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岡城故事》中,身分偏見令人不被相信的「證言不正義」

《梅岡城故事》中,身分偏見令人不被相信的「證言不正義」
To Kill a Mockingbird 劇照 © 1962 Universal Pictures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梅岡城故事》的審判過程中,證據的力量與種族偏見的力量直接交手,而清一色白人組成的陪審團所做出的判決最終屈服於後者。

文:米蘭達.弗里克(Miranda Fricker)

這個例子來自哈波.李(Harper Lee)所著的《梅岡城故事》(To Kill a Mockingbird)。小說的場景是在1935年阿拉巴州馬州梅岡郡(Maycomb County, Alabama)的法庭上。一個名叫湯姆.羅賓遜(Tom Robinson)的年輕黑人被控強姦白人女孩梅耶拉.艾薇(Mayella Ewell)。女孩住在黑白種族隔離區邊界的郊區,湯姆每天上班途中都會經過這棟房子。

對於讀者以及在法庭上任何無預設立場的人來說,湯姆.羅賓遜很明顯完全是無辜的。說話進退有據的被告辯護律師阿提克斯.芬奇(Atticus U-Finch)已經證明湯姆無法毆打艾薇並造成她受害當天留下的傷口和瘀青,因為無論是誰毆打她,這人一定是左撇子,但是湯姆小時候因機械事故受傷造成左臂殘廢。

證據與種族偏見的交戰

審判過程中,證據的力量與種族偏見的力量直接交手,而清一色白人組成的陪審團所做出的判決最終屈服於後者。相形之下,場景中呈現的心理過程卻很細膩。作為一名發言者,湯姆如何被陪審團所認識,這個過程中有著相當複雜的社會意涵在運作。在一名黑人和一名可憐白人女孩的證詞攻防戰中,法庭的氣氛瀰漫種種種族政治下可做跟不可做的事情。要在這樣的氛圍下陳述事實,對湯姆來說是步步危機。因為如果他出言反駁白人女孩,他將被視為一名無禮又撒謊的黑人。然而,如果他沒有公開梅耶拉試圖親吻他的事實(這才是真正發生的事),那他更可能被判刑。

這種論述困境反映了在命中注定的那日,當梅耶拉在家中伸手抓他時他所面臨的實際困境。如果他推開她,人們會認為他侮辱她;然而,如果他保持被動,同樣會視為是種侮辱。因此,他所能採取最中立的行動是拔腿就逃,儘管他知道逃跑也會被視為是種犯罪的表現。吉爾默先生(Mr. Gilmer)質問湯姆時,就十足抱持著他逃跑就意味著他有罪的看法:

「……你為什麼跑這麼快?」
「我說了我那時很害怕。」
「如果你沒有良心不安,你為什麼害怕?」

看起來似乎梅岡城的黑人男性只要逃跑就會被牽連有罪。同樣地,他在法庭上也不能完全吐實,因為他的話可能不被採信。例如,在法庭審訊期間的關鍵時刻,湯姆犯了一個錯誤,他誠實地說出他在梅耶拉家中逗留,是出於善意幫她打雜。如同整個故事一樣,這個場景是從阿迪克斯.芬奇的小女兒思葛(Scout)的角度來記述,她和她的哥哥傑姆(Jem)一起偷偷從「有色人種專席」那裡監聽審判過程。檢察官吉爾默先生設下圈套抹黑湯姆:

「你為什麼這麼想替那女人打雜?」
湯姆.羅賓遜猶豫地想著如何回答 。
「看起來好像沒有人幫她,就像我說的那樣……」
……吉爾默先生冷酷地對陪審團微笑。「這麼說來,你是一個大好人,你做這一切都分文未取吧?」
「是的,好吧。我可憐她,她比她家的其他人要多做很多事。」
「你可憐她,你可憐她?」吉爾默先生激動到像是要衝到天花板。

證人這時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在椅子上不安地移動。但傷害已經造成。坐在我們下方的聽眾沒有人喜歡湯姆.羅賓遜的回答。吉爾默先生停頓了很長一段時間,好讓大家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

作者在這裡所討論的「傷害」,是指白人陪審團先前基於人性,對黑人證人所抱持的認知信任被傷害。如果你身為黑人卻同情一名白人,那麼,這樣的憐憫是不被允許擁有的情緒。根植於白人優越教條的種族意識形態脈絡下,尋常人類同情心的基本道德感在白人眼中已經變調,因而此處它被解讀是黑人自我感覺優越的指標。黑人不被允許感到比任何白人優越,無論她的生活有多困難或孤單。

