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主義的東亞弔詭——稻米文化助長靈活自我

個人主義的東亞弔詭——稻米文化助長靈活自我
Photo Credit: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事實上,所有農業都助長靈活自我。但適用於整個農業的道理,在種稻一事上更為真切,因為稻子長在水田裡。

文:任璧蓮(Gish Jen)

亞洲弔詭

或許是,也或許不是。因為抗拒個人主義的,不只美國的印第安人、海軍陸戰隊員、中西部居民:東亞人亦然。誠如在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教授湯瑪斯.塔爾海姆所製的圖表裡所會看到的,國家的確隨著更加富裕而更加深個人主義。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如今高出歐盟許多國家,但我們卻發現一個「東亞弔詭」。

沒錯,東亞諸國已變得較個人主義,在某些情況裡,個人主義程度更是大增。例如,作家戴博拉.法洛斯(Deborah Fallows)描述了她在中國上漢語課的一個情景。當時,老師問學生相信什麼,輪到法洛斯回答時,她反問台上的年輕老師相信什麼。結果,老師以有力語氣回答「我信我自己」,這可是幾十年前在中國沒人會說的話。而在其著作《野心年代》( Age of Ambition)中,作家埃文.奧斯諾斯(Evan Osnos)詳述了1978年市場改革後中國人的創業精神重新爆發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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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Talhelm提供|Photo Credit: 遠流出版

不過,有時,巨核自我的目標,卻是透過明顯靈活自我的方式來達成,一如上面那張圖表裡的不規則四邊形所表明的,在東亞,互賴性並未消失。這不是過去的那種互賴。以日本為例,如果你以為日本是個自古以來始終講究顧全大我、犧牲自己的國度,是一種充斥著溫順的藝妓與絕對服從命令的神風特攻隊員的主題樂園,那就大錯特錯。不妨看看興建成田機場一事所引發的龐大抗爭:

農民和好戰分子建造堡壘、高塔、地堡和地道,以阻止土地清理、房屋夷平、墓地清除、道路和設施建造。主要的暴力活動,在1978年最後一場大規模對抗後結束。就在第一階段的機場設施即將啟用時,好戰分子衝進控制塔台,切斷主要纜線,搗毀值錢的電子設備。

日本的離婚率(個人主義指標之一)自1960年以來已增加了兩倍,如今因為結婚人數變少,成長率才變緩。如今甚至有些日本人說,若要在參加重要的商務會議和探望垂死的父母間擇一,他們會選擇前者。

但在此同時,無條件的愛父母、夫妻關係、社會和諧仍然受看重。根據科廷大學(Curtin University)心理學家濱村武(Takeshi Hamamura)2012年所做的調查,社會義務受看重的程度提高;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則降低。此外,就年輕人來說,比以往更重靈活自我那種苦學苦幹的精神,而在某些個人主義測試裡,日本人的回覆呈現很有趣的複雜面貌。

送筆調查

以「送筆調查」這項權威性研究為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心理學家金熙貞,按照這項簡單實驗的最早作法,在舊金山機場請人回答一份問卷。填完問卷後,即送一枝筆作為謝禮,並拿出一組筆給對方挑選。這組筆包括四枝橘色筆和一枝綠色筆。填卷者的選擇,明顯反映出文化的差異:具有個人主義背景者一般選擇獨一無二的那枝筆,而具有互賴背景者一般選擇較普通的筆;即使把顏色調換,變成四枝綠筆、一枝橘筆,亦然。

在此應可指出一點,即在這項調查裡,一如在我們會談到的所有調查裡,並非所有美國人都可歸類為個人主義者。例如,誠如美國西北大學凱洛管理學院(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心理學家妮可.史蒂芬斯Nicole Stephens)所證實的,中產階級美國人往往偏愛獨一無二的筆,勞動階級美國人(較互賴的群體)往往偏愛較普通的筆。

