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提出特首選舉「雙查方案」,真的斷送了香港民主?

金庸提出特首選舉「雙查方案」,真的斷送了香港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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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查良鏞的方案當時得不到理解,批評者只看到其「保守」的部分,沒有提及其「進步」的部分,這是相當不公道的。後來,不少人開始認同,雙查方案並不是這麽保守。

香港最偉大的文學家金庸逝世,絕大部分人都懷緬。然而,也有一些人舊事重提,指責作為政治參與者的查良鏞,在80年代後期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制小組香港召集人的時候,提出「雙查方案」,「斷送了香港的民主。」

此事的爭議還不止於政治層面。查良鏞當時在《明報》一連三天發表社論支持他提出的方案,又在報紙中多刊登支持方案的消息,減少反對方案的消息的報導。當時,有員工質疑他「公器私用」。他辯護,報紙不是公器是私器。這進一步擴大到對查良鏞人格的質疑。

筆者認為這些指責是不公正的,是時候重新審視歷史,正本清源了。

回到1988年的歷史現場。當時中國還繼續改革開放,雖然胡耀邦下臺,但趙紫陽依然支持政治改革。政論片《河觴》在中國引起收視熱潮,觸動如何進一步政治改革的大爭論。各界對中國改革依然抱有很高期望。

對香港來說,頭等大事是《基本法》起草問題。這時距離回歸只有不到10年,作為(當時)被視為「小憲法」《基本法》還懸而未決,以當時的進度,可謂迫在眉睫。

制定《基本法》的焦點爭議是政制問題(以下根據《基本法的草擬與政制主流方案》的記錄輔以其他資料),當時民主派草委(主要司徒華和李柱銘兩人)要求1997年通過直選選出特首,但中方草委和一些香港草委堅決否定普選,意見非常分歧。到1988年雙查方案提出前,曾出現過幾十種方案,其中又以民主派支持的190人方案和工商派支持的89人方案為最具代表性的兩方。前者建議,1997年就以不少於十分之一的立法機關成員提名候選人,再由市民普選出特首,後者則建議,特首由選舉團選出,也不提及普選產生事宜。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英聯合聲明》裏面,有關特首產生方法的表述是:「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也就是說,雖然中國在原則上支持通過選舉產生特首,但中國未曾做出有強制性的承諾,香港特首必須以選舉產生,更不用說普選產生。

在1988年4月的《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中的正文,特首還是「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附件一則列出五個方案候選,其中沒有普選選項的占了三個。

因此,在《基本法》框架下是否能爭取到普選,並非理所當然的事。選舉方法必須先形成香港草委的共識,再必須得到中方草委的認同,最後還必須在人大常委和人大通過。完全撇開中國是不可能的。這要求香港草委必須提出一個中方可以接納的方案,否則就面臨無法把「普選」寫入《基本法》的風險。

「雙查方案」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於1988年11月出現。有人認為,它是查良鏞探聽到中國口風,在中國官員示意下提出的方案,也有人進一步根據魯平的話,說它比中國設想的方案「更保守」。當然,這兩種說法是有矛盾的。

但仔細考察,「雙查方案」實際是一個妥協方案。正如一切妥協方案一樣,它有其保守的部分,也有其進步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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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的部分,正如民主派指責的,它沒有從1997年就開始直選。但如果堅持這種立場寸步不讓,《基本法》起草就無法進行下去了。

進步的部分,它提議:「第三任行政長官任內,進行一次全體選民投票,以決定第四任行政長官是否普選,以及第五屆以後的立法會是否全面直選。」

更仔細分析其「進步部分」有幾個關鍵元素。

第一,把「普選特首」寫入《基本法》。這是中國在《中英聯合聲明》之外作出的重要讓步。

第二,特首是否普選產生,由香港人民公投決定,中央將尊重香港人的公投結果。放在現在的語境,金庸可謂「自決派」。進一步,如果這條寫入《基本法》,香港人進行其他形式的公投就師出有名,再不會被質疑「《基本法》沒有公投的規定」。

第三,設置一個時間表,即在2007-2012年間,決定2012年是否普選特首。而且,一次公投不過,還可以每隔10年再公投一次。

如果雙查方案能被接納,那麽香港固然在一至三屆特首選舉中沒有普選特首的權利,但只要香港人萬眾一心,2012年特首選舉就可望能普選出特首。

「雙查方案」提出後,1989年2月的《基本法(草案)》中的附件一基本採納這個方案。它規定:

在第三任行政長官任內,立法會擬定具體辦法,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體選民投票,以決定是否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行政長官。投票結果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上述全體選民投票的舉行,必須獲得立法會議員多數通過,徵得行政長官同意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批准方可進行。投票結果,必須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合法選民的贊成,方為有效,付諸實施。

如上述投票決定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從第四任起實施;如投票決定不變,每隔十年可按第七項的規定再舉行一次全體選民投票。

30%的選民贊成,大致相當於六成投票率,過半支持,門檻並不高。即便對那個「提名委員會」也難以苛責,因為當時所有方案,包括民主派的190人方案,全都有這樣一類提名機構。

事實上,中國對這個方案也是不滿意的。在下一版草案(1990年2月,也是最終通過的版本)中,就把公投和時間表都去除了,只是保留了「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表述,又加上了按照香港「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以及「最終」的定語。在附件一中,又加上了2007年以後的特首產生方法如需改變,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的「三部曲」。

因此,「雙查方案」從開始基本為草案接納,到最終被分拆為兩部分:其保守的部分被改頭換面之後吸納入《基本法》,進步部分被完全抛棄了。如果「雙查方案」真的是比中國方案還保守,怎麽最後「進步部分」沒有最終寫入《基本法》?就這樣,一個妥協方案就變成一個「保守」方案了。

對此,查良鏞不需負責,因為在六四事件中,查良鏞激烈批評中國,批評鄧小平,又主動退出了起草委員會。他對之後的改動就無能為力了。這時令人感到遺憾的反而是,如果查良鏞繼續違背自己的良心,留在草委會,是否能保住這些進步條款。

查良鏞的方案當時得不到理解,批評者只看到其「保守」的部分,沒有提及其「進步」的部分,這是相當不公道的。後來,不少人開始認同,雙查方案並不是這麽保守。就連當初指責他的李柱銘也說,查良鏞是當時爭取民主的「第三人」,而且比他更懂中共的底線,又說,如果雙查方案得到落實,那麽現在香港早就有民主選舉了。這些反思都是客觀的。

另外一關鍵點就是如果方案能寫到《基本法》,並且按部就班地執行,那麽在時間點上,還能趕在胡溫執政的年代,中國還比較尊重香港,還沒有過分扭曲《基本法》;也能趕在曾蔭權做特首的年代,比較捍衛「兩制」。這些對香港意味著什麽不言而喻。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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