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丟掉中國,只因蔣介石是「扶不起來的劉阿斗」?

國民黨丟掉中國,只因蔣介石是「扶不起來的劉阿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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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如果說美國在中國的失敗,最大的責任人是小羅斯福;與之相反,蘇聯在中國的勝利,最大的推手就是史達林。伯恩斯坦指出,塑造中國和中國未來關係的主導力量不是美國的選擇,而是蘇聯和毛澤東的本質和行動。

1945年11月中旬,在河北唐山的煤田和秦皇島港口之間一條鐵路主幹線上一個名為古冶的村鎮,爆發了一場小規模的戰鬥。那時,日本投降幾個月了,太平洋戰爭的硝煙已經散去,這場軍事史書籍上不曾記載的戰鬥顯得異乎尋常。

美軍的四星將軍佩克(Peck)與他同行的部隊,一隊海軍陸戰隊衛隊,受到一支共產黨軍隊的襲擊。海軍陸戰隊的一個飛行中隊被叫來增援,實施攻擊的共軍迅速溜走了。美國學者、記者、《時代》雜誌駐北京辦事處第一位主任理查・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在《中國1945》一書,詳細描述了這場只造成少數人員傷亡的戰鬥,並評論說:「當時,誰也不曾意識到,這是發生在美國軍隊和一種新的敵人之間的第一次此類對抗,這種對抗將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變得越來越熟悉。在越戰戰場上,以及在更後面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上,這種對抗產生了一種新名詞,叫作『不對稱戰爭』。敵對的游擊隊突然在無名的村莊裡出現,開火襲擊,當美國戰鬥機出現在天空時,他們又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成為後來美國在亞洲的戰爭模式。在中國河北省鐵路沿線發生的這些衝突的背景是即將到來的冷戰。」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場小規模的武裝衝突,甚至比同一年年初國民黨軍隊在雲南畹町擊敗日本軍隊的難得勝仗更加重要——它預示著,在1945年所發生的事情,不僅徹底改變了中美之間的關係,也永遠地改變了東西方關係的走向。

伯恩斯坦在本書中挑戰了人們熟悉的現代中美關係起源的看法。他認為,以下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第一種觀點是,如果美國給予蔣介石政府更多支持,能夠避免其垮臺並建立一個親美國的中國政府,進而避免之後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發生;第二種觀點是,如果美國更早地放棄對蔣介石的支持,轉而與共產黨人合作,能避免中國一邊倒向蘇聯,不必等到尼克森(Richard Nixon)時代才姍姍來遲地敲開中國的大門。

對於第一種觀點,作者的回答是:蔣介石政府是不可救藥的,一直支持蔣介石就如同往無底洞中扔填充物。如果這樣做,甚至派兵干涉,美國將面臨比越南戰爭更可怕的困境,「把自己束縛在亞洲大陸上無法打贏的一場代價高昂的消耗戰之中。」最終,美國將無可奈何地發現:「共產黨太根深蔕固、太強大,獲得蘇聯支持太穩定,隨著冷戰在世界各地展開,蘇聯人將非常高興地看到美國人在中國流血和死亡。」而且,這種做法必將危及美國在歐洲抵禦蘇聯擴張的更重要的任務。

對於第二種觀點,作者的回答是:決定未來中美關係的不是美國對蔣介石的支持,而是毛澤東與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意識形態上的親近以及他對蘇聯幫助的需求。「毛澤東所需要的來自強大的和更近的俄國人的支持和善意,遠遠超過了他所需要的來自矛盾的和遙遠的美國的支持和善意。」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曾經向中共拋出橄欖枝,中共置之不理。民盟的重要人物張東蓀鍥而不捨地建議中國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卻被毛澤東冠以美國間諜的罪名在秦城監獄中關押至死。

一方面,在以史達林為主的世界裡,中立是不被允許的,「新中國」必須加入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才能得到老大哥的照顧。另一方面,毛澤東並不想採取中間立場,「在布爾什維克革命所帶來的衝擊波式的影響下,毛深深地浸透在這種以激進和暴力的方式改變世界的共產文化之中。」毛澤東對參與韓戰比史達林更積極和主動。

所以,伯恩斯坦的結論是:「決定中國未來結局的絕不是美國政策,而是存在於中國這片土地上的自身的力量,並且,擁有巨大但並非無限的實力的美國,從來就沒有對中國實施決定性的控制。」不過,美國仍然需要反省為何在中國失敗——一半是因為太傲慢,一半是因為太天真。

James Mills,  Chang Kai Sh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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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為什麼是一個扶不起來的劉阿斗?

