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抗,故我們存在》:卡繆作品中的「死亡」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卡繆作品中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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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卡繆高貴之處在於他勇於替受難者發言。每個人面對終有一死,何嘗不是「受難者」。然而,他卻用畢生心血、高超的藝術手法,寫出部部充滿血淚的作品。他也鼓舞我們要效法薛西弗斯,要活得喜悅,活得幸福! 

文:吳錫德

卡繆作品中的「死亡」

「我們對於死亡的事情知道得太少了,這點一直讓我感到很訝異。」

——〈賈米拉的風〉(“Le vent à Djémila”, 1939) 

卡繆在他著名的哲學論述《薛西弗斯的神話》(一九四二)開宗明義就說:「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便是自殺。判斷人生值不值得,等於回答了哲學的根本問題。」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散文集《反與正》中的一篇〈靈魂的死亡〉(La mort dans l’âme)裡,卡繆就以「我」的出發點去思忖「死」的議題:儘管生命有多麼的荒謬,生活有多麼的疏離,人還是要坦然面對死亡。他甚至呼籲:人若要和諧,就必須甚至在他的靈魂深處,接受「死亡」就伴隨人們。

死亡的經歷

卡繆可說是法國作家中,最大量議論到「死亡」議題的作家。他的每部作品、哲學論述、戲劇劇本,甚至許多評論文,都會有涉及到「死亡」的議題。有可能是因為他在十七歲那年就感染了肺結核,這種病在當時並無特效藥,也就是終其一生,卡繆都必須與病魔對抗,數度瀕臨死亡威脅,多次進出療養院接受治療。其次,卡繆本身為戰爭孤兒,他的父親在他出生不到二歲,便在一次大戰中為國捐軀,戰死沙場。而卡繆所處的時代也是歐洲最殺戮的年代。單單法國,在一次大戰就死了一五○萬人,二次大戰也死了六十到七十萬人。他自己也因為加入抗德地下組織而一直受到死亡的威脅,或者從此與至親好友天人永隔。

基本上,卡繆是反對暴力式死亡,不過在法國光復後不久展開的肅清(一九四四年九月-一九四五年)活動中,他一度力主將部分通敵的知識份子正法。因為法國承受四年多的死亡及羞辱,都是這批人造成的。不過隔年(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他便公開同意莫里亞克的觀點,後者之前與他唱反調,主張以德報怨,寬恕他(她)們。甚至在戰後,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中,以他重量級意見領袖的聲望數度站上火線,替遭到逮捕處死的阿拉伯籍領袖說項,當中有幾位也因此免於受難,但最後,他自己反倒是無法安詳地接受死亡。一九六○年一月,一向不欣賞快速及汽車的他,接受好友伽利瑪出版社的少東米榭爾・伽利瑪(Michel Gallimard)的邀請,一起搭乘後者的跑車北上巴黎。中途因失速撞樹而猝死!

死亡的思考

卡繆藉由作品大量表達他對「死亡」議題的反思,甚內容可分成三項,第一是從《反與正》(一九三七)、《卡利古拉》(一九四四)及《鼠疫》(一九四七)三項作品展開的形而上的反思;第二是從《異鄉人》(一九四二)及〈關於斷頭台的思考〉(一九五七)所做的社會的反思,例如:在《異鄉人》中,主要傳達的是人或多或少都是無辜的,以及在〈關於斷頭台的思考〉這篇論述文(後來單獨出單行本)主要辯證的是要從法律上廢除死刑;第三是從《札記》(一九三五-一九五九)、《幸福的死亡》(一九三六-一九三八)、《薛西弗斯的神話》(一九四二)和《反抗者》(一九五一)所進行的哲學的反思,例如 :在《札記》中,他提到唯一可能的自由就是面對死亡的自由。他一向主張人們應該正視死亡。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強調人應該勇敢活在當下,不准自殺。卡繆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發表於《戰鬥報》(Combat)的社論〈不做受害者,也不當劊子手〉(Ni victimes ni bourreaux)中,主要強調拒絕讓殺人變成合法的事情,而這裡的殺人就是指處死別人。

