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故事與聽故事的人(上):從原爆倖存者口中,我聽到「地獄」的存在

說故事與聽故事的人(上):從原爆倖存者口中,我聽到「地獄」的存在
Photo Credit:呂方雯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如果經歷重要歷史事件的人們有著這份訴說故事的義務,那身為聽者,作為少數有機會親耳「聽到地獄存在」的人,是否也有什麼義務呢?

關於和平號大海學校:1983年,一群日本大學生不滿政府對二戰侵略責任迴避的態度,自行組織了一艘名「和平號」的船,前往曾被捲入戰爭的亞洲國家,深度了解當地的戰爭經歷。
「和平號」後來發展為國際非營利組織,每年執行推動世界和平的教育計劃,激發青年人思索和平、人權、貧富、永續發展等全球性議題。計畫執行30多年來,今年已進入第99次環球航行。每到一個港口,他們會下港訪查,用自己的雙腳雙眼探訪歷史,深掘每個城市的獨特。2018年,他們走訪了四國五城,日本廣島、中國廈門、新加坡、柬埔寨暹粒以及金邊。

文:呂方雯

知道有機會搭乘和平號、訪問數個亞洲城市時,吸引我的不只是能抵達物理上的他鄉、那些沒到過的地方(或許扯到出國時便還加上某種向遠方逃離的衝動,畢竟只要走出門閉上眼睛再拐幾個彎,一條陌生的街道上便有無數處沒到過的地方),更是那些和不同機構、人們接觸的機會,聽他們對身處城市的想法,又或者聽他們描繪那些佔據、影響甚至改變生活的巨大事件。

或許小時候是因為對未知世界的好奇而喜歡聽故事,但一直到這趟旅程,才發現聽故事吸引我的,並不是能知道更多敘說者口中關於戰爭、不平等的細節,而是想知道他們究竟用什麼方式理解這段生命、用什麼樣的心情來說著這些故事、又打算做出什麼行動來回應己身的處境。

其中一位印象深刻的敘事者是廣島原爆的被爆者(hibakusha)Mitsuo Kodama,他因離原爆地點近而遭受極高劑量的輻射,導致基因突變,也罹患過20種不同部位的癌症。他和我們說,今(2018)年他被診斷出罹患極為嚴重的造血疾病MDS(骨髓增生不良症徵候群,myelodysplastic syndrome)。雖然知道之前有其他倖存者在診斷出MDS後便在短時間中死去,但因為日本一家著名的電視台正在拍攝他的故事,考慮存活機率低、治療惡化的風險也高,他決定等拍攝後再考慮是否動手術。他說:「我想要有能力講自己的故事,想要把它好好記錄下來,讓更多人能看見,這是對現在的我來說最重要的事。」他是一位八十幾歲的老爺爺,卻出乎意料地能用投影片講述自己的故事。最記得的畫面是,告別的時候穿著細條紋襯衫的他拎著黑色的公事包,裡面裝著他的基因突變的科學證據和相關資料,直挺挺地往前方走去。

Mitsuo Kodama爺爺那份寧願失去生命也要好好說完自己的故事的堅持,彷彿是對某份責任的回應。作為一位見證歷史並且活下來的人,從許多見證者口中宛如地獄的廣島逃出,但依然在與輻射傷害不斷地戰鬥著,站在一個這樣的位置、作為一個如此獨特、無法說是幸運或不幸的存在,Mitsuo對自身處境的回應、那場最後用盡全力的戰鬥,大概就是好好把自己的故事講完,逃出地獄後,告訴更多人地獄的存在與其恐怖。

如果經歷重要歷史事件的人們有著這份訴說故事的義務,那身為聽者,作為少數有機會親耳「聽到地獄存在」的人,是否也有什麼義務呢?雖然聽者只能說是間接的見證者,但是他能接觸到那些沒有機會聽見證者分享的人,並且,聽者也有自己獨特的位置,譬如能從朋友、家人的身分讓這些故事更容易被聆聽。對我來說,聽者的其中一項責任也是訴說。特別是面對那些巨大、讓人無力的傷痕時,能做的或許便是用自己擅長的方式把故事傳播出去,讓這些故事更遇到有權力能做到更多事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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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呂方雯提供

這次大海學校的旅程中,因為領隊Sumiko請我和大家分享過去接觸美墨邊境移民議題的經驗,便讓我有訴說過去聽到的故事的機會。在短短五分鐘中,我描述無證移民在沙漠中缺水死亡的處境,並且向大家轉述我聽到的Jennifer的故事。Jennifer是一位因為要逃避黑幫追殺而從宏都拉斯逃離的母親,曾在懷著身孕、缺少食物與飲水的狀況下獨自在亞利桑那的沙漠中生存10天。如今小孩已經三歲了,但因為Jennifer的哥哥已經被黑幫殺害,法官判定她不再有生命危險、應該被遣返宏都拉斯。她不害怕自己可能的死亡,卻擔心會和身為美國公民的小孩分開。

五分鐘的分享結束後,換聽眾用一個詞描述聆聽時的感受並輪流分享。許多人選擇了和「非常悲痛」相關的詞彙。有人說,過去從來不知道這樣的事情發生,也有人雖然知道,但卻不清楚許多邊境移民連飲水這樣的基本需求也受到限制。我一方面欣喜於自己能讓更多人感受到議題的迫切性,另一方面卻也擔心讓聽眾在巨大的問題前感到無力。我問船上陪伴我們的領航員John,是不是不該以Jennifer的故事結尾,是不是應該在最後跟大家說說能做些什麼行動。

身為自由記者、新加坡非營利組織移工亦重(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的創辦人之一的John和我說:「在五分鐘中,能讓更多人認識到這個議題已經很充足了。而且如果沒有講Jennifer的故事,聽眾就不會知道她的存在,也不會有如此鮮明的情感觸動。另外,讓聽眾感受到無力也未必不是件好事,有些問題本來就是巨大、讓人無力的,如果告訴他們『能做些什麼』,或許反而讓他們認為已經足夠了,降低那份因情感而生的行動力。」

聽到John的話後,我才想起Jennifer是怎麼為她的故事總結:「我的處境很艱困,但我還在這裡,我還在戰鬥。讓我們把這件事放在心中,也希望你們可以為我們戰鬥。我需要你們的支持、需要每個人的支持。只要寫一封信給我們,讓我們知道自己並非孤軍奮戰。」除了傳遞故事之外,另一項屬於聽者的責任是回應,讓敘說者知道,他們有成功把某些訊息從地獄帶回人間。那些有故事的人們有其特別的生命際遇,但也並不因此而「不同」,作為一個聆聽者,認可面前存在的敘說者,認同他們常以敘說作為一種戰鬥的方式,並且在適當的時候和他們站在一起、作為能夠說出聽見的故事的存在。聽起來困難,但有時候就只是簡單的回應。

在那個我害怕會令聽眾感到無力的分享後,有位大三的女孩請我把當時展示的照片檔寄給她。對我來說,這就是她給我的回應,告訴我她聽見了某些觸動她的事物,而或許在某些令人期待的時刻,她也會從聽故事的人成為說故事的人。

說故事與聽故事的人(下):訴說紅色高棉帶來的折磨,是我痛苦活著的責任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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