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版「戊戌政變」:八年拉倒四總理,凌駕民意的黨魁選舉

澳洲版「戊戌政變」:八年拉倒四總理,凌駕民意的黨魁選舉
Photo Credit: AP IMAGE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2010年吉拉德政變是澳洲政治的分水嶺,也是民眾對政府失去信心的轉捩點,如同開啟潘朵拉之盒,讓「政變」成為澳洲政壇揮之不去的陰影。

今(2018)年七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黨媒《人民日報》上消失數日,連出訪中東非洲的行程都非常低調,讓外界盛傳北京發生了「戊戌政變」,習近平遭到推翻。但中國資訊不夠透明,縱使習近平在新聞已恢復日常版面,外界還是難以判斷政變是真是假。

不過,遠在南半球澳洲,8月24日就真實上演一場血淋淋的政變。時任澳洲總理的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遭到黨內同志發起信任投票,最終輸給財政部長莫里森(Scott Morrison),交出沒坐滿三年的總理大位。

澳洲政壇近十年來動盪不安,包括特恩布爾在內,已有四任總理都是任期未完成就被黨內拉下台,讓澳洲首都坎培拉被西方媒體譏為「政變之都」。這場民主國度的天大笑話,為何會成為澳洲政治的常態?這一切就要回到2010年6月23日的午夜。

睡一覺起來,總理就不是陸克文了

近幾任澳洲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應該是最為特別的一個,不但1979來過台灣學中文,還幫助在野11年的澳洲工黨重新執政,在2007年大選擊敗有「政治不倒翁」之稱的自由黨籍總理霍華德(John Howard)。

陸克文上台後快速進行具意義的政治動作,包括簽署懸宕多年的《京都議定書》、向澳洲原住民「被偷走的一代」道歉等,這些都是霍華德任內飽受批評卻毫無進展的政治議題,讓陸克文民調居高不下。

然而看似一帆風順的陸克文,執政第三年時卻出現了危機。2010年,陸克文在沒有與工礦業者妥善溝通的狀況下,宣布將針對礦業公司徵收新的稅目,隨即引發核心支持者工人階級的抗議,許多工黨金主也對陸克文大表不滿。而這一場抗議,成為陸克文政權的晚安曲。

6月23日深夜,副總理吉拉德(Julia Gillard)得到工會、金主與黨內同志的支持,宣布發起黨魁信任投票,挑戰陸克文。

陸克文雖然第一時間接受挑戰,但黨內議員樹倒猢猻散,陸克文大勢已去,隔天一早宣布放棄競選,直接讓賢。陸克文這一讓,如同開啟潘朵拉之盒,讓「政變」成為澳洲政壇揮之不去的陰影。

在吉拉德政變之前,澳洲近代政治史上,透過政變把現任總理拉下台的例子僅有兩次,一次是1971年自由黨的戈頓(John Gorton),另一次是1991年工黨的霍克(Bob Hawke)。陸克文下台後,政變成為換總理的常見手段,包括2013年陸克文對吉拉德上演「王子復仇記」、2015年自由黨特恩布爾取代艾伯特(Tony Abbott),以及此次莫里森扳倒特恩布爾。澳洲短短八年內就發生三次政變,原因或許跟澳洲政黨黨魁選舉太容易,以及選民的「高投票率」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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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潘朵拉之盒、形成澳洲政治分水嶺的吉拉德|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凌駕民意的黨團會議,國會議員說了算

如前所述,吉拉德把陸克文拉下台僅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原因出在黨魁選舉門檻太低,只要國會議員關起門來開黨團會議,就可以決定由誰勝出。澳洲主要政黨選舉新任黨魁的方式幾乎一致,僅有黨籍國會兩院議員有投票權,只要有人發起,就可在黨團會議時進行信任投票。

澳洲國會參、眾兩院議員總共226席,相對來說規模不大,因此政變者容易掌握足夠票數扳倒黨魁。兩大黨國會議員通常分別為100人左右,就代表黨魁當選門檻僅僅數十票,這幾十人就能凌駕全澳洲的民意。

同樣採行內閣制,英國政黨的黨魁選舉門檻就比澳洲高出許多,保守黨黨魁若有兩人以上表態參選,會先由國會議員淘汰投票至僅剩兩人對決,再交由全黨黨員決選;英國工黨則是不管幾人參選,直接交由黨員直選。

由此可知,澳洲自由黨或工黨的黨魁選舉相當容易,也因此身為「被害人兼加害人」的陸克文,2013年六月對吉拉德發動政變後,就在七月主導黨魁選制改革,讓一般黨員也有投票權。最終拍板的方案,是黨團會議與黨員直選各佔50%比重,綜合計算後最高票者當選。同年九月,工黨在國會大選落敗,陸克文辭去黨魁,十月舉行的黨魁選舉首度採用新選制,由前教育部長索頓(Bill Shorten)勝出,領導工黨至今邁入第五年。

澳洲各黨黨魁任期長短不一,在1960年代平均任期長達10年,1980年下降至四年,2000年至2012年僅2.4年。索頓能擔任工黨黨魁將近五年,已是2001年比茲利(Kim Beazley)以來的最長紀錄,由此可知在改變黨魁選舉門檻後,有助於黨務人事的穩定,因為增加了黨員選舉的不確定性,意圖政變者的勝算難料,也就不敢輕易發動投票。

總理說換就換,政客為何敢如此明目張膽?