在美國,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評價呈現兩極化。《時代》週刊創辦人以及若干基督教傳教士,認為蔣介石是騎白馬的中國救星。但在抗戰後期,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一敗塗地,讓這種觀點受到不斷增大的質疑——後一種負面的看法開始佔上風,即便不像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將軍那樣對蔣全盤否定,至少也會像史迪威的繼任者魏德邁(Albert Coady Wedemeyer)將軍那樣給予相當嚴峻的評價:魏德邁在給馬歇爾(George Marshall)的電報中說,「蔣委員長和他的追隨者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但他們都無能為力,驚慌失措。他們缺乏組織、裝備和現代戰爭訓練。」他說得很客氣,卻也很客觀。但是,美國一時之間找不到其他人替代蔣介石:中國需要軍事強人,胡適、吳國楨這樣的受過美國學術訓練和民主熏陶的現代知識分子,無力操縱中國這艘體量過於龐大的破船穿越驚濤駭浪;而李宗仁、龍雲等軍人,即便人品比蔣介石更好,也只是地方性人物,缺乏全國性威望。美國只能接受和縱容蔣介石,甚至不惜以撤換史迪威換取其合作。美國與蔣介石的關係,如同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對尼加拉瓜獨裁者蘇慕薩(Anastasio Somoza Garcia)的評價,「他可能是一個混蛋,但他是我們的混蛋。」

蔣介石是一個尚未跨入現代世界的傳統人物,儘管他從俄國人和德國人那裡學到列寧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末流,也從妻子宋美齡那裡得到表面上的基督教信仰,但骨子裡還是王陽明、曾國藩、孫子兵法和法家權術。蔣的門徒、藍衣社頭目賀衷寒評價其主子說:「蔣先生暴則有之,昏則完全不然。他的統馭術絕頂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緊的是軍隊、特務和財政這三個命根子。他這三個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親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時他又讓這三種力量互相依賴互相牽制,而只聽命於他一人。這三個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三個鼎足並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牽制。軍隊方面是陳誠、湯恩伯和胡宗南;特務方面是戴笠、徐曾恩和毛慶祥;財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陳氏兄弟。他們之中誰也不敢有所挾持而無所顧忌。」蔣的權力運作,使他在與汪精衛、胡漢民等黨內前輩的鬥爭中後來居上,並戰勝馮玉祥、李宗仁等軍頭,但不足以讓他擊敗從中國專制傳統和蘇聯極權模式中學到更多東西的毛澤東。

單單就特務系統而言,國民黨的特務系統遠比共產黨遜色。本書指出:「戴笠的秘密警察具有蓋世太保或克格勃的外在屬性,在一處守衛森嚴的辦公場所的陰影中運作,並且只效忠一個有著盛氣淩人的委員長頭銜的人。它的存在是眾所周知的,所以它能激起恐懼,也由於無人知道它究竟在做什麽,它就激發了更多的恐懼。」但實際上,戴笠並沒有後人描述的那麽神通廣大,否則國民黨的黨政軍系統就不至於被共產黨全面滲透。

相比之下,「四處發展中的延安政權也有著它的秘密警察及其幽靈似的指揮官,康生,他只對被稱為主席的人負責。然而當時的觀察家們,不論是美國人還是中國人,都似乎從來沒有將戴笠與康生做一比較,這點頗引人注目。中共的安全機構是如此封閉,如此不透明,以至於沒有引起廣泛的公眾注意,由此幾乎不會激發任何懼怕。」戴笠不如康生,是由蔣介石不如毛澤東、國民黨不如共產黨所決定的,正如伯恩斯坦所說,此處的教訓是:「一個被夾在專制獨裁與自由民主兩者之間的政黨,將戰略優勢拱手讓給了堅定地站在其中一個陣營或另一個陣營中的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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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不是「白左」失去了中國,他們至少誤解了中共

