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何從眾,何時又不?》:社會為何需要告發者、發明家和反叛者?

《我們為何從眾,何時又不?》:社會為何需要告發者、發明家和反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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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標新立異者之所以足以改變我們的生活,某一部分是因為他們扭轉大眾意見的風向。桑思坦探討過從眾與特立獨行的取捨代價。大部分的人認為從眾是最合理的策略,但從大方向來看,從眾可能讓社會陷入無可挽回的錯誤。

文:蜜雪兒.貝德利

我們為何需要標新立異者?

從個人角度來看,標新立異者的確有明確的反抗誘因和動機,但從整體著眼,標新立異者對社會的重要性也很高。標新立異者為周圍的人帶來外部利益(external benefits)。獨立思考的他們並不是不在乎社會大眾,而是渴望做些有用且特別的事並激勵他人。標新立異者為世界帶來新點子、新方法。有時獨立思考合乎群體的需求與選擇。

標新立異者之所以足以改變我們的生活,某一部分是因為他們扭轉大眾意見的風向。桑思坦探討過從眾與特立獨行的取捨代價。大部分的人認為從眾是最合理的策略,但從大方向來看,從眾可能讓社會陷入無可挽回的錯誤。有時人們選擇從眾是因為資訊不足,但當社會學習引發立意良善的從眾行為,也會造成複雜難題,因為人們並不一定會坦然分享他們所掌握或相信的資訊。而多數人對從眾的需求,更加劇了這種不誠實的情況。桑思坦指出,範圍廣大的從眾行為會使資訊斷層更加嚴重,鼓勵投機者隱藏資訊。對此,社會架構只能提供部分的解決方案。當民主制度運作順暢,新聞媒體和立法機關會盡力確保人民得知事實。然而民主架構不一定運作無礙,特別在社交媒體一呼百應的時代,此時持異議的逆向操作者就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標新立異人士比較誠實,大方提供透明資訊,因為他們並不在乎別人如何應對這些與眾不同的意見,而社會需要無懼社會壓力的異議人士。

標新立異的異議人士透過各種方式促進社會和政治層面的福祉,但他們也能造成困惑、混亂,甚至可怕的破壞。被歸類為標新立異的人,也許懷抱私人的政治動機。不同的標新立異人士用不同方式改善或破壞我們的世界。以下針對發明家到告發者等異議人士所做的研究,能幫助我們深入了解這類人士的影響力。

發明家

「瘋狂」發明家可稱為典型的標新立異人士。他們橫向思考,不拘泥於陳規舊習。這些能力和本能讓他們設計實用的發明。他們依循內在的動機,渴望解決自行設下的挑戰,不管是智識、機械或商業層面。不過,他們並不老和群眾作對。應該說,他們超然於群眾之外,獨立行動。

發明家與企業家的各種夥伴關係,奠定了現代文明的基礎。日常生活中許多方便的事物,都歸功於標新立異的發明家、工程師、化學家、物理學家、電腦科學家、生物學家和醫學家,從電力、鐵路、抗生素、電腦、網路,到開罐器和拉鍊,都必須感謝他們的創見。歷史學家蓋文.威特曼(Gavin Weightman)對現代發明做了一番引人入勝的描述,提到今日理所當然的各種發明,其實歸功於多年甚至長達數十年的孕育,才讓發明家靈光一現。有時標新立異的業餘人士靈機一動,但苦於欠缺實際的技術和知識,無法將天馬行空的想法落實於現實生活,製造不出合乎市場的產品。但要是沒有各種標新立異人士出聲,告訴世人我們需要創新、與眾不同的東西,就不會出現讓生活更便利的發明。

反叛者

標新立異界的超級巨星當屬反叛者。他們叛逆倔強的行為受世人傳頌千年,當然有時也遭到唾棄。人類史上的反叛者徹頭徹尾改變了哲學、宗教和政治的面貌,蘇格拉底、伽利略、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都是知名實例。和其他標新立異人士一樣,反叛者很獨立,相較於熱中研發新點子的發明家和企業家,反叛者在乎的是推翻舊想法。反叛者存在的意義就是對抗其他人,逆向而行、抨擊傳統、推翻現狀就是促使他們行動的力量。對模仿者來說,現狀是參照點,但對反叛者來說,現狀是逆參照點。現狀讓他們確認自己不想要的是什麼,或者不想成為什麼。因此,渴望和群眾作對的反叛者,並非超然於群眾之外。成功的反叛領袖需要敏銳的社會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覺察身邊群眾的情緒。以此而言,反叛者其實和模仿者一樣仰賴群眾,只是方式剛好相反。沒有群眾的觀看、支持和跟隨,反叛者就沒有反叛的目的,恐怕也沒有成功反叛的機會。