這些論述的發展,我們也可以從卡繆死後才出版的《幸福的死亡》(一九七一年)一書中找到相關的端倪。這本在他生前未予出版的小說,一向被視為著名《異鄉人》的胚型,是在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間醞釀成形的作品。由於周遭讀過的好友都持保留態度,包括批評它:部分情節過於超現實,調性不一,結構不勻稱,人物的信度不足等等,逼得卡繆重作思考,也經過幾次改寫,最後還是決定將之束之高閣,直到死後才得以問世。該書議論兩種「死亡」:「自然的死亡」與「意識的死亡」。描述一名年輕男子謀財害命及逃亡的歷程,最後坦然面對判決的過程。另一個主題則是探討何者為「幸福」(即:活著的幸福為何物)?而這兩個主題交錯論述,遂成了卡繆日後作品的基調。

在悲劇劇本《卡里古拉》中,「死亡」幾乎就是唯一的主題,暴君卡里古拉(Ga ligula)抱著死在他懷裡的至愛(與他亂倫的妹妹),才真正體會到「死亡」是如此真實又簡單的事。但之後這位暴君卻得出結論,既然人都有一死,何不由我來決定誰該死,而玩起濫殺的死亡遊戲。在《反與正》中,卡繆申論到「人終將一死,但他並不幸福。」又說:「大勇者就是敢於睜眼面對光明及死亡的人。」卡繆接著在《鼠疫》一書裡辯證,他舉了無辜的孩童卻因染上黑死病而死,表達他由衷的憤慨。當神父帕納盧向孤苦無告的居民說道:「大家要全心信仰(上帝)吧,不要反而全盤否認祂!」主角醫生里厄駁斥道:「連孩童都遭此凌遲至死,我至死都不會喜歡這個造物者!」

在社會的反思上,可說具體呈現在他於一九五七年刊載在《新法蘭西雜誌》(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的論文〈關於斷頭台的思考〉(Réglexions sur la guillotine)裡。這篇擲地有聲的論述同時具有當代性,議題涉及政治性。卷首就先敘說源於從未謀面的父親的一段親身經歷:

在一九一四年戰爭之前不久,一個殺人犯在阿爾及利亞被判死刑,其犯罪事實特別使人憤慨(他殺了一個農民的全家,包括他們的孩子)。此人是一個農業工人,他是在一種極度狂熱中行兇殺人的,尤其嚴重的是,在殺人之後又把錢財全部掠走。此事引起了極大反響。普遍的看法認為,對於這樣一個殺人犯,判殺頭罪,那量刑是太輕了。有人對我說,我父親的意見是,殺害兒童這件事,特別令人氣憤。關於他老人家,據我所知,這是一件極少見的事,他竟然要去行刑現場親眼看一看,這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次。為了及時趕到刑場,他在夜間便起床,和一群前去觀看的群眾一起跑到城市的另一頭。

那天早晨他看到的情形卻對誰都沒講,只聽我母親說,看完行刑之後,他便飛快地趕回家來,只見他形容異常,什麼也不講便到床上躺了下來。不一會兒,就見他突然大嘔起來。他剛剛才親眼目睹了那個現實的場面,而這種場面一向都掩飾在抽象的套話之下。他看過這個場面之後,不但不去想那些被殺的孩子,卻怎麼也控制不住總是想著那個即將被切斷的脖子,被丟到行刑板上那個渾身抽動著的軀體。(王殿忠譯,《加繆全集》卷四,河北教育,頁三三五)

這個事件他先前也曾寫進《異鄉人》及《第一人》裡,可見此事對他一生糾纏的程度。卡繆透過「換置」的手法,早在一九四二年即將這個真實事件寫進《異鄉人》裡:

這陣子,我想到媽媽跟我講的有關父親的事。我沒有見過父親。我認識這個人的輪廓,也許都是媽媽對我說的,譬如:他看過一位殺人犯被正法。一想到去刑場,就渾身不自在,然而,他還是去了,回家時,部分的早餐嘔吐出來。當時有點討厭父親,現在,我明白了,那是很自然的事。我怎麼沒看出比正法死刑更重要的事?畢竟,這是人們真正感覺興趣的唯一事情!如果我能出獄的話,我將要觀看每一次的死刑正法。我想我怎麼這麼笨,竟盤算這個可能性。因為一想到某個清晨,在憲警警戒線後面自由自在地觀看,可以說置身度外,一想到身為目睹者,看完後回家嘔吐一番,一股荒謬的快感就湧上心頭。但這是沒有道理的。我竟笨得儘讓自己在這種假設上撒野放肆,因為,不久來了一場可怕的冷意,使我不得不在毯子裡蜷縮成一團。我的牙齒上下打顫,一時無法制止。(莫渝譯,《異鄉人》,志文出版,頁一六一)

一九五七年,即便功成名就,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後,他更加速構思一部登峰之作《第一人》(惜因車禍亡故而未完成),也將這個情節更完整地置入:

在他童年時有一件印象非常深刻的事,這件事一直跟著他一輩子,甚至走進他的夢裡;便是他的父親大清早三點鐘便起床,跑去觀看一個著名的兇手被行刑的情形-這件事情他卻是從外祖母那兒知道的!那個叫畢黑特的兇手是阿爾及爾市附近薩黑勒農場的工人。他用鐵錘擊斃了男女主人和三個小孩。『為了偷東西?』傑克還小的時候曾這樣問過。艾迪舅舅回說:『是的。』外祖母則說:『不是。』但並沒有多加說明。事發後人們發現了那些不成人形的屍首,屋子內沾滿血漬,連天花板都有;最小的孩子還沒斷氣躲進床下,使盡了他最後一口氣用手指沾了血水在白牆上寫著:「畢黑特」之後,這孩子還是死了。大夥兒便開始搜捕兇手,結果在郊野找到了他,形容呆滯傻愣愣的。

當時整個輿論震驚不已,一致要求將他處以極刑,結果也就這樣判定了。行刑的地點就在阿爾及爾市巴柏魯斯監獄前頭,還吸引了不少群眾趕去觀看。據外祖母的說法,傑克的父親對於這種罪行相當憤慨,三更半夜便起身,親自跑去觀看這場殺雞儆猴示眾的行刑。不過,沒有人知道當場的情況,表面上看來,行刑並沒有發生什麼意外事件。但傑克的父親回到家滿臉慘白,直接倒下就睡,之後又起身吐了好幾回,又再去躺下。他從此絕口不提當時他所看到的情形。

(……)長久以來,每回總是會因恐懼和焦慮而震驚不已;然後回到他無論如何也不會被判處死刑這樣一個的溫暖事實,他才如釋重負。及至稍長,周遭的事件-雖然被認為盡是一些不足掛齒的事,對他而言卻就像是一種行刑一樣;而眼前的事實卻不再能夠舒緩他的惡夢。而在過去相當(確定)的幾年當中,那份與父親當年相同的焦慮,反而助長了這份夢魘;那份焦慮曾令他的父親驚嚇不已,而就像是一份唯一信而有徵的遺產那樣,他就從父親那兒將它繼承下來。跳過那位熟知這段故事的母親,這層神祕的關係不正是將他與那位沒沒無聞,死在聖布里厄的人結合在一起(這個人可沒想到自己竟也會猝死);這位母親曾見過他起身嘔吐,但卻像渾然不知時間會前進那樣,將那天清晨的事忘得一乾二淨。對她而言,時間是沒有什麼差別的,所有的不幸隨時隨地都不會事先提醒人地便躍現了出來。(吳錫德譯,《第一人》,皇冠,頁八四-八五)

不同於在《幸福的死亡》中的主角麥爾索(Mersault)的狡辯與逃避,《異鄉人》裡的莫索(Meursault)則是坦然面對死刑。事實上,卡繆的中心思想除了陳述生命的可貴外,也在申論死刑犯的「無辜」。他說道:「在每個罪犯身上均有一份無辜。」在〈關於斷頭台的思考〉裡,他辯證道:

應該相信,為了平息老實而正直的人們心頭的憤怒,這種慣常的做法也確實十分可怕。而這種刑罰,在正直人的眼裡認為再加重一百倍也不為過,然而其結果卻是另一種效應,並被認為是保護人民時,其效果僅僅是使老實人嘔吐,那恐怕很難認為,它會給當地人民帶來安寧和秩序,也很難認為這就是他應盡的職責。相反地,它令人厭惡的程度不會比罪犯更差,這種另一種形式的殺害,反而倒會在前一種形式的殺害上加上新的血污。更談不上對社會這個大軀體的損害給予補償了。(王殿忠譯,《加繆全集》卷四,河北教育)

為了撰寫這篇論文,卡繆花了很多的時間在搜集相關資料及思索,在哲學的辯證上,他認為:「既然沒有絕對的責任,也就沒有絕對的懲罰。」在社會層面上,他更譴責:「透過司法手段殺人,遠比兇殺來得更殘酷。」

在哲學上的反思,卡繆在一九三八年八月《札記》裡寫道:「唯一可能的自由就是面對死亡的自由。」也正式透過這項哲思,他展開《幸福的死亡》這本小說,書中主角麥爾索透過受害者-半身不遂的札格厄(Zagreus)坦然面對謀殺(死亡),而悟出死亡所帶來的自由與幸福。接著,他在《薛西弗斯的神話》裡雖然指出生命就如一場荒謬劇,但卻反對自殺。他說道:「自殺的對立面就是被處死!」事實上,卡繆的哲學核心論述仍是屬於地中海式的思辨,亦即他強調的「南方思想」(La pensée de midi),那是一種和諧的宇宙觀與平和的秩序。他說過,我們很容易體會何謂「荒謬」,但總不能像超現實主義者那樣,拿著機關槍在街上掃射行人(此處暗指超現實主義發起人布賀東/André Breton的主張)。

反對死亡(死刑)

從父親好奇湊熱鬧,去觀看人頭落地行刑的記憶,到父親戰死沙場,以及成年後到父親的墳前憑弔。他在《第一人》這本類似自傳的小說裡這樣寫道:

就在這一刻他才瞧見墓碑上他父親的出生日期,在這之前他是渾然不知的。接著便瞧見兩個生歿的年份「一八八五-一九一四」,然後不自覺地做了計算:廿九歲。剎那間,一個念頭湧上心頭,並令他渾身為之一震。他此刻已年高四十,而長眠在這塊墓碑下的死者,就是他的生父,竟然比自己還年輕!(吳錫德譯,《第一人》,皇冠,頁三三)

這期間加上自己染上幾乎是不癒之症的肺結核,這是種隨時隨刻都可奪走他性命的「絕症」。從而日夜都在思索生與死,從而反映且置入他的文學創作裡。實則,卡繆寫「死亡」是採用「反命題」(antithétique)的方式來凸顯「生之喜悅」。讀者即便看了他描寫死亡,或兇殺,或辯證殺人,都會油然產生像在觀賞古典悲劇那樣的「洗滌」(purification)作用。尤其在《薛西弗斯的神話》裡,他更直接挑戰命運,借用古希臘神話裡那位薛西弗斯(Sisyphe)一角(他因觸怒天神宙斯,被罰以推巨石上山),來代替人類的命運。書末那段結語十分耐人尋味:

我讓薛西弗斯留在山下,讓世人永遠看得見他的負荷!然而薛西弗斯卻以否認諸神和推舉岩石這一至高無上的忠誠來誨人警世。他也判定一切皆善。他覺得這個從此沒有主子的世界既非不毛之地,抑非微不足道。那岩石的每個細粒,那黑暗籠罩的大山每道礦石的光芒,都成了他一人世界的組成部分。攀登山頂的奮鬥本身足以充實一顆人心。應當想像薛西弗斯是幸福的!(沈志明譯,《加繆全集》卷三,河北教育,頁一三九)

卡繆生前的摯友及同事格勒尼埃,整理並評論了卡繆的作品說道:「促使卡繆採取行動反對死刑的原因,是政治原因。」他引述卡繆的說法指出:「三十年以來,國家的罪惡遠遠超過了個人所犯下的罪惡。」必須廢除死刑以「保護個人不受熱中於宗派主義和極度傲慢的國家之害」。在卡繆看來,消除死刑似「驚天動地的驟然停止」,目標是表明人高於國家。因此,他認為鑑於「經推理的悲觀主義、邏輯的和現實主義的理由」,取消死刑是必要的。