但同樣耐人尋味的,北海道大學心理學家山岸俊男(Toshio Yamagishi)和其同事,在作法大同小異的此類實驗中請日本受測者挑筆,結果他們也挑顏色居多的那類筆,除非他們知道自己是最後挑筆的人。如果他們知道別人不會因為他們挑了那枝特殊的筆而無緣得到該筆,他們挑選該筆的機率就和美國人一樣高。

換句話說,他們的個人主義是某種條件性的或顧及他人的個人主義。他們的確看重與眾不同,但那不是他們唯一看重的事。但如果告知受測者挑了那枝獨一無二的筆之後,別人就沒機會得到該筆,美國人也會挑顏色居多的那類筆。他們預設的假設,乃是他們不必顧慮到他人。心理學家米娜.席勉(Mina Shimian)、朴熙珍(Heejung Park)、派翠西亞.格林費爾德(Patricia Greenfield)也已發現,許多日本母親還繼續與幼兒睡在一塊(而非讓孩子睡在另一個房間),即使這與現代生活相牴觸亦然。

稻米文化的影響

這些矛盾是怎麼一回事?這個特別頑強的亞洲靈活自我來自何處?由我們對某些促成個人主義的因素所做的概述可看出,這沒有答案。但有個線索存在於塔爾海姆的著作裡,該著作闡明一如貿易和打獵會助長巨核自我,某些作物(尤其是稻米)的種植也助長靈活自我。

事實上,所有農業都助長靈活自我。但適用於整個農業的道理,在種稻一事上更為真切,因為稻子長在水田裡。凡是遊歷過亞洲的人都見過稻農彎身在田裡工作的情景,他們似乎一直彎著身。那是因為稻田,一如所有田地,需要犁地、除草、施肥,然後才能插秧。稻子成熟後,也一如許多作物,必須收割、乾燥、打穀。但種稻還需要靠人工將秧苗一個個從秧田移植到水稻田裡,而為了讓田裡的水平均分布,水稻田必須保持水平,於是而有費心整治出的梯田。梯田的整地工程很費工夫,因為整個稻田的水位高低差不能超過五公分。此外,梯田往往經過精心設計,以使打入最上層稻田的水,會在精心設計的控制閘協助下,流入下方每一階稻田,並在注滿到正確水位後溢出,流入下一階稻田。

建造和維護這一切所需的勞動力高得驚人。至於如今仍明顯可見的亞洲工作倫理,是否與文化對種稻所需之高度強調勞動有關係,答案是「沒錯」。順應客觀環境來工作的互賴傾向,即不對抗地形,而是觀察、塑造、調整客觀環境,以使灌溉水依照其應有的方式自然流動,這也與此有關。事實上,由於種稻非常費工,整個種稻華南區的互賴性,比種小麥華北區要高出不少——小麥這種作物可由一家人或個人種植。誠如圖表中所見,來自隔著長江相望的邊界縣的人,其感知測試成績會因所屬縣分種稻或種小麥而有很大不同。由這張圖表也可看出,大體來講種稻與整體觀照有很強的關聯性,而且誠如圓圈的大小所示,離婚是個人主義指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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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Talhelm提供|Photo Credit: 遠流出版

在現今可見於中國各地的星巴克咖啡店裡,也可看到種稻與互賴性兩者的密切關聯。在某份調查中,塔爾海姆在數家店裡把某些椅子擺成幾乎擋住走道。誠如在照片裡所見,椅子擺成這樣頗叫人困擾,但他發現在華南廣州市裡,只有3%的中國顧客把椅子搬開以便通行。而叫人有點驚訝的,香港人也傾向於不移動這些椅子。曾受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人長期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兩者的個人主義化影響,卻只有4%的香港人搬開椅子。同樣耐人尋味的,在迅速現代化的上海,不到2%的顧客這麼做。反之,在北京這個屬於種麥文化圈的北方城市,卻有整整兩成的顧客搬開椅子,其中某些人這麼做時的姿態還頗為咄咄逼人。

