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撒・柏林》:不宥於理論框架,聚焦具體存在的自由主義者

《以撒・柏林》:不宥於理論框架,聚焦具體存在的自由主義者
奧斯威辛集中營入口|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日耳曼反啟蒙運動始於自卑與酸葡萄心理,雖然在哲學上重拾了民族自信心,政治軍事上卻持續遭受屈辱,轉為強烈排外並帶有文化優越感的民族主義於歷史脈絡之中並不令人意外。

文:葉浩

盧梭問,為何人類生來自由,但卻無處不在枷鎖當中;邁斯特則說,我們也可追問:為何生來食肉的綿羊,卻無處不是只能吃草?人並非為自由而生,也不是為了和平。——柏林,〈反啟蒙運動〉

戰敗而顏面掃地的日耳曼民族,特別是比較傳統、宗教色彩濃厚且經濟落後的東普魯士人,受盡腓特烈大帝引進的法國官員之欺負,於是像詩人席勒筆下那受力彎曲的樹枝,猛烈反彈,拒絕承認自己不如人的說法。他們在自己身上發現了遠比折磨他們的人優越之處。——柏林,〈受力彎曲的樹枝〉

「人所組成的政府,終將會由事物所組成的行政管理所取代。」——聖西門主義者的這個公式,在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與馬克思那邊也能找到。——柏林,〈受力彎曲的樹枝〉

柏林從事反啟蒙運動思想史研究,不僅為了解釋此一思潮所帶給西方文明的震撼與實際變革,絕不亞於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以及俄國的共產革命,同時也試圖說明,20世紀的極權主義並非不可理解。

理解才能正確批判,才能確實究責,才可能防範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這是柏林的理解動機!畢竟,倘若我們對於慘絕人寰的政治事件僅僅表示驚訝,直呼不可理解,那等同將它排除在常識或可認知的範圍之外,放棄進一步討論的可能。柏林認為此一態度乃不負責任的失敗主義。身為社會與政治理論的教授,他不能辜負自己的職責。

是故,他的啟蒙運動思想史研究不同於歷史學家的工作,因其重點不在考證史實與因果的細節,而是致力於呈現人們所忽略,一個理念往往在思想家提出之後隨即展開自己的生命歷程,有些甚至曲折離奇。如此的蛻變過程,通常吸引不了專心於概念分析的哲學家或皓首窮經找尋定律的歷史學家,然而柏林卻認為,如果我們想真正理解過去的政治災難並防範未來,那些連結了不同思想家之間的概念,及其內涵的轉變,才是我們必須正視且深入探究的思想領域。

柏林的思想史研究在方法上與體現於〈自由的兩種概念〉之中的系譜學精神,並無二致。正如他透過揭露積極自由概念的雙重人格結構指出其危險所在,他的啟蒙運動研究也在描繪了反啟蒙運動與浪漫主義的概念地圖之後,進一步指出哪些概念最終翻轉為原初思想者也難以預料的政治理論與實踐,亦即各自成了導致20世紀極權主義的思想元素。

法西斯主義源頭的反啟蒙運動思想家——邁斯特

根據柏林的描繪,20世紀的主要極權主義形式,雖然展現的方式各異,但無論結果是如何黑暗或殘酷,都是始於某一種洞見,然後將其邏輯進行到底的極端表現。義大利法西斯主義也是如此,其思想根源是邁斯特(Maistre, 1753-1821),亦即本書第三章所提及之「自由的敵人」。他既不是漠視者,也非背叛者,而是徹底反對個人自由的天主教保守主義思想家。

邁斯特出生於薩丁尼雅 (Sardinia),一個自14世紀即存在的王國,地處今日法國、義大利與瑞士的夾縫,曾數次被瓜分、易主,最終於1861年串連其他小國合併成義大利。他親眼目睹法國大革命最後造成的血腥災難,因此更加肯定天主教神學對於人性的負面看法,也就是認定身為亞當與夏娃後代的人類,雖然天生具有自由意志,但也搭配了一個墮落的靈魂;前者讓人與神性相通,且確保人類的創作可能,但後者卻是背叛上帝的後果——失去純真的人類從此學會遮掩、躲藏,禁錮於肉身的慾望,並傾向自毀,一旦享有自由便開始使壞,不但害人也害己。