1945年,德國和日本相繼投降,美國成為二戰中最大的勝利者,蘇聯緊跟其後。小羅斯福有意扶持蔣介石政府成為名不副實的戰後「四強」之一。然後,從勝利的巔峰跌落到失敗的低谷如此迅速,之後不到4年時間,美國失去了中國;之後長達30年裡,美國一直在尋找失去中國的責任人。蔣介石則被趕到孤島台灣,驚魂未定,苟延殘喘,若非韓戰爆發,美國重新援助台灣,蔣介石不可能守住這個小小的島嶼。

伯恩斯坦如此總結著這一年的後續影響:「日本被光榮地打敗了,但是在太平洋贏得的這個勝利終究只是走向巨大且前所未有的失敗途中的一個中轉站,即一個對美國完全封閉的中國興起了,在價值觀上與其完全相左,在利益上與其極度敵對,卻與蘇聯這個最惡的對手緊密結盟。」

這一結果的出現,那群深懷理想主義的、過於天真的「白左」們當然要負一定的責任,即便不是他們丟失了中國,他們至少被毛澤東和共產黨玩弄於股掌之上。當時,他們在美國駐中國使館中形成一個小圈子,並且繞開大使直接向國務院彙報,讓駐華大使赫利爾(Patrick Hurley)氣壞了。同時,他們應邀興緻勃勃地去延安訪問,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袖直接接觸,並為他們的氣度與觀點所折服——多年以後,其中一名外交官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 Jr.)才若有所思地感慨道:「我顯然低估了中國共產主義執政黨當時在意識形態上的堅持,以及毛澤東和他的同伴們的靈巧手腕。」

當時,赫利爾大使猛烈指責其手下及其國務院有關人士通中共,卻查無實據。後來,謝偉思(John S. Service)、戴維斯等人被國會追究,失去了外交官的職業生涯。但他們的觀點(亦是美國國務院的觀點)仍然長期主導著美國的對華政策,甚至延續到今天。國務院的職業外交官們、「中國通」們,對古老中國的浪漫想像遮蔽了他們對現實中中共政權邪惡本質的認識。他們未必是叛國者,未必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那樣從中國那裡得到巨大好處,他們只是「人一左,腦就殘。」即便經過毛澤東的反右運動、大饑荒和文革,鄧小平時代的六四屠殺,他們也頑固地相信,中國會感激美國的善意和幫助,並成為「亞洲的美國」。

在1945年令人眼花繚亂的那盤棋局中,延安的中共比起重慶的國民政府來,明顯棋高一著。伯恩斯坦如此評論說,「中共的目的是『盡可能延長中國的抗戰……希望在遠東製造普遍的混亂狀態以便奪取中國的政權,作為邁向世界革命的一塊踏腳石。』」在延安的美國人所未曾看穿或理解的,就是共產黨在中國奪取全部權力之後變得非常明顯的毛氏統治的構成元素,其實在這一切還未發生之前幾年就已存在,其中包括對20世紀極權主義方法尤其是蘇聯模式的採納。美國的訪客們被延安的秧歌和交誼舞所打動,卻不知道王實味的遭遇和南泥灣種植的鴉片。美國式的天真很難理解一個古老帝國上千年堆積的複雜性以及共產黨高明的騙術——整風運動是顯而易見的風向標式的個人集權和剷除異己的肅反實驗活動,甚至可借此窺探此後30年的脈絡,不同的只是範圍更大,危害更甚,手段更為嫺熟。中共不是在1949年或1945年之後才變壞的,中共在1921年建黨時就壞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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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德黑蘭會議,左起史達林、小羅斯福、邱吉爾|Photo Credit: U.S. Signal Corps photo @Wiki Public Domain
不是毛澤東打敗了蔣介石,而是史達林欺騙了小羅斯福

1945年,天平從國民黨倒向共產黨,其原因不是毛澤東打敗蔣介石,而是史達林騙了小羅斯福。

第二次世界大戰自始至終都涉及一個巨大的道德妥協:與獨裁者史達林合作,以便打敗另一個獨裁者希特勒(Adolf Hitler)。歷史證明,蘇聯對世界的禍害,一點也不比納粹德國小。然而,對於美國歷史上思想最左的政客小羅斯福來說,史達林不是敵人,而是朋友。

