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一句「自力更生」,說破了中共政策的失敗與扭曲

習近平一句「自力更生」,說破了中共政策的失敗與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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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近日提出的「自力更生」論震驚世界,但比對過往中共政策發展路徑,這種說法更像是為了政治失誤找台階下,更反映出「形左實右」這種本質為資本主義的「中國夢」。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於黑龍江考察中國國企時指出,國際上先進技術、關鍵技術愈來愈難以獲得,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上升,逼着中國走自力更生的道路,習宣稱「這不是壞事,中國最終還是要靠自己。」在美中經貿大戰白熱化之際,舉世譁然。

先前,中國國務院也發表《關於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白皮書,內容雖然分成六大部分,多數輿論針對「中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國家」的定義感到矛盾與衝突。因為這與習近平在十九大所提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政治報告內容形成高度反差。深入觀察,「決勝」、「奪取」、「新時代」與「兩個一百」的語境,其實與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所提出的「鼓足幹進、力爭上游、建設多快好省少的社會主義」的口號互別苗頭。

如果說,「政治上強權與經濟弱者」向來是中共政權的行為慣性,民族主義更是中共領導人證成自身統治基礎與歷史地位的一把利刃,習近平的這番談話有其深刻的「行左實右」的性質,遠比毛澤東時期更有侵略意義。

自力更生是「一邊倒」政策失敗的台階

「自力更生、獨立自主」這句口號,對於熟悉中共對外政策的人來說,著實有著深刻的歷史記憶;因為這樣的語境,往往出現在毛澤東的革命年代,特別中國外交政策出現劇烈調整的關鍵階段。「外交是內政的延長」本是國際關係的基本認知,說的更透徹一點,就是反應一個國家的戰略佈局與現實權力的需要,中共自然也不例外。

中共建政之初,在「嚴密兩極」的國際體系以及國家利益考量,必須採取「一邊倒」的理性選擇與外交策略。對此,毛澤東也坦然表示:

「中國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革命勝利離不開蘇聯的援助,所以中國應站在蘇聯一方,與蘇聯站在同一戰線上,倒向蘇聯實現國家富強的發展模式,聯合全球所有民主的勢力;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就是倒向社會主義,絕無例外,沒有第三條道路」

北京的「一邊倒」政策,隨著毛澤東訪蘇、兩國在1950年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韓戰爆發、蘇聯給予中國各項經濟援助,並協助其實行「一五計畫」等一系列的政策與事件中達到最高峰。

然而,隨著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對史達林採取的嚴厲批判(毛澤東正逐步搞個人崇拜)、中蘇兩國對於短暫擁有的核子武器戰略優勢(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史波尼克號)的認知分歧、毛澤東推動大躍進人民公社等左傾社會運動引發莫斯科的不滿(解構蘇聯計畫經濟模式),兩國遂陷入意識形態的激烈爭鬥,「修正主義」與「教條主義」之爭成為主要表現形式。其後,1969年爆發的珍寶島事件也將彼此的衝突上升到準戰爭狀態,蘇聯甚至考慮聯合美國一舉摧毀中共在羅布泊的核子基地,這更讓北京倍感威脅。

面對中蘇決裂過程中,莫斯科片面撕毀雙方的軍事與經濟援助項目、撤回專家與技術人員、增強中國邊境駐軍與國防預算都嚴重損害北京自身的國家利益。為了進行外交政策上「兩條線」(與美帝、蘇帝劃清界線)與「革命外交」的調整,同時回應60年代亞拉非國家所盛行的「解殖/去依賴」的浪潮。

這些國家的政治菁英認為第三世界雖然獲得政治獨立,但是在資本主義全球化與世界體系下仍處於「經濟剝削」的狀態,為了爭取自身的經濟獨立地位,跳脫資本主義的全球生產分工鏈,推動具有經濟民族主義色彩的「進口替代」方案成為最佳方案。

在此背景下,「自力更生」之說自然成為中共「抗美拒蘇」的官方說法,一方面符合北京與兩強霸權進行「無產階級鬥爭」的道德高度,符合其所倡議的「不結盟運動」的性質:同時對內也符合毛澤東對內以「馬克斯主義中國化」為名推動的大躍進與文革的政治運動,在意識形態上具有高度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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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獨立自主是「一條線」政治失誤的遁辭

正當珍寶島事件衝突以及林彪叛逃事件前後發生後,中共70年代初期也意識到,「兩條線」與「革命輸出」的外交策略由於四面出擊不符合其國家利益與統戰策略,為了改變被動局面,北京已在台面下進行新的戰略調整。對於美國而言,由於莫斯科的政治與軍事擴張,也讓對堅信傳統現實主義的主政者深感「現狀正在失衡,運作權力平衡才能恢復秩序」,國家安全與戰略利益遂構成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初始條件。