此一人性觀與啟蒙運動所宣揚之理性、進步等樂觀想法背後所預設的人性剛好相反。德國的哈曼與赫爾德所堅信的虔敬主義是宗教改革後的基督新教教派,認定人類單憑己力不能找到救贖的道路,但神的恩典夠用,足以讓墮落的他們在黑暗之中找到通往天堂的道路。邁斯特的悲觀主義,則不僅凸顯了悲觀版的天主教神學與樂觀的啟蒙運動之根本差別,同時也替基督新教亦不否認的人性幽暗面增添了另一道陰影:理性思考仰賴的語言非人所發明,而是相當神秘、近乎神聖的事物,且涉及自主意識所無法察覺的歷史記憶,或說傳統。因此,無論我們如何發揚理性,某些人類思維的陰暗面始終不得理性之光的眷顧,但卻能在冥冥之中直接或間接地掌控我們的心思意念!

柏林指出,邁斯特關於語言的見解,與哈曼那種側重直觀的神祕主義相通,且指向了某種「潛意識」(unconsciousness) 之存在,理性無法穿透。因此,試圖以邏輯概念或抽象模型來掌握人間事務,想把巨大混亂的現實壓入整齊劃一的框框,必將徒勞無功,甚至可笑。邁斯特曾說:「我認識法國人、英國人、義大利人、西班牙人,但就是沒有見過所謂的『人』。」——此話意在調侃那些把「人性」、「人類」掛在嘴邊的啟蒙運動者,諷刺他們口中說的那種超越所有宗派、階級、民族認同,單憑普世理性而過活的那種抽象個體。邁斯特也藉此反對了所有社約論思維的基礎,因為,那些彼此毫無關聯、不具身分認同的人既不存在,也不可能出自於單純的理性算計,然後在互訂契約的當下成立了一個社會。

或許,哈曼與赫爾德,甚至維科,亦可接受如此說法。不過,邁斯特更進一步指出,事實上所有國家、民族所賴以為繼的「權威」也是如此,都是建立在不可能化約為一套邏輯論述的「傳統」之上。據此,他進一步堅稱,舉凡一切的理性計畫或制度安排皆不可行。原因並非人類既缺乏理性且不願思考,或者無視於偉大的理想。相反地,正因為墮落的人們也會理性思考,願意為大我(如國家和民族)犧牲小我,也會追求超越現世的宗教理想,才是問題所在。失去了純真與信任的人類,運用起理性來思考,必將懷疑既有的一切制度與價值,只會破壞而無能建樹,而那種想要拋頭顱灑熱血、成就偉大的狂熱,則容易導致盲目地追隨領袖——所以,唯一的出路乃不按牌理出牌的黑箱作業,在威迫利誘的同時必須讓人民完全摸不到頭緒,不知道國家暴力什麼時候會降臨,最終只能放棄思考,匍匐在權威底下唯命是從,而違命者應當斬首示眾,以建立統治者的威信。

是故,邁斯特主張,唯有建立在宗教與奴役制度上的威權統治才是人類的未來希望之所在!如此作想的他,出使俄羅斯期間(1803-1817)受到了沙皇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的重用,影響深遠,甚至阻礙了俄國科學與人文研究的發展。特別是在宗教式微之後,落實邁斯特的理念意味著政府必須製造崇拜對象,並祭出重典,同時善用傳統宗教的力量,才能全面控制人民的身、心、靈,進而讓權威進入到個人生活的所有領域。對柏林而言,這正是現代極權體制有別於傳統的獨裁政權之處,作為一種法西斯主義的展現方式,其根源是虛無主義(nihilism)之下對權威的崇拜!

