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暴政能換來和平嗎?被誤讀的習近平與他的中國夢

尊重暴政能換來和平嗎?被誤讀的習近平與他的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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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邱吉爾一戰中的名言,「混混被抓住就成了懦夫」,這句話指窮兵黷武的德皇威廉二世。然而,艾利森並未意識到,這句話若用來形容習近平,同樣準確。

2015年9月,習近平訪美期間,哈佛大學教授、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創建者之一、國際關係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修昔底德陷阱:美國和中國正在走向戰爭?〉的文章,指出快速崛起的中國必將衝擊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並有可能爆發戰爭。

「修昔底德陷阱」這個古老的國際關係學的術語一時成為炙手可熱的新聞話題,成為所有媒體、學界、政治決策圈不可忽視的議題。不久之後,就連習近平也多次在公開場合中提到,中國和美國要避免重蹈「修昔底德陷阱」之覆轍。而《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一書,正是艾利森這篇論文的延伸擴充版本。

修昔底德(Thucydides)是古希臘傑出的歷史學家,著有《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修昔底德對發生在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那場戰爭作出了精彩的詮釋:「是雅典的崛起,及斯巴達揮之不去的恐懼,使戰爭不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當一個崛起中的強權,力量強大到足以威脅居於主宰地位的統治強權時,統治強權會採取行動回應威脅,例如貿易衝突或冷戰,這將使兩強戰爭難以避免。

艾利森進一步研究發現,從15世紀後期葡萄牙與西班牙在貿易上的爭端開始,全世界至今共有16起「修昔底德陷阱」,當中只有四樁衝突最終未開戰,其餘包括拿破崙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等改變世界局勢的戰爭,都可歸屬於此類陷阱。艾利森認為:「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以今日之國際格局而論,中美之間危機四伏,艾利森在訪問臺灣時接受媒體訪問指出:「如果北京和華盛頓的領導人繼續他們在過去十年的所作所為,那麼美國和中國幾乎肯定會被捲入戰爭之中。……我們可能很快就會處在一個大規模、具有中國與美國特色的新冷戰,而這就在炸彈與子彈的邊緣。」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個發人深省的概念,但這個概念能否成為分析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國際衝突和戰爭的一個定律?遺憾的是,艾利森的若干具體分析都存在嚴重的漏洞,乃至本末倒置的錯誤。比如,艾利森認為,中美當前的貿易戰,從歷史來看,是戰爭的序曲之一。他舉出的相似例證是珍珠港事變:一開始,美國反制日本的手段是管制貿易,禁止向日本出口航空燃料、鐵和黃銅等重要原料,最後連石油也禁運時,便點燃了戰爭。

艾利森指出,當既有強權迫使崛起中的勢力,必須到更遠的地方尋求必需物資,甚至試圖封鎖其視為生存關鍵的進口物資時,戰爭一觸即發。他的結論是:「小羅斯福在1941年8月的禁運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然而,真實的歷史事實與他的結論恰恰相反:即便美國不對日本實行禁運,日本也要建立一個由日本主導的、驅除歐美白人勢力的「大東亞共榮圈」。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錯誤不是對日禁運,而是長久以來對日採取綏靖政策,以致養虎為患——就如同英法在歐洲對納粹德國採取綏靖政策一樣。艾利森將因果關係顛倒了。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艾利森是一名典型的支持綏靖政策的美國民主黨人。若往好裡說,在觀念層面,艾利森與二戰前夕的美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和外相哈利法克斯伯爵(The Earl of Halifax)一樣,有一種所謂「輝格式」的世界觀,相信「一切問題都有理性解決方案,而且,我們所需要做的,只是找出一種讓所有方面都感覺舒適的權宜之計。」然而,在希特勒(Adolf Hitler)和習近平的世界裡,從來不存在理性這個詞語,相信獨裁者的理性,乃是緣木求魚。

