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人史》:大家認為華裔女性行政人員簡直像「辦公室妻子」

《美國華人史》:大家認為華裔女性行政人員簡直像「辦公室妻子」
美中關係正常化之後,許多支持國民黨政府的華人憤怒不已,紛紛發起示威抗議。照片中是一個名叫「自由中國之友」(Friends of Free China)的團體在新年期間於舊金山焚燒旗幟,藉此展現對臺灣的支持。然而,由於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冷戰結束,隨即又開啟了另一波新的華人移民潮。Photo Credit: 遠足文化出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儘管這些來自台灣的華人如今已進入美國的大公司工作了,故國已遠在千里之外,白色恐怖也是前塵往事,但許多人還是無法擺脫早年的本能反應,骨子裡仍以為自己只要說錯一句話,做錯一件事,甚至只是擺出不願服從的姿態,就會遭受嚴厲報復,甚至小命不保。

文:張純如(Iris Chang)

台灣留學生獲得學位後,返台定居的比率只有四分之一。他們絕大多數留在美國,接受了大學、政府實驗室與大企業等機構的職位,很快就躋身美國社會的上層中產階級。儘管前幾代華人受到種族隔離法規或者社會規範的局限,不得不定居中國城,後來眼睜睜看著子孫陸續遷居郊區,這些來自台灣的華人移民除了到中國城吃飯之外,與那裡未曾有過任何牽連。他們的生活模式和那些來自名門的美國華人比較接近。學者郭嘉玲(Chia-ling Kuo,音譯)曾在1970年發表過一份關於紐約長島地區華人移民的研究報告,讓我們得以一窺那些名門之後的生活概況。他們大都來自沿岸諸如上海等大城的世家,在中國的教會學校接受教育,早年就浸淫於西方文化。遷居美國後,他們在當時都已成為高薪的專業人士,像是大企業或銀行的高層主管,生活方式幾乎與白人鄰居無異。他們坐擁豪宅,不但辦舞會、宴會,也積極參與社區活動。他們大都會固定上教會,也是白人鄉村俱樂部的會員,常去打網球與高爾夫。比起和其他華裔美國人相處,他們的小孩覺得與白人交往更自在,因為他們的朋友與同學大都是白人。

最有趣的是,在面對種族偏見時,許多長島地區華人居民仍自信滿滿。當碰到歧視他們的美國白人時,他們不害怕也不難過,只會嗤之以鼻:「我不會把那些高傲的傢伙當一回事,」某位華人移民向郭嘉玲表示,「畢竟我們是有四千年文明的民族。就像孔老夫子說的,唯愚夫與小人難養也。」(譯註:其實孔子是說:「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這種態度甚至讓當時某些美國人主張,美國社會幾乎已經不會歧視亞裔美國人口。一篇刊登於1970年的《紐約時報》文章表示,社會對於美國華人的偏見已大幅減少,「儘管過去他們的爸媽曾含辛茹苦,幫白人燙衣服或當園丁,但如今絕大多數華裔、日裔美人已經可以靠努力當上醫生、律師、建築師與教授,不會遭遇任何阻礙。」這篇文章接著表示,許多30歲以下的亞裔美國人並不覺得自己曾遭遇過種族歧視。該文引述了漢尼威爾資訊系統公司(Honeywell Information Systems)副總裁朱權(J. Chuan Chu,音譯)的說法,表示:「任何人只要有能力,而且可以適應美國人講話、打扮與做事的方式,即使是華人又會怎樣呢?」

許多華人功成名就的故事似乎印證了朱權的說法無誤。事實上,才十幾年光景,就有一批來自台灣的華人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快速登頂。1976年,主持布魯克黑文國家實驗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某個研究團隊的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學教授丁肇中榮獲諾貝爾獎,理由是他發現了J粒子(J/psi particle)——這種粒子由一個魅夸克(charm quark)和它的反物質粒子所組成。〔丁肇中生於1936年,當時他父親丁觀海是安娜堡(Ann Arbor)密西根大學的中國學生,主修工程。丁肇中在兩個月大時遷居中國,後來共產革命爆發後他們家被迫移居台灣,丁觀海到台大任教,在台灣還沒念到大學畢業丁肇中就在1950年代返美,到密西根大學就讀。]時隔十年,另一位來自台灣的知名美國華人科學家,加大柏克萊分校教授李遠哲,則是因為交叉分子束的研究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來自台灣的美國教授田長霖成為第一位當上頂級研究型美國大學校長的華裔(同時也是亞裔)美國人。他出身書香世家,因此能有這番成就,除了堅毅的人格特質之外,也是因為家學淵源,向來對教育非常重視。