2010年吉拉德政變是澳洲政治的分水嶺,也是民眾對政府失去信心的轉捩點,此後政府信任度逐年下滑。國會議員之所以能不顧民眾觀感搞鬥爭,還得從澳洲選制很特別的「強制投票」來分析。

澳洲不像其他民主國家,投票不僅是一種權利,更是強制規定的義務,若沒有特殊原因而缺席投票就會被處以罰款。在投票率動輒有九成以上的情況下,國會議員幾乎都可在自身政黨的強勢選區連任;因為不必擔心支持者失去熱忱而不投票,導致澳洲國會議員越來越有恃無恐。

以近幾任政變上台的總理來說,陸克文從1998年就開始擔任該選區議員,吉拉德的選區自1969年之後工黨就再也沒輸過,特恩布爾的選區更是從來沒有工黨的勝選紀錄,莫里森的選區上一次由工黨勝選也是1972年的事。由此可見,這些敢發起挑戰的「政變者」,幾乎不會面臨落選的壓力。

另一方面,澳洲經濟自1991年以來持續正向成長,即便是美國次貸風暴和歐債危機,澳洲受到的影響都不大,靠著原物料出口、人口成長帶來的住房需求,澳洲GDP始終維持正成長。由於整體經濟環境還算穩定,澳洲在缺乏外在不安因素之下,反而讓政客能專心在內部政治鬥爭。

此次發生政變的自由黨,黨魁選舉仍然是黨團會議的小圈圈遊戲,政變者可以輕易發動,又不會面臨國會選區的落選壓力,種種惡性循環讓政變成為澳洲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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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澳洲總理陸克文|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兩顆都是爛蘋果,選民還是得含淚吞下

澳洲除了投票的強制性,選票圈選方式也是非常與眾不同的「排序複選制」,選民依喜好填上候選人順位,得票最低者的選票會被重新分配,直到有單一候選人過半為止。

此制雖然讓選票不會被浪費,卻也助長兩黨政治的僵化,小黨幾乎不可能取得最高票,選票只能被分配給大黨候選人。但從吉拉德政變的2010年開始,澳洲選舉開始出現一些變化。

以往在選票尚未分配前,自由黨、工黨兩大黨的選票總和可以佔總票數近八成,但2010年開始不到七成,至2016年大選僅剩63.4%。此外,還有一個數據頗值得玩味,就是近幾屆大選的廢票比例特別高,澳洲史上最高廢票比例6.78%出現在1984年大選,但2010年至2016年卻史無前例連續三屆大選廢票比例超過5%。

由此可知,澳洲選民近三屆選舉,不是把心中的首選改投小黨,就是乾脆投下廢票,顯示對兩黨權鬥的厭惡,但礙於選制又必須出席投票,只能做出如此無聲的抗議。

澳洲近四屆大選得票(2007-2016)
澳洲近四屆大選自由黨、工黨兩大黨得票情形,廢票比例已連續三屆超過5%,且兩大黨得票總和越來越少|Photo credit:羅元祺自製
總理都是二流人才?最悲哀的還是澳洲人民

澳洲學者霍恩(Donald Horne)在1964年出版一本書《幸運之國:60年代的澳洲》(The Lucky Country : Australia in the sixties),裡面談到澳洲很幸運的其中一點是「由二流人才領導」。姑且不論是否為反諷,但如今澳洲人恐怕會對這個評價感到相當中肯。

雖然人才二流與否屬於主觀評價,並沒有一個評斷依據,但有一件事情可以體現澳洲政府的最大問題,也是政變不斷的另一項主因:毫無延續性的氣候政策。

陸克文前任的總理霍華德,由於右派政治立場,所以對《京都議定書》的態度一直都相當抗拒,這點也是他會輸給陸克文的原因之一。當時澳洲乾旱問題已日益嚴重,全國實施程度不一的限水措施,這是人民最直接有感的民生限制,等於是直接讓氣候狀況變成霍華德的政治問題。

陸克文上台後,為了達成氣候政策目標對礦業公司徵稅,卻成為他下台的導火線;此次下台的特恩布爾,身為自由黨內的自由派,對氣候變遷的立場與工黨較為接近,2009年他正是因為支持工黨的減碳政策而被趕下黨魁之位。此次特恩布爾再度因減碳政策而面對黨內保守派壓力,甚至宣布暫緩減碳目標後還是難逃政變命運,狼狽下台。

新上任的總理莫里森,不但將能源與氣候部一分為二,還找來一向反對再生能源的泰勒(Angus Tylor)擔任能源部長,更任命與採礦業者關係緊密的普萊絲(Melissa Price)當氣候部長。

根據2015年的統計,澳洲人均碳排放高達18.6噸,位居世界第四,為了達成《巴黎氣候協定》的減碳目標,並促成再生能源的能源轉型,才會讓氣候問題成為近幾屆澳洲政府的燙手山芋,因為這直接影響到高汙染的傳統礦業利益,而這些產業正是澳洲的經濟命脈之一,與兩黨的利害關係自然相當錯綜複雜。

總而言之,從選舉制度、政黨運作到氣候政策,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形成獨一無二的澳洲式民主,奠定坎培拉的「政變之都」地位,這次澳洲版的「戊戌政變」只不過是常態的展現。澳洲在明(2019)年也將迎來三年一度的大選,但未來把莫里森從總理大位上拉下來的是選舉還是政變,還很難說。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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