這意味著華南人消極被動嗎?不。但身為整體觀照者,他們往往不把焦點擺在面前的東西(椅子)上,而是擺在如同水稻田的咖啡店這個整個場所上。此外,他們似乎自認為有點像水。要克服的難題是如何順應地形來行事——如何走到櫃台,然後從那裡,拿著咖啡,離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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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Talhelm提供|Photo Credit: 遠流出版
湯瑪斯・塔爾海姆在中國某家星巴克店裡擺放椅子以測試顧客行為。
互賴性在其他地方持續存在

互賴性的持續存在,還有別的原因?沒錯。除了亞洲,還持續存在於別的地方?答對了。

以法國為例,一如許多擁有天主教傳統的國家,其互賴程度即使不如大部分亞洲國家那麼高,往往仍比美國還高。於是,我們發現只有0.5%的法國學童被診斷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而有超過九%的美國學童被「發現」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這是因為美國精神科醫生把這些症狀視為孩童的酪梨大核所致,而法國的精神科醫生則往往把同樣的症狀視為孩童所處環境所致。也就是說:

在美國,兒童精神科醫生認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是肇因於生物性因素的生物性疾病,他們偏愛的治療方法,是施用中樞神精興奮劑,也就是生物性療法。另一方面,法國的兒童精神科醫生……偏愛尋找造成兒童不適的潛在原因——不在兒童的腦子裡,而在兒童所處的社會環境裡。然後他們選擇用精神治療法或家庭諮商治療潛在的社會環境問題。

人權

互賴性的持續存在,不只造成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治療方式差異,還造成人權觀方面的差異。我們所認定重要的酪梨核或環境往往成為某症狀的「起因」和因此需要治療的東西,也往往成為我們希望其可以自由發展的東西。

例如,中國政府認為讓其「大草原」(即其經濟和社會)不受約束的盡情發展才是緊要,從而認為人民享有溫飽生活的集體權利,才是他們的「人權」。這不是今日才有的看法。事實上,誠如哈佛漢學家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所闡明的,這個看法源於孟子。因此,照中國自己的看法,政府逮捕異議人士或鎮壓民眾抗議並未侵犯人權,反倒是在維護人權,使其不受自我中心的個人損害——而且這麼做時往往出以非常靈活自我的作風。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家李靜君(Ching Kwan Lee),耐人尋味的描述了中國政府官員對付鎖定汙染或勞資或土地爭議之類非關政治之問題的抗議者時,如何祭出不只涉及抗議者本人、還涉及他們家人的「冗長討論」,且試圖教他們認識他們的「權利」。這些權利不是不可分割、天經地義的個人權利,而是政府給予的權利(這些作為讓人想起毛澤東時代所謂的「做群眾工作」),因此官員好心解釋:「如果照規則辦事,不拘泥於法條,你能享有一些實用的權利。」他們也努力拉攏抗議人士,「有時賄賂他們或吸收他們當日後的線民」,同時他們也努力「維持某種程度的不穩定,因為只有存在抗議人士,他們才能更上層樓,要求更大筆經費或順理成章升官。於是,官員在抗議人士協助下仕途得意」。

簡而言之,這「不是讓雙方陷入明顯水火不容、『支配抵抗』模式的零合遊戲」,反倒是類似大草原的靈活體系,有許多錯綜複雜互動和模糊的界線。

反之,美國人認為讓個人的酪梨核不受約束的發展、表達自我看法、決定自身命運,才是真正要緊的事,於是認為言論自由是人權,遷徙自由、集會自由等多種自由亦然。進一步認為這些個人權利至高無上,即使它們侵犯了政府所認為符合公益的事物時亦然。至於如何保護這些權利?則需採取強有力、毫不含糊、堅持對抗到底的立場。

相關書摘 東西文化差異新論:北海道人的行為比其他日本人更像美國人?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在行李提領處等候的女孩:東西文化差異新論》,遠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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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璧蓮(Gish Jen)
譯者:黃中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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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遠流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羅元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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