田長霖生於武漢,父親田永謙係富裕銀行家。田永謙是中國最高學府北大的物理系畢業生。(多年後,田長霖曾解釋道:「在那個年代,只要能取得大學學位,無論主修什麼,就算是獲得了相當於古代士大夫的地位,在社會上無往不利。」)因為有北大學位,田永謙得以累官至國府所屬漢口市稅捐稽徵處處長,但當時任何人都無法預見中國社會將會發生天翻地覆的改變。日軍侵華後攻陷武漢,田家失去房宅僕從,奢華的生活盡成過往,變得一無所有。他們為了躲避日軍而離開武漢,住進上海的法租界。田永謙的毅力過人,靠一股拚勁重拾過去的富裕生活,最後成為上海財政局局長兼任上海市銀行董事長。他們家又開始過起錦衣玉食的生活,僕役成群,每一輛車都配有司機,就像田長霖說的:「我們家的生活跟洛克斐勒家族沒兩樣!」但好景不常,中共發動革命後他們紙醉金迷的人生再度化為烏有,全家人再度踏上逃難的險途,從上海逃往台灣時全身只帶了一些細軟與衣物。

「家父難以承受那次損失,」後來田長霖向《舊金山焦點》雜誌(San Francisco Focus)的某位記者表示,「那是他第二度變得一無所有。」抵台時田長霖已經14歲,田家總計12口人全都擠進一個小房間。「裡面的空間甚至小到讓我們無法同時睡覺,」他回憶道,「我們只好輪流睡。」

某晚田長霖醒來後發現父親坐在一片漆黑的房裡發呆。「爸去睡吧,」田長霖對他說,「別擔心我們。我們會找到工作的。」他爸用淒苦的口氣反駁他:「我不在意我的小孩是不是沒東西吃。我只擔心我沒錢讓小孩讀書。」這些話就此烙印在田長霖的幼小心靈中。

田永謙對過往的榮華富貴無法忘懷,崩潰抑鬱之餘心臟病發去世,年僅54歲。為了幫忙負擔家計,田長霖中學、大學期間都會打工。台大畢業後,他決定不讓運氣主宰自己的人生,總計申請了美國240家大學的研究所。結果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維爾大學(University of Louisville)提供他全額獎學金,於是他在1956年借錢買了一張便宜機票前往西雅圖,然後改搭灰狗巴士,踏上前往路易斯維爾的72小時旅程。

在美國南方,田長霖第一次體驗到美國人有多在意種族。一下巴士他就看到洗手間門板與飲水機上面都掛著「白人專用」與「有色人種使用」的招牌。他不知道自己被歸為哪一類,但當地白人說他是美國的客人,可以使用白人專用的設備。田長霖內心對這種制度充滿反感,不公平的現象令他義憤填膺。他還發現當地的巴士全都設有白人專用區,在巴士內部的前段,黑人只能坐在後段,因此他盡可能走路,避免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後來他發現種族主義不僅出現在一般社會上,連學界也沒兩樣。路易斯維爾大學某位教授總是稱他「中國佬」(田長霖回憶道,「一開始我懵懵懂懂的,還以為那是暱稱」)。最後他決定不再白白受辱。「有兩個晚上我徹夜難眠,心裡想著該怎麼辦。……當年我跟難民一樣窮,生活無法安穩,只有靠他聘請我才能餬口。他大可開除我,我也許就只能回台灣了。我非常害怕。」最後田長霖鼓起勇氣,要那位教授別再叫他「中國佬」。這勇敢的舉動只成功了一半。那教授嘴裡為自己辯護,表示田長霖這個名字的「外國味」太重,才會叫他「中國佬」,不過再也沒有這樣謔稱他了。然而,教授還是用其他方式羞辱田長霖,讓他常感不自在與沒有安全感。有一次教授要他爬上梯子,把氣閥關掉。結果他因為失足而不得不抓住一根溫度高達華氏400度(譯註:大約攝氏204度)的管子,導致手部灼傷流血。但他連抱怨都不敢,唯恐遭人取笑。