浪漫意志的昇華、聖化、追求民族淨化的納粹

納粹主義一般被認是法西斯的一種,因此上述邁斯特關於領袖崇拜與身、心、靈三位一體的極權模式也適用。不過,細讀柏林關於德國浪漫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書寫,雖然甚少提及納粹主義,卻不難發現他將納粹的崛起回溯至日耳曼國族主義思想,因此,他對於納粹主義的理解是德國浪漫主義蛻變為極端國族主義,最後發展成了法西斯模式的一連串歷史偶然結果。

前文提及,康德試圖調和理性與意志的倫理學埋藏了進一步激發民族主義的元素,個人意志的展現是浪漫主義,而集體意志的瘋狂展現則是極端的民族主義了。雖然康德本人對任何的族群情感深惡痛絕,並主張世界主義,但席勒(Schiller, 1759-1805)卻抓準了他所說的,人唯有在力圖抵抗外力——亦即展現真正的自由意志時——才最像個人,並從而主張:真正的藝術在於展現個人最像自己的一面!

當然,康德的話出現於他對「道德」與「倫理」之區別,嚴格說是道德哲學的領域,但席勒卻將此轉化為一種新的「悲劇」美學,其要旨為:真正的悲劇在於一個人因真誠表達自我而與整個社會、整個時代起了衝突,仍然在所不惜,也不願意失去自己。換言之,唯有「本真性」(authenticity)才是道德的唯一判準,外在社會規範不是;自由的真諦在於真實展現自我,而唯有勇敢做自己才是真正的高貴。真正「替自己立法」(康德接收自盧梭的自由概念),不是把自己當作陌生人或某個人類,隨後檢測自己想做的事是否能成為普世皆然的道德律令,而是真誠面對那個作為宇宙之中唯一存在的自我,一個具有特殊身分、認同、情感與命運的活生生個體,在不顧及任何外在眼光之下思考,究竟自己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矯情而不當自己的就是賤人!

康德的弟子,也是柏林筆下的「自由的背叛者」費希特則更加主張,矯情和認命的人,根本就等於死人,而唯有活出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活人。他的起手式是康德的觀念論,亦即人類對於世界的認知來自於根本的概念與範疇(categories),例如時間與空間,缺乏此一感知能力或認知結構,人不可能認識世界。當然,人們可以追問:「那我們如何確認我們藉此所認知的世界,剛好等同真正的世界?」康德的答案是「上帝」,正如笛卡爾也必須援引上帝來確保「我思故我在」的那個「我」是具有肉身的存在。

但費希特並不滿意如此的解決策略,於是提出:所謂的「自我」其實是一種行動,是一種產生於跟外在阻礙對抗的認知。畢竟,一個人專注某件事的時候是進入無我的狀態,只有被打斷時才會回到自我意識;因此,因外在阻礙而產生的自我意識,必須採取行動來回應,才能確立自己是「誰」,並藉此建構起一個真正的自我。此外,如同康德認為人是意志上享有自由但身體受制於因果關係的神秘存在,費希特進而主張人是同時活在兩個世界之中的跨域存在,肉體世界彼此相互牽制,因此不可能達到真正的自由,但精神世界的自我意志卻可以達到真正的自由。

費希特於是主張:「我意欲,故我在!」同理,民族也必須在一連串的對抗行動之中來體驗「自我」,且真正自由的民族是一個可以不受外界干涉,展現本色的自主個體。1806年柏林遭受拿破崙佔領之後,費希特接受了赫爾德的觀點,認為所有人都是由特定語言、文化與傳統所構成的有機體之一分子,其內在生命脫離不了所屬的民族精神,因此唯有整個民族展現其意志時,才是自由。他據此在《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中提出:缺乏意志展現,不力圖創造自我的人,不過是別人的回聲;然而,德意志民族乃具有展現自我意志的人種,而無論來自何處,講什麼語言,只要內心充滿如此的精神,就是德意志民族的一分子!這是費希特身為德意志民族一分子的回應,不但藉此區辨我族與他類,也呼籲整個民族必須團結、統一建國。