若往壞裡想,在現實層面,艾利森參與創建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招攬習近平和薄熙來的子女前往就讀,甚至不惜傷害學術獨立和學術自由原則,其目的或者是像他的導師季辛吉(Henry Kissinger)那樣趨炎附勢、積累人脈、悶聲發財,或者是傲慢且天真地相信借此在共產國家培養親西方的下一代領導人——這種想法早已證明是一廂情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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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的無知是綏靖主義的根源:被誤讀的習近平和他的中國夢

艾利森並非中國問題專家,卻敢於寫一本中美關係的著作,這種「學術跨界」必然帶來巨大風險。本書論及中國部分,處處是常識性的錯誤,實在有損國際關係領域大師級學者的聲譽。比如,作者認為,「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是毛澤東信任的同事」,可實際情況是,習主席是劉志丹、高崗一派的西北系官員,並非毛澤東的嫡系人馬,早在延安時代就頗受猜忌,從未受到毛的信任。

作者又說,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已有九百多個項目,成本超過1.4兆美元,「相當於12個馬歇爾計劃」,這種過於簡單化的類比連中學生都不會輕易去做,「一帶一路」完全不能同馬歇爾計劃相提並論——馬歇爾計劃不僅幫助西歐國家完成經濟重建,而且鞏固了這些國家的民主自由制度;反之,「一帶一路」剛剛實施就四處碰壁、難以為繼,其新殖民主義的本質遭致普遍反感。

艾利森佩服中國「兩天之內建成羅馬」的速度,也對中國官方公佈的經濟數據深信不疑,實在大失學者應有的「求真意志」。因此,就連美國之音在介紹這本書時也不禁質疑說:「中國的發展速度固然令人嘆服,但是且不說中國的GDP數字中有多少水分,就是目前這種債台高築來進行基建投資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否能持續下去,連中國領導人心裡也沒底。再加上中國的房市和銀行壞賬兩大泡沫不知何時戳破,所以中國經濟的未來是充滿變數的。忽視中國經濟的不確定性而來分析美中未來的力量消長難免會有偏差。」可見,他就像中了中國西南地區的神秘「蠱毒」,成了一具任由趕屍人驅趕的行屍走肉。

更危險的是,艾利森對中國的認識基本上來自季辛吉、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李光耀和陸克文(Kevin Rudd)等人,他們無一不是「擁抱熊貓派」。艾利森撰寫過李光耀的傳記,對李光耀崇拜得五體投地,當然也就篤信李光耀對習近平的溢美之詞。他錯誤地將李光耀定位為「習近平的政治導師」,但習近平從未承認這一點。李光耀將習近平與曼德拉(Nelson Mandela)作比較,認為習近平是「城府甚深、波瀾不驚的人,不允許他個人的不幸或痛苦影響他的判斷」,又認為習近平高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這種被喚醒的使命感,是一種壓倒性的力量。」

進而,艾利森也贊同李光耀開給中國的「處方」——不是美式民主,而是恢復中國傳統的政治道德以及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他接著肯定習近平的意識形態策略:「在這方面,習近平具有價值導向的民族主義,可能有助於被唯物主義掏空的操作系統的完整性。」而艾利森刻意隱瞞的事實是:習近平並未放棄對毛式原教旨主義的捍衛,而李光耀在其晚年早已宣佈「亞洲價值觀」破產了。

艾利森又引用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的話說:「習近平有著深厚的國家使命感,對國家有明確的政治眼光,而且是一個雷厲風行的人。」這樣的頌詞好像是《環球時報》的風格。陸克文從早年研究中國民主運動到近年來變臉為習近平的吹鼓手,正應了中國的一句古話「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艾利森對這樣的看法不假思索、照單全收。

受這群人影響,艾利森成了習近平的粉絲,他對習近平及其「中國夢」如此評述說:「習近平以曼德拉那樣的鋼鐵意志展望中國。他的中國夢結合了繁榮與權力,其中雄心勃勃的視野頗似狄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美國世紀』,改革圖強頗似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他當然不會閱讀和引述達賴喇嘛、劉曉波等勇敢者對中共獨裁暴政的嚴詞譴責,他缺乏此種常識:中國的真相不在統計數據裡面,而在達賴喇嘛和劉曉們的吶喊當中。艾利森這樣的西方左派,表面上看有一套言之成理、冠冕堂皇的論述,其骨子裡則是一種根深柢固的「隱形種族歧視」——中國人或亞洲人只適合、只喜歡專制制度,由他們去吧。