湯姆.羅賓遜公開表達他的感受致使事態擴大,這對法律正義和其所依據的知識正義帶來嚴重後果。這場審判是黑人與白人女孩(或是她那上告法院的父親)兩造證詞間的零和競爭(zero-sum contest),而要陪審團中有人對黑人持有認知信任而去懷疑白人女孩的證詞,就心理上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湯姆出於憐憫對一名白人女孩展現同情心,這點只會加劇這種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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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To Kill a Mockingbird (1962), World History Archive / Newscom / 達志影像

結果證明,陪審團成員堅持他們對被告所持的偏見,而這類偏見主要來自當時的種族刻板印象。阿提克斯.芬奇對陪審團提出的挑戰,要他們設法不受這類刻板印象的影響;他要免除一種惡劣的「假設」——亦即「所有黑人都說謊,所有黑人基本上都是不道德的,所有黑人男性接近我們的女人時,我們都不能相信」。但是到了判決的時候,陪審員受偏見左右,對發言者自發性地產生不信任感。他們判定他有罪。

我們詮釋這部小說時,重點在於指出陪審團確實認定被告有罪;也就是說,陪審團並不是私底下覺得被告無辜,卻憤世嫉俗地無論如何都要判他有罪。如果是後者,他們可能心態上還帶點不確定性。關鍵在於陪審團真的無法承擔阿提克斯.芬奇在結辯時所提出的「責任」:

「……以上帝之名,盡你的責任。」
阿迪克斯降低音量了,當他轉過身去背對陪審團時,他說了些話我沒聽到。他講給自己聽的成分多於說給法庭聽。我打了傑姆一下。
「他說什麼?」
「『以上帝之名,相信他』,我想他是這麼說的。」

芬奇力圖讓陪審團明白,他們有責任相信湯姆.羅賓遜,這點支持我如何解讀陪審團的心態。芬奇顯然認為,需要力勸陪審團做出認知上的正確判斷。陪審團不該只著眼自身的道德和法律義務,他們只能在認定被告確實犯罪的情況下做出有罪判決,因為他知道心理層面根深蒂固的偏見會影響陪審團的判斷力。

當他們真的作出有罪判決時,這證明他們沒有盡到責任根據證據作出正當的證言判決。正如阿迪克斯.芬奇所擔心的那樣, 他們失敗了,無法盡責去相信湯姆.羅賓遜。面對眼前的證據, 他們墨守社會對羅賓遜作為發言者所持的偏見,立即導致重大的認知過失,以及後果嚴重的道德疏失。事情後來的發展是,湯姆.羅賓遜沒能活到繼續提出任何上訴。身為讀者的我們被告知,後來當他在守衛面前試圖攀越圍欄逃獄時,守衛從背後射殺他。

系統性的偏見

或許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帶有仇恨偏見的意識形態,也不會只是透過明確的仇恨思想和談話加以維持,而是藉由相形之下幾乎不會讓人感到不快的日常生活刻板印象持續下去。貫穿本書的主旋律是相形之下較不顯眼的認知可靠度議題,輕輕地回應最終導致湯姆.羅賓遜被殺的嚴重種族主義排擠。我們可以在下面例子中觀察到這一點:思葛與她的家庭朋友,同時也是鄰居的茉笛小姐(Maudie)談論到隱居的神秘年輕男子布.拉德利(Boo Radley,又被稱作亞瑟先生)。有關於布.拉德利的可怕故事比比皆是,孩子們從不倦於想像發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思葛向茉笛小姐詢問關於他的事:

「你認為那些是真的嗎?他們所說的關於布……亞瑟先生的那些事?」
「什麼事情?」
思葛告訴她了。
「這些事有四分之三是黑人說的,有四分之一是史蒂芬妮.克勞福德(Stephanie Crawford)說的。」莫迪小姐嚴厲地說道。

身處白人自然而然會將「有色人種」與不負責任的八卦聯想在一起的文化中(即使具有獨立思考的精神,好比回答思葛問題的茉笛小姐),不難想像這種相對鬆散的意識形態如何支持著更為嚴苛而直接的不正義,削弱黑人的認知可靠度(epistemic trustworthiness)。雖然這類較不起眼的態度可能不帶任何仇恨, 但它仍然可能是整個仇恨意識形態的重要元素。

湯姆.羅賓遜的案例是個極端例子,呈現我想以哲學刻劃的證言不正義(testimonial injustice)。透過簡述故事的方式,或許可以讓我們捕捉到當中帶有偏見的可信度貶損 (prejudicial credibility deficit)的面相。但是雖然這可以作為證言不正義的一般性定義,卻沒點出湯姆遭受的那種證言不正義的重要特色。有各種各樣可能導致可信度貶損的偏見,但所造成的證言不正義其影響範圍極為有限,因此缺乏如湯姆.羅賓遜的例子所明顯具有的任何結構性社會意義。