若非田長霖堅毅過人,或許就會放棄學術生涯,不過他全神貫注,勇往直前。抵美一年後他就在1957年取得路易斯維爾大學的碩士學位。兩年後他拿到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緊接著前往加大柏克萊分校的機械工程系任教。接下來的40年他始終待在該校,很快就平步青雲,陸續當上正教授、系主任、學術副校長,最後榮任校長。在處理繁忙的校務之餘,他還曾設計過一款土星號(Saturn)火箭推進器,解決過美國太空梭的隔熱罩問題,而且他所進行的超絕緣(superinsulation)研究深具突破性,後來被日本的高速磁浮列車採用。

台灣移民除了把精力與企圖心用於學界,在美國高科技產業也發揮得淋漓盡致,貢獻卓著。人稱李大衛(David Lee)的電腦先驅可說是矽谷最早的華人傳奇故事之一。在快速發展、競爭殘酷的科技世界裡,他之所以能夠展現過人毅力,從他童年的際遇就能看得出來。本名李信麟(Sen Lin Lee)的他在1937年生於北平,幼年時中國正值八年抗戰與國共內戰,日常生活的每一天都可能遭逢驟變。

為了躲避日寇入侵與中共叛亂,在李信麟12歲以前,他們家曾經13度遷居,失去的財富愈來愈多。1949年,李家為了躲避內戰而遷居台灣。年僅12歲的李信麟身上的財物只有一身衣褲與藏在鞋裡的兩銀元。唯恐中共入侵,李家於1952年離台遷居阿根廷。李家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區的貝爾格拉諾(Belgrano)定居,他們沒有做生意的門路,也不會說英語或西語,根本不知道怎樣活下去。

急中生智之下,李家用公寓的客廳開了一家中國餐廳。李信麟的爸媽聘了一個會講國語、西語的華人當服務生,在前頭跑堂,李家大大小小則在後頭忙著煮菜。餐廳的生意興隆,沒多久連臥室也被改成座位,隔年李家就用餐廳收入開了一家進出口貿易公司,最後大發利市。當時年僅十幾歲的李信麟很快就學會了流利的西語,當起父親的翻譯。與賣家講價的過程中,他把父親的每一句話都精確地翻譯出來,學會了珍貴無比的經商之道,後來他覺得自己所學到的竅門和攻讀MBA沒兩樣。

李信麟從小因戰亂而失學,父親希望他能接受正式教育,具體來說是要他到美國的某間大學去讀工程學位。1956年,李信麟前往博茲曼市(Bozeman)的蒙大拿州立大學(Montana State University)就讀,在那裡為了付學費他每個月必須工作200個小時。「宿舍裡的每一份差事我都幹過,」後來他向某位記者表示,「打掃房間、鋪床、當輔導員、備膳或洗碗——只要是你說得出來的工作我都做過。」他在蒙大拿州立大學的日子過得很苦,但整體來說對他算是有正面影響。1960年,他拿到機械工程學學士學位,接著轉往北達科塔州立大學(Nor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取得同領域的碩士學位。

剛開始,李信麟與一般人沒兩樣,也是陸續到幾家大公司去當工程師。1962年,他在俄亥俄州代頓市(Dayton)的NCR公司找到第一份工作,後來轉往加州聖利安卓(San Leandro)發展,進入當時全美規模第一的電子計算機大廠弗里登公司(Frieden)。他在那裡設計了第一部電子計算機的鍵盤,還有第一部計算機的印表機。不過,弗里登的幾個員工在1969年離職自創魔鬼系統公司(Diablo),李信麟決定加入他們的行列。