卡繆在動筆撰寫〈關於斷頭台的思考〉這篇論述之前,曾做了很周詳的調查,仔細研究過許多司法及歷史檔案、醫生報告,甚至執行極刑的劊子手的說法。他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呼籲法國政府放下屠刀,立刻廢除死刑。他語重心長地說:

在我們這個十分文明的社會中,如果有人得了某種疾病,並且十分嚴重,則別人從不敢直接提起這種疾病。這種情形已是由來已久。在資產階級家庭中,他們只這樣說:大女兒肺有點弱;或者父親身上有一個「腫塊」。因為大家都認為得了肺結核或者得了癌症有點不太光彩。這正和背叛了死刑一樣,大家都力圖換一種婉轉的說法。死刑出在政治肌體上,而癌症則出在個人的肌體上。儘管這兩種區別不大,但卻沒有人會談論得癌症的必要性。(……)相反的,大家在談論到死刑時就絕不吞吞吐吐,而一致的看法則是,死刑是必要的,儘管令人遺憾。因為必要,大家便對其是否合理閉口不談;因為它令人遺憾,於是乾脆就不談它了。

(……)我的看法卻恰好相反,對此應該大談特談。這也並非因為我愛發議論,我想也不是我天性就有這種癖好。作為一個作家,我一直對某些阿諛奉承抱有反感;作為一個人,我認為在我們這種環境中,一些醜惡的對象,如果實在不可避免的話,也應該在沉默中同其對抗。但當這種沉默或者言語的把戲用濫了時,它就會走向反面,或者當人們從當時的痛苦中走出來時,就會不信這一套,那時唯一的解決方法,就只能是清清楚楚地把事情講明白,並指出在詞藻外衣掩蓋下晦淫晦盜的可恥把戲,此外別無他法。(王殿忠譯,《加繆全集》卷四,河北教育,頁三三五)

事實上,卡繆並非最早公開主張廢除死刑的法國作家。早於他一二八年,大文豪雨果也是因為親眼目睹一場血腥的行刑恐怖場景,想像自己就是一個行將被處死的死囚,寫下了著名的《死囚末日記》(Le dernier jour d’un condamné, 1829),描繪獄中的絕望及痛楚,同時透過揭露司法當局的腐敗和不公以及法律制度的不合理,進而主張廢除死刑。他明白清楚地說道:

有三件事是屬於神,而不屬於人的:不能改變的、無法挽回的、牢不可破的事。如果人類將其納入法律,將會釀成悲劇。

一八五一年六月二十一日,雨果擔任記者的兒子因報導行刑新聞語帶譴責,觸怒當局而遭起訴。雨果老爹親上法庭為子辯護,說出如下鏗鏘有力的話:「這種殘留的野蠻刑罰,這種古老不智的以牙還牙法律,我終其一生與之搏鬥……」

此外,俄國作家杜思妥也夫斯基更有一段親身送死的經歷。他在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帶到刑場,在被槍決的前一刻獲釋了,他將這段感受告訴了他的弟弟:

我們被帶到斯莫諾夫斯基廣場。在那裡向我們宣讀了死亡判決書,讓我們吻基督受難像,折斷我們頭頂上的木標牌,又讓我們穿上死前的白襯衣。然後,我們當中有三人被綁在柱子上等待處死。我們三人一組地被叫到前頭,我在第二排,生命只剩下一分多鐘。

杜思妥也夫斯基也將這段感受寫進《白癡》(一八六八)一書裡。透過莫依克金納親王說道:

也許,世界上有這麼一個人,人們把他的判決告訴了他,以使他遭受這種折磨,可後來又對他說:「走吧,你被赦免了!」這個人可能會講出自己的深切感受。基督談論的正是這種磨難和焦慮。不行!人們無權這樣對待人!(……)肉體上的折磨可以幫助人不去想到死亡。最可怕的折磨是確信要死,等著死。