我們需要反叛者,因為他們能夠改變世界,有時領導世人走向更好的方向。反叛的思想家、社運人士、革命者展現標新立異的觀點,但他們不只是渴望與眾不同而已。同樣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的是,他們樂意也有能力改變眾人的生活。我們可能依照個人看法,把反叛者分為善良、邪惡或誤入歧途的人,但許多反叛者可能堅信自己走在正確而正義的道路上。他們對社會的重要性不可抹滅,因為他們迫使群眾抵達重要的平衡點,也就是桑思坦說的,從眾與異議間的妥協。

歷史上名聲響亮的反叛者,都了解自己和身後跟隨的模仿者之間,有著共生共榮的關係。出生於阿根廷的馬克斯主義革命者和廣受膜拜的英雄切.格拉瓦(Che Guevara),也許可視為二十一世紀反叛者的終極典範,因為他具備本章提到的所有標新立異特質。他的同伴費南多.巴洛(Fernando Barral)形容他的「自信無人能及,是個完全獨立思考的人。他非常活躍、精力充沛,跳脫傳統的局限……他最讓人印象深刻的特質,就是無所畏懼。」但切.格拉瓦也深深明瞭,要對抗拉丁美洲的資本政府,其他同志和他自己一樣重要。我們能從他本人的文字中,隱約看到他高超的社會智能,特別是他擔任游擊隊醫生時,描述自己對士氣的影響力:

在早期的游擊戰階段,我們四處遷徙,而游擊隊醫生必須隨侍於同伴身邊一起征戰……他必須照顧病人傷患,有時這是令人疲憊、甚至傷心不已的任務,因為他沒有足夠的醫療用品來救人。在這個階段,醫生對其他人和他們的士氣有著強大的影響力,因為,對身受重傷的人來說,若開藥的人明白他的痛楚,即使只是顆小小的阿斯匹靈也意義重大。在這階段,醫生必須完全認同革命的理想,因為對游擊隊員來說,他說的話比其他人都更重要。

切.格拉瓦的社會智能,讓他了解人的動機與驅力。他懂得維護同志的忠誠,以革命目標建立團結精神。然而,他從來不是群眾的一分子。就連他無私的照顧下屬時,切.格拉瓦心心念念的仍是他個人的影響力、領導能力,他絕不會跟隨群眾。

反叛者無須成為知名的革命勇士,才能在社會和政治變化中擔綱重要角色。有時,看來微不足道的反叛行為,就能造成強烈的政治影響。許多人認為時尚只是短暫的流行或虛華的小事,但在歷史上,時尚宣言卻在政治與社會演變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其中提倡女權就是最著名的例子。生於1818年的美國人愛米麗亞.布魯默(Amelia Bloomer),勇於挑戰當時限制女人行動的流行打扮。她不只是婦女選舉權運動中的領袖,也是女權運動的要角。她反抗當時盛行的緊身馬甲,提倡全新的女性服裝。當女權主義分子伊莉莎白.米勒(Elizabeth Miller)設計寬鬆的燈籠褲,讓女性不但行動自如,也得以更健康的生活,布魯默立刻積極推銷燈籠褲,甚至用自己的名字來命名。燈籠褲為當時的女性提供更舒適的衣著選擇,也成為女權主義的象徵。和許多標新立異的觀念和發明一樣,燈籠褲如今不再是時尚新潮的代表,但燈籠褲的中心思想,也就是女人應該過著更舒適而容易的生活,伴隨著其他解放女性的重要政治、社會變革一起流傳下來。

告發者

告發者也是改善世界的標新士異人士,但和反叛者不同,其實他們並不想特立獨行。他們無意創造新事物,但他們揭發了其他人想要隱瞞的問題。和其他標新立異人士一樣,他們也有自動自發的特質。反叛者具備天生、難以抗拒的反叛本能,而告發者卻受到權勢要脅。他們獨立思考且重視原則。看到別人犯罪,他們挺身而出,但同時往往猶豫不決。若置身於不同處境,這些告發者也許寧願隱身於群眾之中。他們恐懼公然反叛的後果,因此常常匿名告發或選擇私下的非正式管道。但他們自我犧牲的義舉,為社會福祉帶來深遠影響。

在企業舞弊、或輕或重的政治犯罪、不適宜或危險的醫療處置、肢體或性虐待等案件裡,勇於挑戰的告發者扮演關鍵角色。財務、法律或健康制度的改變和改革,都必須仰賴告發者發聲,因此他們對社會不可或缺。然而有時由於短視近利(short-termism),社會和體制對告發者抱持非常矛盾的態度。告發者所帶來的利益,往往過一陣子才會顯現。然而,媒體、政治家和社會整體卻可能基於某些迫切理由,不希望告發者揭發醜聞,引起軒然大波。