小羅斯福直到臨終前都對史達林保持著樂天派看法——他柔情蜜意地稱呼史達林為「約瑟夫大叔」。他猜測史達林早年得到的東正教神學院訓練有一些必定還留在心中,「我認為有某種東西進入他的性格中,其方式應該是一位基督徒紳士的那種做派。」因此,小羅斯福對古拉格群島的事實視而不見。歷史學家托馬斯・伍茲(Thomas E. Woods)嚴厲地批評說,小羅斯福的政策核心一直是讓史達林放心,他面對史達林時徹底的無知、自欺欺人,以及在說蘇聯好話時爽快地撒謊。小羅斯福相信史達林是可靠的,戰後世界和平的大廈必須要有史達林這個根基。

1945年2月的雅爾達會議,決定了歐洲和亞洲很多國家成為蘇聯附庸國的悲劇性命運。首先,史達林得到他在東歐為所欲為的權力。學者羅伯特・尼斯貝特(Robert Nisbet)在《小羅斯福與史達林》一書中論證說,雅爾達會議和《歐洲解放宣言》為史達林把東歐各國弄成自家的戰利品提供了道義上的合法性。小羅斯福的助手霍普金斯對總統彙報說:「俄國人在這次會議上已經給了我們這麼多,我認為我們不應該讓他們失望。」俄國人給的東西是什麽呢?僅僅是他們放棄原計劃中在聯合國擁有16票的要求,減少為3票。

史達林看到小羅斯福將聯合國當作他的精神遺產,正如威爾遜(Woodrow Wilson)將國聯當著其寧馨兒一樣,所以願意以在聯合國問題上虛擬的讓步來換取更大的實際利益。果然不出史達林所料,即便蘇聯不怎麼出手,不久之後,美國打造的聯合國居然成了美國的敵人——70年之後,中共接替蘇聯在聯合國為所欲為,而特朗普(Donald Trump)總統終於誠實地告訴美國人民聯合國是一個「流氓國家俱樂部」的真相。

在中國問題上,這種妥協也是類似的。雅爾達會議確立了蘇聯對滿洲的控制,中國並不在場;就像慕尼黑會議確立了德國對捷克的肢解,捷克並不在場一樣。如果說美國在中國的失敗,最大的責任人是小羅斯福;與之相反,蘇聯在中國的勝利,最大的推手就是史達林。伯恩斯坦指出,塑造中國和中國未來關係的主導力量不是美國的選擇,而是蘇聯和毛澤東的本質和行動。

蘇聯在1945年8月出兵中國東北,使得國共再次合作建立聯合政府的可能性完全喪失。「一旦史達林派出一百多萬士兵佔領東北,中國的內戰就在所難免,因為毛澤東明白,國民政府不再具有消滅他的軍事能力。當然,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小羅斯福在雅爾達與史達林會晤時,懇請蘇聯派兵進攻中國東北,而且蘇聯的進攻也得到了美國根據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資支持。」或許美國只是順水推舟——正如美國駐蘇聯大使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及其助手——冷戰時代美國的國際戰略大師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當時就看穿的那樣,不論美國是否要求史達林出兵,史達林肯定要派出他11個軍的兵力,由無情的馬利諾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率領。在此意義上,「中國可能『喪失』在蔣介石手中,但更主要的是史達林和毛澤東贏得了勝利。」

俄裔美國歷史學家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在其為毛澤東所寫的傳記中,根據俄國最新開放的大量檔案材料指出,蘇俄對中國內政的干預超過任何國家——所以,當史達林還在世時,狂傲的毛澤東在其面前像是一頭溫順的小綿羊。

今天的中美關係又走到一個新的轉折點上。1945年的前車之鑑應當被牢記,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有一個關於二十多年前列根(Ronald Reagan)總統接見年輕的特朗普的段子:列根對特朗普說:「小伙子,現在由我來搞垮蘇聯,以後由你來搞垮中共。」不管列根是否說過這句話,特朗普似乎真有這樣的願景——當然,更重要的是中國人民自己要有擺脫奴性、追求自由的決心和勇氣,否則沒有人能將自由當著禮物強塞到中國人手中。如果中共政權冰山消融,尚未被終結的雅爾達體系,必將迎來壽終正寢的那一天。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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