在70年代乒乓外交的運作下,陸續促成基辛格與尼克遜的訪中,「上海公報」的簽訂,不僅標誌中共外交政策調整為「一條線」(對蘇聯劃清界線),同時也意味國際體系進入「戰略三角」的階段,即使美中對於全球局勢與台灣問題仍採「各說各話」的表述手法,中國仍對美國定調為霸權與帝國主義代表,其後也在1974年提出所謂「三個世界」理論進行統戰分化工作,聯合「次要/明天」敵人(美國)打擊「主要/今天」敵人,似乎符合中共的國家利益。

然而,美中關係的正常化卻沒有符合北京的戰略需要,甚至本末倒置威脅北京的核心利益。

首先,水門事件的爆發影響了兩國建交的時程,繼任總統福特正在與蘇聯進行「低盪」策略與限武談判,北京驚覺自己恐將成為美國與蘇聯交易的籌碼。其次,兩岸關係在卡特時期達到「斷交、廢約、撤軍」的三大目標,但是美國對於「一中原則」的模糊態度,以及國會隨即通過的「台灣關係法」都讓中南海的相對剝奪感油然而生。最關鍵的是,與美國建立的統一戰線絲毫沒有解除蘇聯對其造成的軍事威懾,中蘇三大障礙(中蘇、中蒙邊境駐軍、蘇聯入侵阿富汗撤軍、越南入侵柬埔寨)對北京而言著實是沈重的政經壓力,對於其所開展的改革開放是極不利的變數。

為了替中蘇關係解套,重新調整外交策略並定義美中關係實為鄧小平的當務之急。另一方面,蘇聯亦有其進行經濟改革的現實需要,猶如彼時的「乒乓外交」所提供的契機以及雙方的主客觀的需要,在中共推動禮葬外交(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安德洛彼夫與契爾年柯相繼過世,北京陸續中國分別派出黃華萬里李鵬率領的官方代表團與蘇方接觸)與蘇共善意回應下,中共在十二大的政治報告中由胡耀邦提出了「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的論述內容:

「中國決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決不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力,獨立自主就是不同任何大國結盟。」

「革命決不能輸出,它只能是各國人民自己選擇的結果。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始終堅持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

從文本內容中,可說明基於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中共不僅放棄了革命外交的傳統,也揚棄了一邊倒與一條線的結盟策略,隨著1989年戈巴契夫訪中,中蘇兩國終於恢復正常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獨立自主的外交雖有其中國特色與民族主義性質(建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十二大政治報告的主題),然而作為經濟後發展國家,中國重新為其加入經濟全球化的角色施以意識形態的重建工程,從否定到參與的路線轉變,應是「自力更生」路線在毛澤東與鄧小平時期的實踐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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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所謂「自力更生」,其實就是中國「形左實右」的新型態資本主義

與毛澤東大躍進人民公社或者改革開放初期的艱困年代相較,習近平掌權以來的中國已是客觀崛起的大國,對內經濟改革中已經歷「建立、完善,與深化」的三個階段(分別是十四屆三中、十六屆三中、十八屆三中的對於市場經濟訴求),更希冀在中國夢的集體意識與民族主義的動員下,在其所設定的「兩個一百」的時序中完成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

另一方面,不論是從國際關係「霸權轉移理論」或是「修昔底德陷阱」的隱喻,都說明美中關係正進入新的權力結構下的大國博奕關係,此一結構也與冷戰的兩極體系或是後冷戰初期的單極模式明顯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國已從昔日經濟全球化的「剝削者」、「參與者」,成為現階段的「最大受益人」,這意味北京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位置也從「壓迫的邊陲」逐漸走向「宰制與分配的核心」。這可從下數據得到鮮明的驗證:

中國海關12日公布2017年全年進出口統計,2017年中國整體貿易順差為2.87兆,增幅收窄至14.2%。對美貿易順差1.87兆人民幣,貿易順差擴大13%,創下歷史新高。

中美關係從1972年開始恢復,當時雙邊貿易額只有1,288萬美元,到了1988年增加至82.6億美元,1998年則接近900億美元,2008年躍升為3,337.4億美元,去年2017年,中美雙邊貿易規模達到5,836億美元。目前,中國是美國第一大貿易夥伴、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而美國則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五大進口來源地。

換言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本質上就是一種新型態的資本主義內涵。這個政治經濟生產系統,乃以黨國的政治權威與鎮壓性的國家機器作為運作主軸,在全球生產要素轉移之際,結合了各地剩餘資本與自身的勞動優勢以其作為製造基地,透過威權的效率與資源的集中分配,對內進行內部殖民與利益分配,對外則建構有別於傳統重商主義/自由主義的經濟擴張模式,這樣的「先進」的經濟基礎同時輔以相適應的「中國夢/民族主義」的上層建築,成為過去馬克思描述的「一個完整且嶄新的歷史現象」。

過去西方學界將這種崛起模式冠以「北京共識」、「新朝貢體系」或「新殖民主義」等名稱,但對習近平而言,一句輕描淡寫的「自力更生」的語境已經含括了「形左實右」的扭曲發展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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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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