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年】閭丘露薇:身為記者的一個遺憾

【六四30年】閭丘露薇:身為記者的一個遺憾
本照片從另一角度看六四事件經典一幕「坦克人」,站在背景的男人(左上)正迎接慢駛向前的解放軍坦克車|Photo Credit: Terril Jones/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集體記憶是無法徹底抹去的,只要那些影像和文字存在,只要還有一些人願意不斷的重複講述 。

文:閭丘露薇(出生於上海,曾任鳳凰衛視記者、主持人、新聞總監。曾採訪許多重大國際新聞,如阿富汗反恐戰爭、阿拉伯之春、印尼海嘯、日本地震等等。從事電視新聞工作20年後轉入學術界。)

在香港做了20年的記者,相當幸運的,每一年都有機會採訪重大新聞,無論是香港本地,中國內地還是國際新聞。但我一直有一個遺憾,那就是20年來,身為記者,身在香港,卻從來沒有報導過維園的「六四」晚會,也沒有做過任何關於「六四」的新聞特輯。

這當然是由我所工作的媒體平台決定的。在香港註冊的鳳凰衛視,因為在內地落地播放,也就意味著和其他香港本地媒體相比,要犧牲一部分的言論空間。而在這片空間裡面,有些議題,比如西藏新疆問題,甚至是法輪功,偶爾都會有一些可操作的空間,作為被批判的議題。但是「六四」,卻是從過去到現在都是一個隻字都不能提起的禁區,足見在這個議題上,北京當局只有一個目標:讓「六四」徹底在公共空間中消失,徹底被公眾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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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中共竭力讓人遺忘「六四」

當局的這種努力是相當有效的,對於1989年之後出生,或者是在1989年還不懂事的一代人來說,一方面沒有絲毫關於「六四」的記憶,另一方面在中國內地,無法獲取相關訊息。於是這段歷史,對他們來說,就好像從來都沒有存在過。而有意思的是,這些年輕人的父母,或者家中的長輩,對於「六四」或多或少都有印象,甚至是參與者,但是絕大多數保持沉默,就好像他們的上一輩,對於文革,對於反右,同樣保持緘默,不和下一輩談起一樣。

A group of journalists supports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 in China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六四」天安門學生運動發生的時候,我是復旦大學一年級的學生,雖然也參加了一次又一次的學生遊行,和同學們一起募捐,但是身在上海,對於天安門廣場,對於北京的大學生們的動態,所知相當有限。唯一的消息來源是學校裡的廣播,學生領袖們每天會透過喇叭,向大家更新北京的事態發展。戒嚴部隊進入天安門廣場清場之後,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開始大量播放關於暴徒襲擊解放軍士兵的新聞。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電視畫面播放的,解放軍士兵被燒焦的屍體。

但是校園裡,甚至是家人之間,談論的都是另外一個版本:解放軍向無辜的學生們開槍。不少人甚至可以說出死者的名字。到底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們經歷了哪些?到底有多少無辜者死亡?這是我一直迫切想要知道的事情。那一年的夏天, 因為「六四」,學校提前放假,我來到深圳。作為一個剛剛起步的經濟特區,這裡的每一戶人家,都透過魚骨天線收看香港電視。居住在當地的朋友一家,收藏了所有報導「六四」的香港報紙,對於信息閉塞的我來說,這些報導,讓我看到的是一個另外的世界。

也因為這樣,我相當理解那些來自內地的年輕人,當他們來到香港或者其他訊息開放的地方,第一次接觸到那些被封鎖的訊息之後的震撼,以及困惑。因為當我在1989年的夏天來到深圳,面對那厚厚一疊報紙的時候,我和他們一樣的年紀,我和他們一樣的來自一個封閉社會。唯一不同的地方在於,我有參與其中,我因此擁有對這段歷史的記憶,也更有歸屬感。

這也就是每年維園燭光晚會,我和我的那些同樣來自內地,差不多年齡的朋友們,會心照不宣的去到銅鑼灣,就算沒有手拿蠟燭,但是就是在維園邊上站一站,對我們來說,也是一種努力,一種不想讓記憶消亡的努力。也因為這樣,我和我的那些朋友們,是如此的感念香港。

Hong Kong Tiananmen Anniversary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曾在社交媒體被禁言

雖然身為記者,我無法透過做供職的平台報導「六四」。但是身為一個在社交媒體上有些影響力的公眾人物,我一直嘗試,和更多人分享對於這份記憶的堅守,儘管不能直接了當,但是至少可以婉轉表達。只是,這樣的空間也在逐漸縮小。我還記得前年,因為一張維園上空的月光照,我的微博被禁言一星期。而最近一次,因為一張八十年代北京大學民主沙龍的照片,我被禁言半年。對於任何可能喚起人們記憶,或者是其他人好奇心的努力,當局都在竭力遏止。透過訊息審查和封鎖,讓相關資訊無法傳播;透過製造寒蟬效應,讓更多人保持沉默。

只是,只要人還可以自由的進出開放社會,那麼封閉社會中的努力,總是會遭到一些損耗。每年的維園燭光晚會,總會有一些從來沒有聽說過「六四」的內地遊客駐足,從傳播和社會運動的角度,一個議題能夠在公共空間被看見,本身就是基本和關鍵要素。也正是因為這樣,北京會如此嚴防死守,避免讓任何和「六四」有關,甚至是可能產生聯繫的文字,圖像和數字,出現在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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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EPA/達志影像

二十多年前,當我第一次來到香港,我還記得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觀看了卡瑪的紀錄片《天安門》。而之後,每當有「六四」當事人或者採訪者的書籍出版,我總是會找來,希望從不同角度的敘述中,構建一個相對完整的場景。我當然明白紀錄的重要,而這也正是記者這個職業的意義所在。

所幸在香港,課堂上還可以談論「六四」。而讓我有點點驚訝的是,來自內地的學生們,對於「六四」事件充滿了好奇。當我開始播放關於「六四」的紀錄片時,他們一個個是專注的。當他們看到屏幕上,傷者們血淋淋的場景,我能夠聽到一些嘆息,也能夠看到,一些學生,滿臉是那種覺得不可思議的表情。

也因為他們,我沒有那樣的悲觀:集體記憶是無法徹底抹去的,只要那些影像和文字存在,只要還有一些人願意不斷的重複講述 。

(本文摘錄自《我是記者——六四印記》)

書籍介紹

2019年是「六四」30周年。30年過去,不僅參與者暴亂惡名未洗刷、死難者沉冤未昭雪,更兼且當年事態日漸備受歪曲,或年輕人已無從瞭解事件經過。因此,當年曾身歷其境的記者,有責任將當日所見所聞、日後所思所感,再做一次紀錄,公諸於世,以為歷史見證。

2018年底,一批記者行家醞釀了這個再做紀錄的項目,得到香港記者協會的支持,並申請《人民不會忘記》基金資助,分別以文字和影像來做記述。項目邀請得30位曾直接採訪「六四」的記者拍攝短片講述「我的六四故事」;撰文者更達到60位,將會出版一本名為《我是記者 六四印記》的書,2019年6月中面世。

經過半年多的籌劃,影片系列「我是記者-我的六四故事, I am a journalist, my June 4 story」於5月5日正式啓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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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歐嘉俊
核稿編輯:鄭家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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