這在當時可說是孤注一擲之舉,因為1960年代初期絕大多數來自台灣的移民都渴望成為教授,既有名望又生活安穩。若沒有一頭栽進學界,他們大都會到IBM或者貝爾實驗室(Bell Laboratories)等大公司去當科學家或工程師。就李信麟的記憶所及,當時矽谷的華人工程師也許不超過一千人,而且其中大都是領薪水的專技人員,而非企業家。很少華人敢自己創業。

李信麟在魔鬼系統這家新創公司裡研發出第一架可以量產的菊輪印表機。由於IBM開發出來的高爾夫球印表機(ball-type printer)大行其道,全錄公司(Xerox Corporation)亟欲找到能與其一較高下的產品,於是出價2800萬美元買下魔鬼系統公司,李信麟因此賺進好幾百萬。全錄延用他擔任印表機部門主管,但卻指派一位白人當他的上司——據他所說,那傢伙對菊輪印表機根本一無所知。「當時業界普遍認為華裔美國人欠缺管理能力,」他回憶道,「許多公司都不想提拔華人,只想借用他們的工作能力。」他知道自己在全錄無法出頭,於是便設法把相關知識傳授給他上司,1973年就辭職了。

離開全錄後,同年李信麟與人一起創辦奎茂公司(Qume Corporation),負責製造電腦周邊設備,主要目標是開發出某種新式菊輪印表機來與全錄公司競爭。到了1978年,ITT公司以1億6400萬美元買下奎茂公司,並且要李信麟留在公司負責營運發展工作。後來他升任奎茂公司的總裁,接著變成ITT公司副總裁,並兼任該公司旗下某間商務資訊系統公司的董事長。

在李信麟的領導之下,奎茂公司發展成世界上規模第一的印表機公司與美國最大的軟碟片生產廠。李信麟與許多華人開的製造廠密切往來,藉此也幫助台灣的電腦產業發展茁壯。幫奎茂代工的三家台灣公司〔包括承包個人電腦訂單的宏碁與神達電腦,幫忙製造終端機的金寶電子(金寶集團麾下還有一家泰金寶電通)]後來都成為業界龍頭,讓台灣蛻變為領先全世界的個人電腦與電腦周邊設備出口大國。

回首前塵,李信麟發現許多來自台灣的美國移民都只敢打安全牌,避免創業,但他卻傾向於——甚至渴望冒險。「時至今日我仍相信,任何人只要拿到博士學位,就算公司倒了,無論如何也都能找到普通工作,」他說,「家父不會講西語,也沒拿過了不起的學位,但當他在阿根廷創業時,所面對的環境遠遠比我們這個時代險惡。」

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像李信麟一樣樂觀。1970年期間,許多美國華人專業人士開始大聲抱怨自己受到種族歧視,並且遭白人老闆剝削。有些人覺得自己只是受到「等同於白人」的待遇,而白人壓根沒把他們當成美國同胞。他們深信自己無法在學界、政府機關與企業內部獲得升遷,是因為受到人為因素的阻礙,某些人稱之為「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譯註:針對女性、少數族裔等做出的無形限制被稱為「玻璃天花板」;這裡所說的阻礙是針對華人而設置的,所以特別稱為「竹子天花板」)。

許多人宣稱他們必須加倍努力,才能夠被拔擢到公司內的次要職位。「東方學生總是如此勤奮、可靠與聰穎,但他們就像安維斯租車公司(Avis Rent-A-Car)一樣,『永遠只能當老二』。華人必須要加倍努力才能證明自己已經融入了美國的中產階級社會。」1970年秦詹姆(James W. Chin,音譯)在舊金山的雙語華人報紙《東西報》(East/West)上撰文寫道。

表面上看來,許多數字都可以用來反駁種族歧視的指控。1970年代的許多研究都顯示,平均來說,美國華人的教育程度已高於白人,華人家庭的收入也高於白人家庭。但這些研究忽略了三個關鍵要素:首先,華人人口具有高度的地域集中性;其次,每個華人家庭的工作人口也多於白人家庭;最後,這些研究也沒有考慮學歷到底能為華人的專業發展加多少分,增加多少實質收益。因為大多數華人都住在生活費較高的都會精華區,所以即使收入較高,很大一部分還是必須用來繳租金與稅金。〔1960年,美國本土有將近一半(43%)華人若非住在紐約,就是舊金山灣區,而這兩處也是全美國消費水平最高的兩個地區。]還有,儘管華人家庭的平均收入多於白人家庭,但那也是因為華人婦女當職業婦女的比例高於白人婦女,華人小孩打工的狀況也較為普遍。