設想(在此我改寫某位科學家提供的例子)一個科學期刊的評審小組,他們對某種研究方法持有武斷的偏見。想要投稿的人可能合理地抱怨那些根據不受歡迎的方法提出假設的作者,其可信度會因評審偏見而大打折扣。因此,偏見就導致了真正的證言不正義(寫作是提出證言的一種媒介)。儘管這種證言不正義可能嚴重影響潛在投稿人的職業生涯,甚至是科學的進步,但是讓我們假設它對事主生命的影響範圍只在這個特定的領域;也就是說,偏見(在此指針對某種科學方法的偏見)並不會致使主體因而易於受到任何其他形式的不正義(如法律、經濟、政治)的影響。我們可以說這裡產生的證言不正義是相對較小的(incidental)。

相比之下,透過共同偏見與其他形式的不公正相連的證言不正義,可以稱為是系統性的(systematic)。因此,造成系統性證言不正義的不單只是偏見,還特別指在各種不同社會活動中「如影隨形」依附主體的偏見——經濟、教育、專業、性別、法律、政治、宗教等等。被偏見「盯上」使人不僅容易受到證言不正義的影響,也容易受到各種不公正的影響,因此當這種偏見造成證言不正義時,會與其他類型的實際或潛在性不公正有系統地聯繫在一起。顯然,湯姆.羅賓遜所蒙受的是系統性的證言不正義, 因為種族偏見使他承受證言不正義之外的許多不公平。系統性的證言不正義構成了我們的重要案例——其重要性在於引領我們關注知識不正義該如何融入範圍更廣的社會正義模式。

身分偏見

會這般如影隨形的偏見,其主要類型(或者該說就是唯一的類型?)是與社會身分相關的偏見。讓我們稱這種偏見為身分偏見(identity prejudice)。這種偏見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負面的,亦即根據社會身分的某類特徵偏頗地贊成或反對他人。不過,既然我們的興趣是探討可信度貶損而非可信度過高,在此重點將擺在負面的身分偏見上(事實上,我傾向於使用「身分偏見」作為「負面身分偏見」的簡稱)。影響聽眾判斷可信度的身分偏見,是種身分權力的運作。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身分偏見足以影響一方或多方控制發話方所為——例如,不允許對方傳達知識——這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所涉入的社會身分承載何種集體概念。

在我們所舉的《梅岡城故事》例子中,陪審團以這種方式行使種族身分權力,因為他們對湯姆.羅賓遜做出了讓人氣餒的可信度判斷,使其無法傳達他對艾薇家中所發生事情的瞭解。這是身分權力在法庭中主要的運作方式,湯姆的命運因此被定奪;不過這當然不是故事的全貌,因為吉爾默先生簡單而有效的起訴策略,對於這種身分權力的運作也起推波助瀾之功:他訴諸在黑人身上常見的負面集體想像。吉爾默蓄意操控陪審團,陪審團顯然也接著控制了湯姆.羅賓遜,拒絕接受他傳達的知識。

憑藉身分偏見和系統性的概念,在證言不正義的重要案例上,我們現在能夠提出更為精準的特性,也就是其系統性。這是指發言者承受這類的證言不正義的充分必要條件,是聽眾因為身分偏見而認定發言者可信度貶損;因此證言不正義的核心是身分偏見所造成的可信度貶損。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可能的例外情況;也就是說,人們可以想像身分偏見所造成的可信度貶損,也有可能不是系統性的證言不正義所導致,這種情況就不構成我們的重要案例。

試想以下情況(我從一位科學哲學家那裡聽來的軼事)。有一個由科學研究者和部分科學史學家主導的大型國際會議,只有少數科學哲學家與會。很明顯地,大多數的其他代表都認為科學哲學家與科學的實際發展脫節,以致我們可以直白地說,後者受到了學術界的蔑視。在這種情況下,似乎單單只是被套上「科學哲學家」這個身分類別,就會使人成為象牙塔裡的學者,發言也成了空洞推論而被摒棄。這確實是身分偏見造成可信度貶損的案例。然而,此處的證言不正義因為不具系統性,所以不足以成為我們討論的重要案例。儘管這是一種身分偏見,但它並不涉及導致偏見如影隨形的廣義身分類別;相反地,它的社會意義被高度局限於故事中所描述的特定會議脈絡中。因此,它產生的只是偶然的證言不正義。

