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智鴻:身為洗腎部主管醫生,我扮演的角色更像上帝

梁智鴻:身為洗腎部主管醫生,我扮演的角色更像上帝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外科是一門科學,但做手術卻是藝術——做決定的藝術、跟病人溝通的藝術、為病人及其家人建立信心的藝術,以及有條不紊地做手術的藝術。

文:梁智鴻

外科手術是既富挑戰性又要求嚴格的專科。手術程序可以令人身心俱疲——除了體力的付出,還承受着需在短時間內作出重大決定的精神壓力。如果外科醫生猶豫不決,可能令病人賠上性命,這是生死攸關的事情。你在深思熟慮之後作出決定,無論結果如何,絕不言悔。久而久之,你發現自己變得愈來愈堅強果斷。

在我學醫的年代,見習外科醫生要吃的苦頭不少,沒有「標準工時」,更沒有人會提到「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所謂下班時間,就是當你完成手頭上所有工作和處理好病人投訴的時候。我隸屬的外科部門只有我和梁雅達(A. E. J. van Langenberg)兩個醫生主理,卻要診治多達200位病人。我忙到連到理髮店的時間也沒有。

病房巡診由早上八點開始至早上十點前結束。之後,教授通常會到遊艇會揚帆出海,而高級醫生則趕赴私家醫院做手術。我們二人要負責部門的所有病人,以及急症室接收的病人。

若教授和高級醫生要做手術,我們其中一個會從旁協助,另一個則會為接受手術的病人做好準備。

雖然忙得不可開交,但我與其他人一樣從無怨言。我選擇外科為終身事業,是因為聽到內心的召喚。外科是一門科學,但做手術卻是藝術——做決定的藝術、跟病人溝通的藝術、為病人及其家人建立信心的藝術,以及有條不紊地做手術的藝術。

既然是藝術,便要多看多做,以收工多藝熟之效。在我實習期間,一名外科部主管的愛徒揚言只需45鐘就可以把病人的胃部切除。當時外科部主管聽到,對他說:「這有甚麼了不起?一隻有足夠訓練的猴子也做得到!」

誠然,優秀的外科醫生除了嫻熟的技術,還有思考和創新的能力。由來已久、行之有效的外科技術固然重要,但醫治病人的方法必須與時俱進,更要考慮他們的特殊需要與文化差異。外科醫生應抱持開放的態度,幫助病人盡快回復正常生活。

醫治小便出血的膀胱癌就是一例。最初,這個病徵往往被診斷為泌尿道感染,只需服抗生素,病情的嚴重性因而受到忽略。到病情惡化,癌症已到末期,必須把膀胱切除。

這亦表示病人體內再沒有容器盛載尿液,尿液需經身體下半部穿孔排出。由於尿液會弄髒衣服,病人的身體會發出異味。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這類病人飽受歧視。他們往往寧願讓病情惡化,也不肯接受手術,成為社會的邊緣人。

可以用身體其他的中空器官重建膀胱嗎?我們試過用大腸的一節,但效果未如理想。因為它的收縮力有限,導致尿流不足。此外,它製造大量黏液,妨礙尿液排出;更會吸收尿液裏的酸性物質,令病人有酸中毒的長期風險。大腸既然有這麼多問題,胃部又如何?技術上可行嗎?

胃部有一道厚的肌肉牆,所以收縮力強。胃的上部製造大量酸性,可能刺激尿道,甚至令其表皮脫落。所以,胃的下部(胃竇)可能比較適合。

雖然當時醫院並沒有成立倫理委員會,但也不可能用病人做「白老鼠」。為證實這種方法可行,我遂用狗隻進行實驗。愛護狗隻和關注動物權益的人士可以放心,狗隻在手術過程中皆按照嚴謹的程序被麻醉。不過,我必須承認,我使用的實驗室設備簡陋,日間只有一個技術人員當值。晚上,我經常在出席社交活動之後,衣冠楚楚地趕回實驗室,為我「珍貴的」狗隻提供手術後的護理,例如皮下注水和用管導尿。

實驗成功,我們的努力得到回報。我們發現,較之其他中空器官,胃部有很多優點。手術在技術上可行,胃部肌肉的收縮力令排尿暢順。狗隻接受手術後並無不適,牠的尿液含輕度酸性,有效抵銷細菌滋生。

之後,我開始為膀胱被切除的癌症病人做這個手術。

全球第一

手術非常成功,後來更運用於那些膀胱因泌尿系統結核而收縮到只有一支頂針大小的病人身上。這個病況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頗為普遍,今天,這個手術以「擴大膀胱術」的名稱為人所知。

今天膀胱結核的情況非常罕見,但長期吸食氯胺酮會引起相同的併發症,也同樣可以用「擴大膀胱術」處理。

你發明或改良了一種手術,卻不會為其申請專利。剛剛相反,你希望愈多人得益愈好。這是學術外科的可敬之處。如果你在外科手術上的發明或創新有真正的科學價值,你可以發而為文,然後將文章投稿到重要的醫學期刊。倘若醫學期刊發表你的文章,著名的醫學機構會留意到並加以表彰。