柏林提醒讀者:費希特的演講是納粹崛起年代的「聖經」,而且海涅當年曾說:「武裝起來的費希特們遲早會出現⋯⋯將在德國上演的大戲,會讓法國大革命看起來就像一首閒情逸致的田園詩。」日耳曼反啟蒙運動始於自卑與酸葡萄心理,雖然在哲學上重拾了民族自信心,政治軍事上卻持續遭受屈辱,轉為強烈排外並帶有文化優越感的民族主義於歷史脈絡之中並不令人意外。柏林認為這是一種民族自尊心受傷的結果,而納粹——其正式名稱為「國族社會主義」(Nationalsozialismus)——的崛起,在他眼中於是並不意外。誠然,結束一次世界大戰的《凡爾賽條約》再一次讓德國飽受屈辱,於是思想上擁抱種族主義,強調雅利安人種的優秀,並據此指摘猶太人對他們的汙染,最終宣稱必須透過優生手段與種族淨化(屠殺猶太人)才能真正展現德意志民族的「真正自我」。至此,如同黑格爾的精神哲學,個人意志被浪漫化為集體意志的一部分,然後這個集體意志再被昇華為任何個人意志皆不能與之衝突的民族精神——最後則是一個神聖、必須淨化的「國族」意志。

而這一切,如果柏林的診斷正確,皆肇因法國人在政治上、文化上以及軍事上主導了西方世界,德意志民族最後如同「受力彎曲的樹枝」(出自席勒詩作的比喻)鬆開之後的強烈反彈。雖然德國納粹也具備了義大利法西斯政權的反啟蒙元素,但那不過是必要條件,真正的充分條件,正如柏林在〈被奉為神聖的浪漫意志〉(The Apotheosis of the Romantic Will)一文當中所說,是民族自尊心受傷之後昇華為神聖不可侵犯的集體意志,進而追求國族純粹性,最後採取了最不可思議屠殺的手段來淨化種族,是德意志民族在數百年來不斷有感於外部壓力的具體國際情勢底下,令其國族意識節節高升至不可收拾的國際性政治災難。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以撒・柏林(聯經Wings:Monograph 1)》,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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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葉浩

他是柏林,以自謙、開放態度探詢真理
不宥於理論框架,聚焦具體存在的自由主義者

每個時代,都有人們讓拋頭顱、灑熱血地追求、支持自己認同的理想或價值,歷史因此一頁一頁地厚實,現今社會的樣貌也在過程中逐漸明晰。

從古到今,人類社會中的政治、文化等領域多次為此翻轉,而人人追求的價值是否有同樣的方向、內涵,則往往是爭議與衝突的起點。對此,提倡價值多元論的柏林,認為單一價值其實有內在多元性。柏林在知名的〈自由的兩種概念〉裡,就指出「自由」有兩種,一個消極,為不受外力干涉的狀態;一個積極,重點在於自主、做自己的主人。

像這樣對單一價值解釋的不同,柏林認為這是使得馬克思本人並非馬克思主義者的原因。馬克斯自身視以經濟觀點書寫歷史的角度為一種科學方法,但這方法卻被人詮釋為與人類歷史本質相關的形上價值,蛻變為非馬克思本人意欲的「馬克思主義」,並成為其支持者手中支持權威或極權統治的論述。

講求包容、多元論的柏林點醒我們,當一種價值的解釋唯全人類獨尊,它勢必要犧牲其他解釋的選擇、偏離原有的樣貌。人們如何在善用積極自由去追求自己理想的同時,顧及不受他人侵犯的消極自由,是永恆的問題,而唯有「包容」這個難有最終、最好、唯一安排的世界,人們才能有追求各種價值的自由。

本書特色

1、輕——開本尺寸精小,便於攜帶閱讀。
2、不沉重——分量適中,適合社會大眾、高中生、大學生閱讀。
3、重要作者——由海內外專家學者費時數年撰寫,並通過嚴謹審查。
4、便於理解——以簡單易懂的文字,深入淺出介紹當代重要的政治哲學家理論與重要觀念。
5、切合時事——內容貼近當代社會,以展望未來之姿回顧經典人物與議題,提供反思與對話。
6、展望——期待這系列書能作為橋梁,串連深刻思想、觀念與普羅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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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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