極具諷刺意義的是,艾利森在書中諷刺當年西方學界對蘇俄的誤判:「我要求哈佛大學的學生閱讀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在1964年出版的《經濟學》,他們對其中的一章感到困惑,這本20世紀中期最受歡迎的經濟學教科書,預計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將在1980年代中期超過美國。」今天,他本人不正犯了跟薩繆爾森同樣的錯誤嗎?薩繆爾森是誤判蘇聯,艾利森則是誤判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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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冷戰到新冷戰:中美衝突是自由與暴政的價值衝突

艾利森在使用「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時,掏空了雅典和斯巴達之戰的本質:不僅是爭奪希臘城邦國家盟主的利益之戰,更是民主制度與獨裁制度的競爭。雖然艾利森承認「斯巴達到今天仍然是軍國主義象徵」,但他對此一筆帶過,更是對雅典的民主特徵視而不見。歷史學家約翰・黑爾(John R.Hale)在研究雅典及其海軍的專著《海上霸權》中指出:「雅典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社會,其統治者不是國王、祭司,也非貴族,而是一個獨立自主、奉行民主政策的公民大會。……一個渾身充滿著力量、欲望與發展勢頭的海上精靈,懷抱著令人鼓舞的藝術、文學及政治理想,散發出耀人的光芒。」雅典的共和制度和文明成就被美國所繼承。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與德國、日本、蘇俄和中國等暴虐國家之間的戰爭,就是兩千多年前雅典與斯巴達之戰的延續。

西方左派對冷戰持否定態度,左派的想法是「春秋無義戰」,蘇聯沒有那麽壞,美國也好不到哪裡去,艾利森自然不例外。他武斷地批評說,「冷戰已經被視為國際關係中的一個禁忌選擇,幾乎不惜任何代價要加以避免。」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認,冷戰建立在三個重要的想法之上:第一,認定蘇聯是對美國核心利益的生存威脅,或說是對美國國家存續的威脅;第二,美國外交政策的目的是捍衛美國作為一個自由的國度,以及基本制度和價值的完整;第三,美國的生存和福祉有賴於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秩序。而冷戰所要達成三個目標:第一,圍堵蘇聯的擴張;第二,嚇阻蘇聯傷害美國的重要利益;第三,破壞共產主義的思想和實踐。就此而言,冷戰不是負面教訓,而是正面遺產。

冷戰的遺產可以用來應對中國的挑戰。這是自由與不自由的殊死搏鬥。日前,加拿大獨立研究機構「弗雷澤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公布了2018年人類自由指數排行榜,在全球162個國家中,中國排名第135,北韓未列排名,中國是東亞最後一名。報告前言指出,作為大國,中國對自由的威脅比俄羅斯大得多,「中國共產黨近年來變得越來越具有專制和帝國主義性質,對內殘暴執行其極權主義模式,同時尋求在全球擴展這種模式。」

「弗雷澤研究所」的研究員麥克馬洪(Fred McMahon)表示,「中國是東亞自由度最低的國家,中國在全世界範圍內推進其非民主整體模式時使周邊國家擔憂。」在艾利森的書中,幾乎沒有一個字提及中國政權的這個面向,這位「絕對的相對主義者」,既然對美國的民主自由喪失了自信,也就不願對中國的獨裁專制說一句批評的話。

儘管如此,艾利森依然相信,「與奧巴馬〔Barack Obama〕所言相反,今天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確實需要當代的凱南(George F. Kennan),以及馬歇爾(George Marshall)、艾奇遜(Dean Acheson)、范登堡(Hoyt Vandenberg)、保羅・尼采(Paul Nitze),還有杜魯門(Harry S. Truman)」——但是,這群「冷戰策劃師」不正是他在前文中否定的對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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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國」構想刻舟求劍,美國對華政策已天翻地覆