擴大膀胱術被視為技術和科研的突破。我因此獲英國皇家外科學院任命為亨特講座教授(Hunterian Professor),應邀飛往倫敦以教授身份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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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皇家外科學院演講

這是莫大的榮譽,也同時令我大開眼界。當天我在位於倫敦市中心霍爾本的英國皇家外科學院,由三位穿着整套學位袍的「智者」帶領,步入學院的Edward Lumley Hall。三位智者分別是學院的院長、高級副院長和教務長。我發表演說時,他們一臉嚴肅地坐在觀眾席第一行。演說完畢,三人帶我到院長室。我在那裏獲贈一杯雪利酒,以及一張一鎊一先令的支票。

令我最感自豪的,是成為史上首個在香港出生的華人,以及第一個香港大學畢業生獲此殊榮。

複雜的手術可能會導致短暫的腎功能衰竭。在腎功能恢復前,醫生要用洗腎機協助病人排出新陳代謝中產生的有毒廢物。1963年,得到扶輪社捐助,瑪麗醫院得以為它的外科部門購置一部洗腎機;而我亦成為香港史上成立和管理洗腎部的第一人。這個單位在余宇康教授的協助下其後擴展到為慢性腎衰竭病人提供慢性透析服務。

醫生的天職是拯救生命,但身為透析(洗腎)部主管,我扮演的角色更像上帝。一個末期腎衰竭病人每週要洗腎兩至三次。接收其中一個病人,意味着要把很多其他病人拒諸門外。

問題是誰人應該得到洗腎的「優待」。這是艱難的決定。試想像以下情況:兩個患腎衰竭的病人同時前來求診,由於設備所限,我們只能接收其中一人。病人的生死決定在你的一念之間,你可以是他的「再生父母」,也可以是他的「劊子手」。再想像一下:35歲的病人甲養家糊口,妻子三個月前剛誕下男嬰。50歲的病人乙單身,沒有家庭責任。兩人皆在經濟上對社會有貢獻,但我們只能多收一個病人。你會怎樣抉擇?

你當然可以要求多添置一部洗腎機,但瓶頸的情況總會出現。有多少部洗腎機也好,也不會及得上病人那麼多。你可以做的是咬緊牙關,盡你所能作出負責、明智和公平的決定。事實可能證明,你的判斷有誤,或者有人不悅;但你問心無愧,可以睡得安寧。

外科手術的發展不會停步,因此外科醫生也要努力不懈,為病人提供更好的治療。

1954年,換腎手術成功的消息為我們揭開了全新一頁。此後,我們可以治理更多腎功能失常的病人,給他們一個全新的、功能正常的腎臟,讓他們過更好的生活。病人再不用每週洗腎二至三次(每次四至五小時)。現在他們可以如常生活,到哪裏去也無需「一機同行」。

換腎手術對我們全然陌生,於是我們又回到動物實驗室,用狗來做試驗,以改進我們的技術。

在1969年,如果有人告訴你,你會是香港第一個接受換腎手術的人,你會興奮莫名,還是憂心忡忡?你會否懷疑自己是「白老鼠」,擔心手術會出問題?新的腎臟功能會否正常?手術後是否可以過正常生活?更糟糕的是,你根本無法知道手術何時進行——一切皆取決於捐腎者。在那個手提電話尚未發明的年代,你為了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不得不經常待在家中的固網電話附近。一找到有可能的捐贈者就立即趕到醫院,卻往往由於其家人反對而空歡喜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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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洗腎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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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腎病人

對捐贈者的家人也是困難的決定。設身處地為他們想想︰女兒早上喜孜孜出門,還說會回家吃晚飯。中午時分,警方卻通知你,女兒遇到交通意外,正在醫院搶救,情況危殆。你趕到醫院,醫生告訴你他們無能為力。你苦苦哀求,就在你陷於絕望之際,一羣醫生走過來,問你是否願意在女兒死後把她的腎臟捐出來,救另一個人的生命。你失控大叫︰「我關心的只是我女兒的生命!」那一刻,你禁不住想,這些醫生乘人之危,他們既然想要你女兒的腎臟,又怎會盡力拯救她的生命?

