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成功」到「董失敗」——通識教育的前世今生

從「李成功」到「董失敗」——通識教育的前世今生
2012年,12萬人上街,當中不少是中學生,反對政府硬推國民教育「洗腦」|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董建華認為通識教育徹底失敗,確是真心話。不過,不是通識科課程實施的失敗,而是因為通識科沒有服膺於政治上的意識形態霸權。

文:梁曉勁(曾任中學通識教育科主任十年,完整見証了通識由被神聖化到被妖魔化的過程)

被神聖化到被妖魔化的始作俑者

今年七一後,董建華認為通識教育徹底失敗,令年輕人出問題,更加話要徹查徹查。大家也知道通識教育是他任內一手推行,2000年9月公布《廿一世紀教育藍圖──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後,通識教育便成為教育及課程改革的重要關鍵。尤記得當年中文大學某次課程改革諮詢會,教育局長李國章豪情壯語「通識教育必定成功」,現在回想起來甚有「霸氣哥」風範。

由「李成功」到「董失敗」其實就是通識教育被神聖到被妖魔化的過程。執政者當年推動教育課程改革初期(包括通識),只集中高調倡導改革的說辭(rhetoric of reform),什麼「世界變了,教育制度非變不可」、「高分低能」、「終身學習,全人發展」等口號式文宣,此起彼落,主事者卻對通識教育的理念、設計和內容眾說紛紜,甚致有所誤解。據曾榮光(2005)的分析,當時「通識教育」的眾多討論中,其實在用語上至少有三個意思,包括:liberal arts education、liberal education及general education。當用語口號還未弄清的時候,一句「通識教育,終身受用」,通識教育科便由過往的ASL的選修科成為DSE必修必考的核心科目。

(筆者在《為何要廢通識武功》一文有論及當年政府為何致力推動通識教育,讀者有興趣可翻閲,本文從略,見《明報》世紀 2018-5-8)

AP_00101102272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李成功」和「董失敗」所談及通識教育的成敗,如借用Kevin Harris(1982) 對「意識形態」概念分析,其實是一種“ideology as a distortion of reality”,在階級社會,這種扭曲了的意識形態主要是為統治階級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服務。通識科便是在這樣的教育改革脈絡下由執政者推行。這類從上而下的課程改革,政策制定者主導了課程的價傎和成效的話語權,其他的持分者包括:教師、學生,甚至乎家長會被視為被管理、被支配和被問責的對象。

個人認為「統治階層」評論通識教育的成敗都隱藏着意識形態霸權,這可理解為同一天秤的兩邊:一邊是全球性競爭的經濟需要;另一邊是因應社會環境變化的政治需要。

只是意識形態天秤的起落,無關通識教育的成敗

不少執政者會以教育和課程改革來處理經濟上或政治上的危機。起初,政府提倡通識科的原意,個人認為是較偏向針對全球化競爭的經濟需要。香港的教育和課程改革,一定程度上已成爲資本主義社會的附庸和工具,學校教育規定人們所學的不是學生主體發展的需要,而是「社會進步」特別是經濟上的需要。

當年的教育改革,致力推動通識科,正正與全球化下後褔特主義(post-Fordism)社會的鑄模相契合,強調全球性競爭,重視創意/創新、強調人力資源的質素、發展高增值的物品和服務。執政者會視教育是國家的投資,講求實際的回報。那時有企業商人提出香港不需要「高分低能」的畢業生,需要flexible labour,核心科目的「通識教育」便應運而生,主政者如李國章、羅范椒芬、陳嘉琪之流更認為推行此核心科目是香港應對廿一世紀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當年李國章認為「通識教育必定成功」便是在此脈絡下的一廂情願。驀然回首,他們可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之嘆?

RTX2NR5B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所謂「政治一日都嫌長」,天秤也隨着時勢轉移而此起彼落。統治階層對教育和課程的意識形態由起初面對全球競爭的經濟需要,急速拐向應對不同的政治危機。早在政府急推23條立法,港人已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感到懷疑。後來,八十後「反高鐵,保菜園」,年青人一方面尋求另類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亦真切體會到議會制度的暴力,以及功能組別的荒謬。那時核心科目的通識科還未推行,執政者自然不能諉過人。

然而,梁振英在反國教一役碰得焦頭爛額,831框架後的雨傘佔領運動,當權者逐漸有一種錯誤的期望和要求,認為教育和課程改革必須滿足他們預設了的政治需要,如果不能,就是課程失敗,老師失職。及後的「反新界東北發展」、「魚蛋革命」、一連串的本土運動,到不能講不能掂如佛地魔般的港獨議題出現,有年輕人以不同的方式爭取落實雙普選,有年輕人期望打破「地產經濟主導」的規劃模式 ,發展到今天沸沸騰騰的「反逃犯條例」運動……

然而,執政者竟然不是「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反而更加輕率地將原本應由他們承擔的政治責任,簡單地歸因於通識教育推行失敗,以及教師質素欠佳。喊賊捉賊,其實我也攪不清令通識政治化的幕後黑手究竟是誰?所以,董建華認為通識教育徹底失敗,確是真心話。不過,不是通識科課程實施的失敗,而是因為通識科沒有服膺於政治上的意識形態霸權。當統治階層意圖以一個小小的通識科來揹起多年來施政失誤,導致市民(特別是青年學生)人心離散的黑鑊,這無疑是期望吃「必理痛」醫好末期癌症一樣,椽木求魚,註定失敗。

Students study inside the campu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Hong Kong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結語:被遺忘的「樂、善、勇、敢」

Hopkins(1941)一早提出由成年人進行的任何課程組織並不能保証和年輕人的發展需要相符。主事者誤以為教育和課程發展是直線單向的邏輯關係,不明白其中的辯証關係,亦不接受其演變過程是動態多變的,自然不懂反躬自省,往往事與願違。

筆者建議主事者應保持一種謙遜、謹慎,如履薄冰的態度來對待教育和課程發展的工作。傳聞特首身後有一位「狀元」女軍師,她應該多多少少有讀點John Rawls,他提出在不確定的情況下作選擇時(choice under uncertainty),最明智的辦法是採用一種叫做最高程度的最低額(maxmin)的規則作指導。當我們有幾種不同的選擇時,這規則告訴我們應做的選擇是,它的最壞的後果比別的最壞的後果要好。(見石元康《當代自由主義理論》)

許多時候,政治決定(包括課程改革)常在choice under uncertainty的情況下進行,在決策中與其好高騖遠、要立竿見影謀取最大的利益,倒不如採用maxmin rule的思考和選擇模式,以減少其中各持分者可能受到的傷害。早幾日特首缺席母校的周年校慶活動,也可能是受到John Rawls的啟發。

最後想問問當年推動通識科的始作俑者,董伯伯、李國章、羅范椒芬等還記不記得那時教育改革提出二十一世紀的教育目標是什麼呢?四個字:「樂、善、勇、敢」。這兩個月我看到年輕人身體力行實踐出來,但「樂、善、勇、敢」並不是在通識課程綱要之內,更加不是在學校教育裡面,而是牢牢刻在,不是,應該說是「貼在」他/她們的心牆上,都市傳說好像是「撕一貼十」……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標題為「通識『失敗論』的前世今生」)

相關文章︰

責任編輯:歐嘉俊
核稿編輯︰鄭家榆

或許你會想看
更多『評論』文章 更多『教育』文章 更多『讀者投書』文章
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