被歸類為相對較小(不涉及其他重大價值)的證言不正義, 也有其不容低估的倫理內涵。它們所導致的偏見與不正義雖然影響有限,但也可能會為主體招來大禍,特別是如果它們一再發生致使不正義的狀況持續存在。設想一個實際的脈絡,不公正情事發生在對當事人的人生至關重要的規劃、專業領域或是其他方面,那麼偶然的不正義積累下來也可能造成生活的分崩離析。從形式更廣泛的社會正義角度出發,只有系統性證言不正義才是值得關注的重點,這就是系統性概念的重要之處。「持續發生」標示證言不正義在歷時面向上的嚴重程度和重要性。而「系統性」則是共時面向的特色。

情況最為嚴重的證言不正義形式,是既持續發生又具有系統性特質的,這就是湯姆.羅賓遜身處的狀況, 社會偏見在各方面不斷地貶低他的發言,並且阻礙他在生活中尋求正義。相較之下,既非持續發生也非系統性的證言不正義情況,總體來看不太可能造成過於不利的影響。一般而言,系統性的不正義比較可能持續發生,因為當中涉及的偏見如影隨形,並帶有社會身分想像概念,後者很可能就是社會想像持久的面向。

既然我已經確認我們的重要案例是系統性的證言不正義,現在讓我們進一步探討身分偏見如何涉入並影響論述交流。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探討聽眾所持有的刻板印象如何影響他判斷發言者的可信度。

相關書摘 ►《知識的不正義》推薦序:「以人廢言」的證言不正義,「無語可表」的詮釋不正義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知識的不正義:偏見和缺乏理解,如何造成不公平?》,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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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米蘭達.弗里克(Miranda Fricker)
譯者:黃珮玲

不正義的另一種面貌
貶低一個人的人性,
並且剝奪一個人的力量的最好方法,
就是剝奪他的發言權

正義是哲學裡面最古老、最核心的主題,人們總以為只要了解正義是什麼,便能以否定的方式來理解所謂的不正義。然而,本書作者弗里克透過揭示認知活動的倫理向度,將焦點從正義轉向了不正義,藉由不正義開展的空間,更深刻反思正義是什麼。

在不正義的範疇中,除了女性和少數群體所面臨的社會或政治不正義之外,還存在著一種獨特的認知類型的不正義,叫做知識的不正義。

這種不正義又分成兩類。

證言不正義:我們常因一個人的身分,而貶低了他話語的可信度,這樣是對那人作為一個「認知者」的不尊重和傷害,更會產生不正義的後果,比方說那人無法伸冤。常見例子是兒童對於性騷擾的指控常遭大人漠視,或是警察因為你是黑人而不予採信你的證詞。在無法伸冤下,他們往往會繼續被騷擾或欺壓,因此可能懷疑自我的價值,認為自己低人一等,不值得被人所相信。

書中舉了哈波.李(Harper Lee)所著的《梅岡城故事》(To Kill a Mockingbird)為例說明。小說場景發生在1935年阿拉巴州馬州梅岡郡的法庭上。一個年輕黑人被控強姦白人女孩。儘管被告辯護律師已證明,年輕黑人湯姆無法毆打這女孩並造成她受害當天留下的傷口,但審判過程中,證據的力量與種族偏見的力量直接交手,清一色白人組成的陪審團所做出的判決最終屈服於後者。

小說場景呈現了作為一名發言者,湯姆如何被陪審團所認識,這個過程中有著相當複雜的社會意涵在運作。最終,陪審團成員堅持他們對被告所持的偏見,而這類偏見主要來自當時的種族刻板印象。

詮釋不正義:是指我們受了冒犯或者經歷痛苦,但因為集體詮釋資源的差距導致的認知劣勢,以致我們不屬於社會關注的團體,對相關經驗的語言甚至概念都還未形成,於是我們受苦但講不出來,講了別人也聽不懂,甚至有時自己也不太能理解。比如說,年幼的房思琪被補習班老師性侵,深感困擾,卻無法明確了解自身的經驗,而誤以為是愛情。又如一個人若不瞭解醫療相關用語與自己的身體器官部位,去看病時完全無法跟醫生溝通,就可能在很危急的狀況下,卻不理解自己情況危急。

書中以埃德蒙・懷特(Edmund White)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成長故事的自傳體小說《一個男孩的故事》(A Boy’s Own Story),呈現了在當時的詮釋資源下,一個男孩以扭曲方式理解自己的慾望,而覺得自己不正常。由於當時集體社會對於同性戀的理解如此強大,而個人經驗卻是如此孤獨和不明確,導致他覺得自己的欲望很可恥。

這本開創性的著作為這兩種知識的不正義清楚定義和命名,帶給我們的深層啟蒙。這本哲學界的重要著作,將有助於社會各界提升理解彼此的能力,並重視不正義的認知歧見,並消弭社會偏見,深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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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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