「學歷」這個條件是許多華人新移民努力打拚、結果真的贏過白人之處。1970年,16歲以上的美國華人男性有四分之一都有大專院校學歷,但相較之下白人男性卻只有13%。就碩士以上學歷而言,華人的表現更是優於一般美國人口。不過,要用來評斷某個少數族裔是否成功的正確標準,應該不只是看有多少人獲得高等學歷,而是該看他們獲得高等學歷後是否能在職涯中獲得更多成就。但就這點而言,華人並不具優勢:以當時的舊金山灣區為例,華人男性的平均收入只有白人男性的55%。

1970年,加州促進就業平等委員會(California State Fair Employment Practice Commission,簡稱FEPC)曾舉辦一系列聽證會,這是美國史上首次針對華人與其他亞裔美國人在職場上遭歧視的狀況進行的調查行動。那年,有五位在舊金山市政府公衛部門擔任公衛稽查員的亞裔美國人聲稱受到種族歧視。聽證會期間,華裔美國人社群發現他們全都是加大柏克萊分校公衛學院的畢業生,但有好幾個白人即使只有高中學歷,也能被拔擢到高於他們的官職。其中一位亞裔公衛稽查員的筆試成績最高,但卻被指派擔任最低階的工作,理由是「他應該沒有能力擔任那種必須面對大眾的職務」。

提出申訴的五位稽查員主張,口試內容非常主觀,有種族歧視之嫌,而且調出口試錄音帶之後的確發現,口考官問的某些問題的確反映出對華人的負面印象。例如,顧鍾(Chong D. Koo,音譯)提及他偶爾會到雷諾市(Reno)度假,口考官亨利畢利斯(A. Henry Bliss)居然說,「我想你跟其他中國佬一樣,也喜歡玩樂透。」

加州促進就業平等委員會發現,華裔美國女性也飽受歧視。根據1970年的幾場聽證會顯示,許多雇主深信「東方女性從小就被訓練成在家裡必須服從男性,因此是祕書的理想人選」。那年的最高薪資等級是一萬美元,但華人女性中只有2.5%賺得到那麼多。整體來說,她們的平均所得只有白人男性的27%。

《纏足》(Unbound Feet)的作者譚碧芳(Judy Yung)於書中寫道,在那個年代,大家往往認為華裔女性行政人員溫順有禮,簡直像「辦公室妻子」,但與相同學歷的白人相比,收入卻較低。華裔美國女性必須加倍打拚才能獲得相當於白人的認同。她發現:「事實上,我們的學歷愈高,與同等學歷的白人男性、女性與華人男性相較,我們的收入卻差越多。」

儘管華裔美國人很快就變成職場上公認的聰穎與勤奮員工,但大家普遍都認定他們不願爭取權力,對管理階層職缺沒有興趣。對許多人來說,與其說這種刻板印象是對於華人的歧視,不如說這阻礙了他們在職場上的升遷,於是華人在發現了這種現象與他們因此而承受的不平等待遇之後,便決心要解決問題。

1970年代期間,一群華裔美國人與其他少數族裔成員在貝爾實驗室進行了一次公司內部的研究,結果顯示管理階層中的亞裔美國人很少。在貝爾實驗室裡工作的少數亞裔美國人主管大都佔有較低的職位。於是這群人發起了「亞裔美國人權益促進會」(Asian Americans for Affirmative Action)這個組織,簡稱「4A會」,其宗旨是改善美國大公司管理高層中很少有亞裔美國人的問題。

研究結果發表後,某些白人高層主管感到非常訝異,因為他們壓根沒想到華裔與亞裔員工會想要爭取公司高層職務。目前已在朗訊公司(Lucent)擔任副總裁的許卡爾是當年「4A會」的發起人之一,他說許多白人高層主管認定亞裔美國人只要有技術性工作可做就心滿意足了,一點也沒有爭取升遷機會、成為公司高層主管的企圖心。

