。特朗普「可以合理地說,如果中國政府補助並保護國有企業,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將美國資金投入其中呢?」

事實上美國政府已經採取行動,要增強對在美國上市的中資企業的控制。六月初,美國國會提出一項法案,要求在美國上市的中資企業必須遵循比現在更嚴格的審計標準。過去北京政府曾以國家安全為由,質疑美國對公司的財務報告要求;但若這項法案通過成為正式法律,不遵守法規的公司將被強制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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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現在有很多錢都處於危險之中。截至2018年底,156家中國企業(其中至少11家是國有企業)在美國的主要交易所上市,總市值達1.2兆美元。 如果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面臨阻礙,他們可能會需要香港的股票市場。

當然,這是假設中國政府將繼續優先考慮經濟利益而不是政治,但一些觀察家持不同看法。David Webb認為,習近平對國家統一十分執著,如果必要,他將限製香港的自由——「即使這意味著香港作為一個獨立司法管轄區的事實將不再受國際認可。」

對社會運動者——和銀行家——來說,這種可能性使香港更加迫切地爭取自由。

「這場抗爭無關金錢,」投資銀行家Key說,「這是關於價值和意識形態的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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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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