民眾對標新立異人士的各種反應,證明一旦處罰逆向操作者,就會破壞社會福祉。告發者是標新立異人士中最脆弱的一群,常因勇於舉發而承受嚴厲的懲罰,畢竟民眾不一定樂於接納他們的異議。告發者常因表達相反意見而遭到唾棄,而民眾常因眼前的利害關係而改變評價。在告發者揭發黑暗面的當下,許多人可能會武斷的稱他們是一群背信忘義、性格乖戾的人。2003年,聯合國的武器調查專家大衛.凱利(David Kelly)以匿名、非正式的管道告訴英國新聞記者,他奉命前去伊拉克調查的某棟建物,並非如英國和美國所宣稱是用來製造生化武器的實驗室。新聞公開指出正是他暗中宣揚那裡的大型毀滅武器並不會帶來可怕威脅,據說此舉完全違背了他的個人意願。過沒多久,他就過世了。官方說法是他自殺身亡,但疑點重重。凱利為了告發,付出慘重的代價。

不幸的是,凱利並不是少見的特例。近年來,許多高調的告密揭發事件登上頭條新聞。有些國家漸漸明白中傷告發者會造成長期後果,開始建立新的法令和組織保護告發者的權利和利益。我們得鼓勵告發者站出來,並保護那些因勇於揭發不法情事而身陷危險的人,比如設立限制機制,確保告發者不會因此受罰。有幾名告發者被媒體捧為名人,近年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朱利安.亞桑傑(Julian Assange)和愛德華.史諾登(Edward Snowden),兩人都成了好萊塢的賣座題材。但除了聲名大噪之外,告發者是否真揭發了不法情事?說到這個,史諾登巧妙迴避的態度,比亞桑傑的明星光環還刺眼。

然而,除了保護告發者的種種措施,如果勇敢發聲的人必須面對無法挽回的後果,相關法令仍難以推行。不只如此,告發者揭發的不法行為常牽扯數名人士,而犯罪者與其他共犯都有動機,也有機會掩飾或銷毀相關罪證。當證據不足,司法當局和其他體制的相關人士就無法確認誰必須負責,因此難以證明告發者所言不虛。

我們看到群聚足以造成負面後果,特別是人與人過度緊密聯繫的現在。標新立異者為了自己的利益,發想新概念、創造新發明,同時也抑制人們的模仿傾向。因此,標新立異者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能調節群聚引發的後果。為了讓標新立異者勇敢反抗群眾,我們可能得多製造一些誘因,好讓他們願意冒險。但我們該如何確定反叛者的方向正確?如何制定鼓勵「好反叛者」、壓制「壞反叛者」的政策?特別是在複雜的現代社會,光是好與壞的界線就能引起各種爭議。民主社會的各種體制,包括自由公正的媒體,幫助公民對能夠改變世界的反叛者和其他標新立異者,建立自己的看法。然而,世界上仍有許多地方欠缺自由媒體,也沒有民主制度。

標新立異者所扮演的經濟角色也很獨特,其中兩種人的影響力格外顯著:企業家和發明家。我們在本章中已提到發明家的功能,而在市場中,發明家和企業家都面臨非常特別的限制。企業家和發明家創造自身渴望的報酬,滿心享受建立新事業或發明新機器的過程,但常常得付出昂貴代價。投資新企業或新產品是一場拉鋸戰,特別是新的小型公司。這讓我們看到經濟學的另一面:企業家必須想盡辦法尋找資金,而在現代金融市場中,每天都有上兆的金錢流動。企業家要如何獲得這些錢?他們得通過那些看守金錢流向的金融巨頭的審查才行,但這為模仿者和逆向操作者帶來一連串的新問題。我們如何確保投機者有效的將金錢挹注在握有最佳點子、促進就業率和經濟繁榮的企業家和創新人士身上?下一章,我們就要探討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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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我們為何從眾,何時又不?:從經濟學、社會心理學、神經科學、演化生物學、行為生態學等角度剖析群聚與反群聚行為》,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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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蜜雪兒.貝德利
譯者:洪夏天

暴動的青少年、上下震盪的股市和宗教恐怖主義的散播,這三者看似無關,但背後都源自同樣的本能:人類習於群聚、跟隨和模仿他人。而現今無遠弗屆的網路,讓刻意反潮流的人士和暴民領袖有機可趁,史無前例的操縱群眾行為。資訊以驚人的速度於世界各地流竄,也讓團體意見的風向瞬息萬變。而可能的後果包括:出人意料的政治選舉結果、不理性的誹謗科學家和各界專家及金融崩盤。

作者結合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觀點,深入研究我們的模仿和逆向操作行為來自何處。她揭開有意識和無意識的影響力,包括人對風險的喜好、對同儕壓力和社會常規的敏感度、恐懼或噁心等情感影響,以及對認同感的需求。

本書讓我們看到人類行為背後錯綜複雜的影響力,分析為什麼有些人容易從眾,其他人則起身領導,而從眾何時有害,我們又該如何避免可怕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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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商周出版

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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