這兩位作家都是卡繆心儀的前輩作家,他們的主張當然強化了卡繆的立場。他在〈關於斷頭台的思考〉一文中下了這樣的結語:「只要死刑還留在我們的法律上,那麼,無論是個人的心靈,還是社會的善良風俗,都無法處於長久的平靜。」不過,當時的法國並沒有聽進卡繆的暮鼓晨鐘之言,直到一九八一年,新上台執政的社會黨籍總統密特朗(F. Mitterrand)才以在國會的優勢,先斬後奏(未經全民公投),通過廢除死刑。不過,密特朗曾入閣擔任司法部長(一九五六年),當時他也簽署過死刑執行令!此外,他擔任內政部長(一九五四年)期間,也是法國軍方最濫殺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成員的時期。

結語

〈關於斷頭台的思考〉是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及七月前後刊登在當時法國最有影響力的刊物《新法蘭西雜誌》上,當年十月十六日,諾貝爾獎基金會公布了年度文學獎得主,卡繆打敗其他四十八名候選人脫穎而出,以四十四歲之年獲得如此殊榮。這或許有些巧合,但我們從諾貝爾獎基金會的頌詞,可以看出他們對卡繆的人道主義關懷的肯定是一致的,且高度推崇的:「以明澈認真的態度,闡明了當代人良心所面臨的問題。以完全純藝術風格的高度濃縮,把人類心靈中的種種問題,不加註釋地通過角色與情節,活生生地呈現在我們面前。」總之,卡繆高貴之處在於他勇於替受難者發言。每個人面對終有一死,何嘗不是「受難者」。然而,他卻用畢生心血、高超的藝術手法,寫出部部充滿血淚的作品。他也鼓舞我們要效法薛西弗斯,要活得喜悅,活得幸福!

(刊於《世界文學》,NO.5,聯經,二○一三年三月,頁八一-九三)

主要參考書目

  • Camus, Albert,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I, II, Paris, Gallimard, 2007.
  • -,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III, IV, Paris, Gallimard, 2008.
  • Guérin, Jeanyves (dir.), Dictionnaire Albert Camus, Paris, Robert Laffont, 2009.
  • Grenier, Roger, Albert Camus: soleil et ombre, Un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 Paris, Gallimard, 1987.
  • Lottman, Herbert, Albert Camus, Traduit par M. Véron, Paris: Seuil, 1978.
  • Todd, Olivier, Albert Camus, une vie, Paris: Gallimard, 1996.
  • 柳鳴九、沈志明主編,《加繆全集》,四冊,石家莊:河北教育,二○○二。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我反抗,故我們存在:論卡繆作品的現代性》,臺灣商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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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錫德

這是一部卡繆傳授「創作」與「思路」之書
卡繆透過反抗,達成藝術創造
他對存在的荒謬,提出反思
他對宿命,提出對策

對藝術創作來說,「現代性」標舉一整個時代的精神;
唯有「現代性」,才能呈現獨特的風格與美學,才能心懷大我。

「卡繆的一項新穎之處,在於他對人類生活中的荒謬感的真義的反思,以及對抗人類必死的宿命的策略;亦即透過反抗之路所達成的創作,應就是最卓越的一種自覺。」--吳錫德

所有的藝術都是反抗的。這種反抗,必須與他人團結互助才屬真正的存在,亦即「孤獨與互助」。所以卡繆主張:「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這是一本探討文學家卡繆如何構思及醞釀創作的專書,包括分析他令當代文評家驚豔的敘事手法,以及貼近當代歷久不衰的「現代性」。此外,本書也結集作者的在地研究,呈現卡繆作品在華文世界的流通及影響。「現代性」是一種時代精神,也是文藝創作的一種精神狀態與氛圍。卡繆在小說作品中所表現的現代風格,便傳達了這種精神。

關於卡繆

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生於北非法屬阿爾及利亞的勞工家庭,父親在他出生未久便因戰爭亡故。中學後開始半工半讀,大學畢業之後擔任記者,報導許多阿爾及利亞中下勞動階層及穆斯林的疾苦,同時參與政治運動,組織劇團表達觀點。二戰爆發後因在阿爾及利亞服務的報紙被查封,前往巴黎的新聞媒體任職。文學作品眾多,195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著有小說《異鄉人》、《鼠疫》等。1960年於法國因車禍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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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臺灣商務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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