特朗普(Donald Trump)執政以來,像季辛吉和艾利森這樣的「擁抱熊貓派」已被美國政府決策層拋棄,並不像臺灣親中政客許信良一廂情願的想像那樣——艾利森對特朗普有重要影響力。特朗普周圍的幕僚,清一色地全是鷹派,而且是「鷹派中的鷹派」。

艾利森認為,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一種方式,是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曾呼籲的「保留多樣性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iversity),也就是美中能互相承認,一黨專政與民主各有好處,「兩種形式的政府、兩種生活方式,也許可以一同堅持、競爭。」他倡議說,「美國和中國應當共同管理那些新興力量,並確保它們不會破壞全球經濟結構。」這種在柯林頓(Bill Clinton)和奧巴馬政府中盛極一時的「中美國」思路,早已被習近平的法西斯式崛起和擴張撕得粉碎。

如今,反華已是美國兩黨和朝野的最大共識。近期美國政府重要人士的一系列發言都證明了這一變化。即將出任職業軍人最高職務——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陸軍上將麥利(Mark Milley)在陸軍協會年度大會上指出,俄羅斯和中國一直在大力發展軍事現代化,並有意利用美軍的弱點,挑戰國際安全秩序。他強調,美軍享有長達70年之久的軍事優勢正在迅速縮小,必須迅速做出戰略和結構調整,發展和提高自己的全域作戰能力。同時,他警告美國的潛在對手,如果軍事遏阻的努力失敗,美軍會徹底擊敗對手,讓對手遭受過去從沒有經歷過的挫敗。

對特朗普總統有重要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被安排參與特朗普與習近平的會談,他的在場就讓習近平如坐針氈——此前,中國試圖勸說白宮不讓納瓦羅與會,卻遭到白宮斷然拒絕。納瓦羅在談判結束之後接受福克斯電視台採訪時表示,貿易談判並不僅僅包括市場准入,中國還需解決結構性問題,包括知識產權盜竊。中國一直以來的表現就是無恥地欺詐。納瓦羅嚴厲地指出:「中國有間諜活動和國家指導下的投資,如果我們失去技術基礎,我們將國之不國。」

美國國安顧問波頓(John R. Bolton)在公佈新的非洲戰略時,直言批評中國「一帶一路」給非洲帶來負面效果:「在過去幾年,中國在該地區投入巨額的,由國家計劃、國家提供的財務支援。中國利用賄賂、不透明的協議,以及債務戰略,來挾持非洲國家,使其受制於北京的意願及要求。……中國的投資混雜著腐敗,沒有達到與美國發展計劃相同的環境或道德標準。此類的掠奪行為是中國更廣的戰略倡議的組成部分,包括『一帶一路』,一個發展一系列往來中國的貿易途徑的計畫,其最終目標是促成中國稱霸全球。」波頓指出,美國不會放棄非洲,不會讓中國為所欲為。

在美國國會召開的聽證會上,聯邦調查局負責反間諜的助理主任比爾・普里斯塔普(Bill Priestap)指出,中國越來越多地針對美國在網絡空間上的漏洞,利用在美中國人竊取機密,威脅美國國家安全。「這是我們國家目前面臨的最嚴重的反間諜威脅,我們需要更廣泛的回應。」他警告說,美國迄今採取的行動還不夠,「懸而未決的不僅僅是美國的未來,也是世界的未來。」美國司法部助理部長約翰・德默斯(John Demers)稱,從2011年到2018年,超過90%的國家間諜案涉及中國,中國的行動速度正在加快。「劇本很簡單:掠奪、複製和取代——掠奪美國公司的知識產權,複製美國公司的技術,然後在中國市場和全球市場上取代美國公司。」

中國是全世界的害群之馬,美國如何與之和平共處?艾利森引用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一戰中的名言,「混混被抓住就成了懦夫」,這句話指窮兵黷武的德皇威廉二世。然而,艾利森並未意識到,這句話若用來形容習近平,同樣準確。有朝一日,如果艾利森拋棄綏靖主義的陳詞濫調,或許能以「混混被抓住就成了懦夫」為題目撰寫一本新的中美關係的專著。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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