醫生的處境同樣難堪。為病人成功換腎也許是值得引以為傲的成就,但對做移植手術的醫生來說,捐腎者的至親同意捐贈才是挑戰的開始。上世紀六十年代,社會大眾不當腦死亡為真正死亡,醫生要待病人的心臟停止跳動後才可切除他的腎臟。

問題是心臟一旦停止跳動,供應給身體器官的血液亦會停止,器官在短時間內就會受損。換言之,醫生必須打醒精神,一刻也不得離開捐贈者。捐贈者的心臟一停止跳動,醫生就要馬上為其進行心肺復甦法,更一刻也不能停下來,直至把捐贈者推進手術室、把其腎臟切除和處理好為止。這一切,都是在捐贈者家屬在場目擊的情況下進行,過程足以令人心力交瘁。

可是,當醫生把血管縫合起來,鬆開鉗子一刻,那種亢奮、愉悅和滿足,是無可比擬的。捐贈者的腎臟慢慢變成粉紅色,手術室的所有人,包括外科醫生、助手、麻醉師、擦手護士和流動護士,都屏息以待。五分鐘後,見到捐贈者的輸尿管開始蠕動,第一滴尿液排出來,象徵新生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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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港大醫學院同學

1969年1月8日是香港醫學史上重要的一天。當天香港大學外科部在瑪麗醫院成功進行了本地首宗換腎手術,我是手術團隊的一員。

我們收到指示要保持低調。外科學系系主任王源美教授叮囑我們,不要宣揚此事。我們遵從指示,不發一聲。一如所料,王教授以系主任的身份在手術翌日早上召開記者會。以下節錄自瑪麗醫院當天的新聞稿:

昨天晚上,瑪麗醫院成功進行了一宗腎臟移植手術。接受腎臟移植的病人姓吳,自1968年9月在本院留醫。

捐出腎臟的19歲女孩昨天離世,此事得到她父母同意,並以書面作實。

既有成功的先例,對器官移植手術的興趣自然大增。爭取器官捐贈的「長期鬥爭」亦揭開序幕。為此,我創立了香港腎臟學會及香港腎臟基金會。

醫學界磨拳擦掌,想進行更多腎臟移植手術。畢竟洗腎只能活命,換腎才可令病人重過正常生活。可惜市民大眾不是這樣想。

市民對捐贈器官抗拒,這種心態不難理解︰

  • 根據傳統的迷信觀念,死無全屍的人會被打進第七層地獄;
  • 很多人以為一旦同意死後捐贈器官,遇到意外便不會得到醫務人員全力搶救。

這些錯誤觀念只能通過教育糾正。我們展開全港宣傳運動,呼籲市民把簽署好的捐腎卡放入銀包隨身攜帶。可是,市民的反應並不熱烈。

新加坡、西班牙和北歐多國的經驗顯示,實施「選擇不捐贈器官制」能大幅增加屍體器官的捐贈。在此制度下,除非簽字反對,否則所有人皆被當成願意在死後捐出器官。「選擇不捐贈器官制」的意思,就是在有生之年的任何時候有權說不,選擇不捐贈自己身上的器官。

為使這個制度更廣為人知及測試公眾反應,我在立法局提出就此議題進行辯論。出乎我意料之外,制度遭到多方反對,原因是它違反人權。

這令我百思不解。既然說不的權利與你常在,違反人權的指控如何成立?

以新加坡為例,實施「選擇不捐贈器官制」之後,願意捐贈器官的市民大增。他們心想,既然總是可以選擇不捐贈,又何妨選擇捐贈?

後來,有關捐贈和移植肝臟與心臟等器官的成功個案愈來愈多。影響所及,政府與扶輪社和香港腎臟基金會等民間組織紛紛展開器官捐贈運動。可惜市民的反應仍然差強人意,原因有二:

  • 這些運動缺乏可持續性;
  • 資料顯示,活體捐贈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頗低,而病人的家人和善心人往往願意幫忙,特別是捐贈肝臟作移植用途。

近來「選擇不捐贈器官制」再被熱議。今天比以前更政治化,甚至泛政治化的社會能否心平氣和地討論這個議題,並不樂觀。

法律是器官捐贈另一個要克服的障礙。有意捐贈器官的人即使早已把所需文件簽好,也未必能如願以償。在法律上,人死後的遺體屬其至親所有;而其至親不一定會遵從他/她的遺願。是故,有意在死後捐出器官的人必須將其意願清楚告訴至親,並囑咐他們必須遵從。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理性的呼喚──從手術室到社會大舞台》,商務印書館
作者:梁智鴻

內容簡介:

前醫管局主席梁智鴻首度出書剖白心路歷程。

參與公職、服務社會超過三十年的梁智鴻醫生,每當香港市民有需要時,他總會隨時候命。

他服務大眾的強烈意志,把他從手術室推上社會大舞台,他先後擔任立法會(局)醫學界功能界別議員、醫院管理局主席、行政會議成員、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及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在不同層面理性行事,貢獻自己的專長。

梁醫生首次回顧自己多年的專業及公共服務生涯,從中反映香港的轉變。他披露本地醫療制度運作及重大醫學成就背後的種種內情,並加上個人評論分析。

熱心的梁醫生,在書中亦討論一些一直困擾香港的社會及醫療問題,以及當中的機遇。這本書不是自傳,而是一本回顧香港歷史及反思未來發展的著作。

1883__理性的呼喚—從手術室到社會大舞台__書封

責任編輯:歐嘉俊
核稿編輯:鄭家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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