許多來自台灣的華人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刻板印象,理由之一是他們自己對於挑戰權威本來就有一種根深柢固的焦慮感,他們的許多白人同事都看得出來——但這種焦慮感其來有自。許卡爾回憶道:「我們大都非常害怕遭到管理階層報復。」儘管有些時候只是他們多慮了,但「4A會」的某些成員的確擔心管理階層會怎樣「對付」他們——他們深信這是某種本能反應,因為他們成長在1950年代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任何人只要批判國民黨很快就會遭殃。許卡爾表示,某些人因為惹上顛覆政府的罪嫌,而在半夜失蹤了,從此生死未卜,音訊全無,別說接受一般法庭審判,就連軍事法庭都免了。儘管這些來自台灣的華人如今已進入美國的大公司工作了,故國已遠在千里之外,白色恐怖也是前塵往事,但許多人還是無法擺脫早年的本能反應,骨子裡仍以為自己只要說錯一句話,做錯一件事,甚至只是擺出不願服從的姿態,就會遭受嚴厲報復,甚至小命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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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美國華人史:十九世紀至二十一世紀初,一百五十年華人史詩》,遠足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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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純如(Iris Chang)
譯者:陳榮彬

從勞工到網路新貴,跨越150年華人史詩
本書榮獲《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評選為2004年年度好書

「內容豐富而鉅細靡遺。在類似的導論式書籍中,沒有任何一本書比得過這本層次分明且字裡行間充滿情感的《美國華人史》。」──耶魯大學歷史系榮譽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美國華人史》是一個離散飄泊、橫跨一百五十年的史詩故事。每個年代都有許多華人離開故鄉,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來到異國,有的前往美國落地生根。在十九世紀中葉華人開始大舉遷居,當時年輕的美國仍百廢待興,今天能有這番成就,相當程度上是因為華人移民在獲得美國收留後,在各個領域都有所貢獻。

本書是張純如的第三本著作,她在〈前言〉指出,該書的誕生與南京大屠殺的書有關。當《被遺忘的大屠殺》出版後,她應邀到各地巡迴演講,結識了各種不同背景的華人,有十九世紀鐵路工的後代、拿獎學金來美國唸書的新移民、不識字的工廠工人、頂尖大學的諾貝爾獎得主、躲過日軍殘酷暴行的年邁倖存者,還有被白人父母收養的華人小女孩,加上她身為第二代美國華人的背景,因此對華人多元複雜的歷史產生高度的興趣。華人在美國的種種遭遇,尤其是受到的不公與歧視,再度激發她的義憤,成為觸發她撰寫這本書的動機。

美國華人的歷史與美國、中國、台灣甚至國際局勢都有密不可分的連動關係,美國華人移民的境遇在各個動盪的年代起起伏伏。在其筆下,我們看到華人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來到美國,除了決心重塑自己的身分與命運,他們為了功成名就,必須克服重重險阻。作者記錄下一波波在各個年代美國華人與其後代子孫的種種經歷和成就:他們幫收留他們的國家興建基礎建設、對抗種族歧視與各種排華法案、在黑人與白人的緊張對立中夾縫求生、對科技發展卓越的貢獻,也曾寫下許多文學經典,同時影響了美國人對於種族與族群的想法。這是一本交織了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史書,作者並將許多個人故事安插在敘事中,而她的觀點往往讓人有醍醐灌頂之感,讓人了解「美國華人」這個族裔身分有何涵義,並擴大了「美國人」的定義,也打破了長久以來對於美國華人的迷思。

如果說《美國華人史》是一個離散飄泊的旅程,那麼對作者張純如來說,寫這本書也是一個旅程。因為寫書讓她埋首數量龐大的史料中,包括口述歷史、自傳、華文報紙、日記、法庭和移民記錄等,她從中看到華人的種種經驗,也看出華人如何成為美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本書中,她試著展現出美國華人從過去到現在的實際狀況,還原他們多樣化的真實面貌,把他們描繪成一個個有血有肉的追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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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遠足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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